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从台湾问题的现状出发，分析福田内阁的对华“协调外交”轨道及其国内外政治环境，认为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的机遇期不但相对稳定，而且可能延续至“后福田政权”。今后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趋向多元化、复杂化，给中日、中美关系及中日美三边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美日两国政府以及日台非官方名义下的防务合作，形成破坏台海稳定的潜在危机因素。实现多方合作共赢的目标，需要各国朝野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台湾问题中日关系日本台湾帮导弹防御系统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多处于相对恶化状态。小泉执政五年间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取得“长足的进步”，陈水扁称其为“30年来的最好阶段”。日本除对台湾旅客实行免签证、双方互相承认驾驶执照外，以“私人”名义访台的政府官员也升级到副大臣。例如，2006年8月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宫腰光宽访台与陈水扁等会谈；台湾“陆军司令”胡镇埔借口赴日“观光”参观陆上自卫队的实战演习。2004年日美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2006年9月，日本政府允许陈水扁乘坐的专机飞越其“空中管制区”参加“台湾与太平洋友好国峰会”。台湾问题曾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跌入谷底的重要原因。安倍执政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两国政府正在为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努力。2007年5月，日美欧共同反对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安倍口头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体现改善政治互信的诚意；2007年12月，福田康夫首相访华，为台湾问题确立新坐标――不支持台湾“入联公投”，进一步扩大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与福田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进入共同努力扩大全面互利合作的新时期。然而，就在中日首脑签署历史性的第四个政治文件的两天前，日本却在台北签署了联合调查航空事故、共享相关航空安全知识的《亚东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交流协会航空安全协议书》，首次以这种方式传递出同步提升日台非官方关系的政治信息。

　　3月2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尘埃落定，意味着反“急独”的国际协调局面的终结。如果将美日在台海问题上的进步视为下一步改善中日关系的阶梯，认为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会更加有利于两岸统一，那是对美日官方立场的误判。日本的外交军事战略和国内政局、日美军事同盟、美日及台湾地区执政党的更迭、相关国家对华政策取向的变化等等，都对台湾问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拟在梳理影响台湾问题的诸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稳定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潜在的危机因素。

　　一对“价值观外交”与“协调外交”的分析

　　比较安倍与福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可见日本近年来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外交轨道，即安倍的“价值观外交”轨道与福田的“协调外交”轨道。2006年9月安倍执政后，在“日本外交的三个支柱”――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诸国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之外，增加了名曰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的“第四个支柱”――“价值观外交”，在防务领域构建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创设日美澳、日美澳印等“安全战略对话框架”，将军事战略的触角伸向南亚和欧洲；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以健全国家安全战略决策的中枢机构；通过《国民投票法》解决修宪程序的立法问题；成立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恳谈会”，探讨打破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区。与此同时，为了改善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安倍还实施了军事遏制框架与开展以节能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并举的对华政策，通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等活动化解历史隔阂，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2007年9月福田执政后，提出了“加强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共鸣”的口号，修正“价值观外交”，继续加强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中日和韩日关系得到了较大改善。福田首相设立色彩温和的咨询机构“外交政策学习会”，积极推进中日高层经济战略对话、共同历史研究、防务交流等活动，特别是通过访华等活动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形成较多地反映保守主义稳健派主张的“协调外交”轨道。福田内阁把外交重点放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有利于中日共同营造改善台湾问题的外部环境，对我国不失为难得的机遇。

　　笔者认为，未来五至十年日本对华外交将在“价值观外交”轨道与“协调外交”轨道之间摇摆。旨在建立政治和军事大国体制，推行以遏制中国为主、兼顾互利合作的“价值观外交”轨道，与政治大国地位优先、对华竞争与合作并举的“协调外交”轨道之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对立与竞争。两条轨道的目标部分重叠，如共同维护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安全框架，在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上基本一致等。而主要区别则集中在是否积极推行外向型的军事战略，在“中国军事威胁”的借口下确立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及其具体途径上，二者主要在建立“共有价值观”的安全合作框架，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方面相悖。对中日关系而言，推行在战略上对抗和遏制中国为主的“价值观外交”，还是以协调合作为主的对华外交，是两条轨道的主要差别。

