中国传统书院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来源：UC论文网2016-05-16 16:33
摘要：
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书院文化，主要体现为德 育优先的教育理念、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独立自主的培养模式、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等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它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书院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和先进的教育模式被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广为移植和仿建。1901年清政府颁布“书院改制诏”，书院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书院改制不仅使传统书院在制度层面消失，而且使书院千余年积累的优良传统几乎完全丧失，尤其是传统书院自身演进为现代大学的路径被切断。胡适曾痛惜书院之废，认为这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然而，书院制度的终结绝不意味着书院文化的消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推进，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对传统书院文化进行研究与借鉴，对探索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书院的德育优先理念及启示
中国古代儒家历来重视道德品质的教育。因此，书院文化的鲜明特点即是德育优先的教育理念。早在南宋时期，书院大师们就注重生徒的品德教育。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认为：“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迁于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处之不尽其道，以至于伤恩害义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为忧而为之学以教之也。”（张栻《南轩集》卷15)为了防止“天理不明”，张栻主张必须通过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而理学大儒朱熹更是明确提出“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教育宗旨，主张“兴德业”，将伦常礼教转化为个体道德的思想品质。朱熹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显然，很早以来，书院就将道德教育置于书院教育的首位；“将教学与道德完善、品性修养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书院教育家们把“德育为先”视为书院文化和书院教育的灵魂，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书院将“德育为先”的理念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尤其注重德育培养的实践性。首先，集中体现在书院学规上。例如，清康熙间，徽州府《紫阳书院规约》中有六个部分，均是对学生德育的要求，包括：敦伦之学、择善之方、执礼之本、存诚之功、寡过之法、崇俭之效；强调学生在院学习，首重“明人伦”，“志学君子，欲治人而先自治者，宜何如其皇皇也！”《友教书院规条》第一条即指出“士人当志在圣贤，力求仁义，上通性命，内治身心。疏水可甘，媪袍何耻？定不忮不求之念，坚不处不去之守”。其次，书院的祭祀仪式也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院研究者都将“祭祀”作为书院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例如，盛朗西将祭祀视作书院的“三大事业”之一;章柳泉也认为书院的特点之一是“祀先贤”。祭祀过程是文化符号的交流过程。通过祭祀活动，先圣先贤与书院参祭者实现了精神上的对接。学生就会身临其境地领受先贤先师的生平业绩、思想品格以及为学为人、修身处世等方面的道德教育。然而，随着书院改学堂的完成，书院中的祭祀文化随之消失。应该说，书院祭祀文化中注重个体道德品质、社会责任和学术传承等内容的传播的示范作用，对于现代高等教育的道德伦理建构仍具借鉴意义。
传统书院文化中“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是古人教育智慧和人文精神的体现。尽管传统书院的德育与现代高等教育中要求的德育受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需求不同，但是传统书院和现代高校都是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两者具有较强的互通性。只要坚持批判地吸收，古为今用，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传统书院德育方法中的有益经验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德育工作服务。
二、书院的学术自由精神及启示
书院文化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倡导学术自由和质疑辩论。朱熹就告诫学生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清代一些书院还将读书与质疑的情况进行考核管理。例如，袁昶《中江讲院现设经谊、治事两斋章程》记载：芜湖中江书院发给学生每人一本日记簿，记录每日行事和读书情况，其中读书心得和疑问都要及时记录，并且呈山长批改。
书院文化中包含的学术自由精神主要是通过“讲会”（或称“会讲”）这一形式来体现。“讲会”就是不同学派就各自的学派思想和学术观点展开辩论，充分反映了书院百家争鸣与兼收并蓄的自由氛围。书院讲会自南宋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鹅湖寺主持了著名的“鹅湖之会”，两位书院大师朱熹和陆九渊展开了激烈辩论。书院讲学也是自由讲学。“书院讲学是自由讲学，超出于政治法令影响之外，实可说是先秦诸子讲学之风。故其精神不在学校与考试。”明清两朝将程朱理学奉为儒学正宗，但是，在朱子故乡，我们也可以发现书院的讲坛上不仅仅传播朱子学说。与朱熹学术观点相对立的王阳明学派也被邀请至徽州各大书院举办规模盛大的讲会，每会会期十天，听众有时多达千余人。正是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当时的徽州人思想特别活跃。这也是明清以来，徽州学术大师频出的一个因素。
书院讲会加强了各个学派之间的往来交流，促进了不同学术思想的传播，对于学术创新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的三大学术高峰，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都与书院讲会密切相关。引领这些学术潮流的学者均主要通过书院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可以说，宋代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涌现出的理学思潮、心学思潮、汉学思潮和实学思潮等，无不与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虽然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书院文化中积极倡导的学术自由和思考质疑的独立自由精神对现代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书院的自主培养模式及启示