　　两条外交轨道在自民党内各有支持团体。“价值观外交”的主要支持者为2007年12月正式开始活动的跨派系团体“真保守政策研究会”，前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担任该会会长，该会共集结众参两院59名议员，最高顾问为超党派亲台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平沼赳夫，前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担任议长。加入该团体的新老保守主义政治家，多在中日历史、东海争议等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其中不乏曾经支持麻生与福田竞争自民党总裁者。中川甚至撰文批判福田访华，指责政治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危险性”。不难预测，如果让以其为代表的自民党极右势力得势，日本必然重返“价值观外交”轨道。另一方面，2008年5月13日原宫泽派系(宏池会)的古贺、谷垣两派正式合并，组成共有61位国会议员的新古贺派。该派作为自民党内第三大派系是支持或延续“协调外交”轨道的有生力量。上述政治力量集结的动向预示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势――两条轨道都不会因创建者下台而改变，因此，改善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的机遇期并不完全取决于福田或福田改造内阁的存续时间，而是取决于“协调外交”轨道的延续。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是否会使“协调外交”夭折？可以从日本政局及其外部环境进行剖析。首先分析日本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后，意欲将自民党逼入困境解散众议院，然后通过大选夺取政权，结果导致福田执政初期国会瘫痪一个多月。福田低姿态谋协调，与小泽一郎两次举行党首会谈，最终在128天的会期内通过了26项法案，比2006年秋季国会多出1项，显现出资深内阁的执政实力。与此同时，前任内阁遗失养老金记录、自民党倚仗众议院议席优势通过参议院否决的《新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应对“宙斯盾”舰撞沉渔船事件等不利因素导致福田内阁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到2008年5月中旬，组阁当初57％的支持率已经跌至19％。如果排除朝野两党在内政上的分歧这一主要因素，应该说福田外交与小泉的“对美一边倒”外交、安倍的“价值观外交”相比，更容易得到国民的肯定。虽然有调查结果显示，国民认为小泽更适合担任首相，但民主党的决策和执政能力并未得到国民的充分肯定，民主党至今尚无赢得大选的胜算，部分民主党人士不无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考虑。民主党议员政见分歧较多，分别与自民党内的新老保守主义政治家或“自由主义”政治家相近，所以，延续或基本延续福田外交轨道的自民党与民主党的联合政权，仍然对中日两国改善台湾问题有利。

　　从日本的外部环境分析。相关“民主”国家的政策取向使“价值观外交”成无源之水。所谓美日澳印“战略对话框架”是安倍在《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提出的战略构思，这一曾被视为“包围中国的四国同盟”的“价值观外交”的主要成果，“即将面临‘自然消亡”’。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别于前任，在2008年2月举行的中澳两国外长会晤中，斯蒂芬・史密斯明确表示，不会像陆克文的前任约翰・霍华德政府那样参加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安全对话。印度也积极与中国发展经济和防务领域的合作交流，并未完全倒向日本，“因为印度明白，中国是一个发展的可以与之和平共处的超级大国”。澳印两国的相关立场对延续福田的外交轨道构成有力支撑。

　　从对日本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美国方面来看，同样有利于“协调外交”轨道的延续。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民主化受阻，次贷危机、美元贬值等累及美国的经济增长，弱化了其综合实力。其新保守主义全球战略逐步回归现实主义。民主党有望取代共和党执政等因素不利于日本复活“价值观外交”。美国战略取向的变化必然波及日本。弥补内政绩效缺失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无论出于走出众参两院对峙的困境，在不利条件下拖延众议院大选，还是出于修复安倍“价值观外交”的负面效应的需要，日本都会在近期内更多兼顾地缘政治利益，重新“平衡”外交资源的投入。

　　以上分析表明，“后福田”政权仍有可能继续沿着“协调外交”轨道前进，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所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所以，全面发展中日双边互惠关系不应受到日本政局动荡的影响，只要中日双方努力改善关系的决心不变，台湾问题完全可以朝着有利于两国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协调外交”面临的不利因素