书院是有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书院文化中倡导自主创新的培养模式，而不是重复传授传统经学，不是埋首于科举应试的旧模式。这种自主创新的培养模式，首先体现在书院大师们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是强调学生自学读书。书院有丰富的藏书，还配有相应的图书管理制度，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基本保障。
书院大师都是其学派学说的积极研究者，又将其学术研究融人书院的授课育人之中。胡适指出：“真正的学问研究所，却在书院。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讲坛上所教所授的都是书院大师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最终落脚点还是服务于人才培养。书院的教学内容正是教师们的学术成果，而这些成果也正是通过讲学辩难才得以成熟完善。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必须把教学和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又能摸索到治学的路径，从而很快走上研究道路。正是因为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书院教育同时也承担起学术传承和传播的功能。书院教学中特别注重学生自修和自动研究。朱熹就曾经对学生说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书院教师只是“引路人”，老师的讲课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经，而是就某一个观点进行阐述，是指点性和纲领性的讲授。章太炎曾批判学校教育中教师只管大班讲授，过求速悟，不讲虚心切己体察穷究，而非因材施教，“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实为糟蹋人才。胡适谈及“书院精神”三个方面时，尤其强调“书院之真正精神唯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
现代高等教育能够给予学生的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气质，而目前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大多奉行“教师中心论”，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绝大多数高校仍是教师“一言堂”，学生接受同质化的教学模式，其内在需要及个体差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须探索一种新型的从学生自身需要出发、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充分发挥学生独立自主精神的高校教育模式。
四、书院的互动师生关系及启示
书院中师生朝夕相处，切磋砥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深厚。其情谊来源于在书院管理和学术交流中师生能够平等对话、质疑和论辩。此外，传统书院大多是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并非一味地追逐科举之利。朱熹曾抨击过宋代官学中师生的冷漠疏远关系。他认为根源在于官学实为科举附庸，“但为声利之场”，未有“德行道艺之实”，故而师生相视也漠然形同路人。
虽然官学化和科举化给书院的发展确实带来了制约和阻碍，导致书院中出现“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白而不肯去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一百）的“职业学生”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书院中还是少见。也正是因为科举考试有其弊端，导致不能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和品德高尚之士，书院便承担了“广学校之不及”的责任，发挥了“人才培养”的功能。所以，传统书院虽不能给学生授予什么“功名”、“出身”，而师生之间就学问相互切磋、平等互动，却形成了诲人不倦、融洽和谐的超功利的师生关系。书院中情谊深笃的师生关系留传下不少佳话。例如，据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记载，朴学大师凌廷堪去世后，其学生张其锦“徒步至歙，访君遗书，不得。又北走海州，于败簏中，捃拾残稿，假居僧寺，辑录以归。”学生们不仅不负师承，而且将老师的学术研究整理发扬，成为学术上尊师的范例，同时也反映出师生间浓厚的情谊。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高等教育趋向大众化，而扩招后的事实是学生和老师见面的次数少了，特别是一些知名教授更少见到。高校师生关系日益淡化，师生交流趋于表面化。梁启超曾概括近世教育之弊端，“其学业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4]。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所呈现的师生关系正如此，根本无法像书院教师那样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养成，无法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业指导，使得教师“育人”职能日益退化。高校教师首先是教育者，其自身的人文关怀必然会严重影响学生的道德修养，会在处世精神、社会责任感和为学科研等方面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领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书院大师们的平等互动的教育方法和真切关心学生的教育情怀，对现代高校教师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以前，书院堪称中国古代的大学，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儒学人才。然而，由于书院自身的积弊和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传统书院没有像欧洲中世纪大学一样，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遭到了强行废弃。由于书院改制自身所带有的政治性和功利性目的过强，为后世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书院’’一词成为了历史名词，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几乎荡然无存，正如著名书院史专家邓洪波所言“改书院变为了毁书院”。笔者认为，晚清政府书院改制的决定过于仓促，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废科兴学，盲目地效仿西方近代教育体制，以至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中出现诸多问题。欧美等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社会转型进行中或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启动。书院改制的负面影响大于积极作用，尤其是千余年来书院中蕴涵和积累的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没有得到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书院文化中蕴含诸多可以为现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在当今全球化、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寻求精神家园，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
张晓婧 (安徽财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安徽蚌埠233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