　　在认识上述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日本对华“协调外交”的极限。今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支持入联公投”是日本关于台湾问题表态的极限。在日本政局动荡的情况下，意欲夺取政权的政治力量特别是亲台势力可能利用台湾问题制造麻烦。日华议员恳谈会等对前述福田表态做出的反应不容乐观：如批评福田对华“妥协”，认为福田讲话“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意图”；也有肯定福田坚持“亲台”立场的言论――福田只讲“不支持入联公投”，不同于美国的“反对入联公投”，表明日本的独自立场；还有人谴责福田是“变色龙”，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就讨好中国；右翼媒体也谴责福田“朋友外交失算”。由此不难看出，福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受到多方牵制。

　　笔者认为，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可能出现亲台团体多元化或一体化的局面。日本主要亲台团体如下：(1)人数最多的政界亲台团体是1973年3月建立的“自民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平沼赳夫)。该团体共网罗270余名国会议员，与台湾的国民党进行“各种实质性的交流”，1996年改组为超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今年5月还组团参加马英九的“总统”就任典礼。(2)成立于1972年的“日华亲善协会”是与日中友好协会对抗的亲台团体，成员多为退休议员等民间亲台力量。(3)1997年5月民主党建立的“日华友好议员联盟”，成员约30余人。(4)陈水扁上台后，民主党议员仙谷由人和中野宽成建立了“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加强民主党与民进党之间的交流，至2005年底成员增至80余人。(5)2004年5月民主党亲台议员成立“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中津川博乡任会长，长岛昭久任干事长，事务局长为大江康弘。大江等人除了赴台参加活动外，还在国会内外积极声援“台独”势力，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6)“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是自民党内与民进党联系的议员团体，由小林兴起担任会长，但其所属议员极少，后因小林脱离自民党而停止活动。(7)自民党内另一个与民进党交流的团体是2006年4月成立的“促进日本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年轻议员之会”，参议员岸信夫(安倍晋三之弟)任会长，所属30名成员都是众议院当选三次以内或参议院当选一次的少壮派。(8)2003年8月成立的亲台地方议员团体“促进日台关系地方议员之会”，该团体的会长是名取宪彦，号称覆盖全国。在东京都议会及其他地方议会中，还有冠以“日华”之名的亲台议员联盟，它们实际上与“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互为表里。上述团体必然会与重新执政的国民党加强或重建联系渠道。

　　另一方面，民进党也要牢牢掌握其在日本的政治资源，竭力笼络“对口交流团体”，这样一来可能出现亲台团体的多元化或一体化等复杂情况：第一，日本政界及民间的“亲国民党”与“亲民进党”的团体形成互相竞争的局面；第二，亲台团体经过整合空前壮大，“亲国民党”与“亲民进党”的组织合为一体，与蓝绿两党同时保持联系，应对岛内领导权更替，对赢得大选的政党倾斜支持；第三，日本地方议会中的“日中友好”团体同时与国民党或民进党进行友好交流，甚至可能出现一个团体三块招牌的状况，不能排除因此而造成两岸三方之间竞争、日方独赢的结果。总之，无论亲台团体多元化还是一体化，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将使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愈发复杂，导致日方亲台势力进一步介入台湾地区的政局。

　　其次，台湾地区执政党更迭，可能促使中日之间处理敏感问题与岛内形成互动，日方的政治资源会向在中日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给足日本面子”的民进党倾斜。2006－2007年马英九和谢长廷先后以候选人身份赴日争取支持，在中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争议及冲鸟礁问题上表明不同立场。马英九与日华议员恳谈会的70余名议员座谈时，在钓鱼岛的主权所属、台湾军购案、靖国神社等问题上，遭受民主党议员大江康弘、无党派议员西村真悟、前防卫厅长官石破茂等人的“包围攻击”。相反，谢长廷则使日方“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放心”。大江声称“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的知日派”，“我们需要的是亲日派”，挺谢打马褒贬分明。马英九当选后，日本右翼媒体立即表示担忧，唯恐台湾在钓鱼岛岛问题上与大陆“联合进行对日斗争”。

　　这一问题的显现将给中国的内政问题和中日关系带来新变数：如日本政界“台湾帮”支持民进党的相关立场将影响岛内政局的稳定；台湾政党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将影响中日两国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反过来，中日两国的立场也对台湾政党争夺岛内政权和外部政治资源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党将面对与民进党竞争获取日本政治资源的难题：近年来与日本的联系减少，加上马英九留美期间的保钓色彩，“日本政界听不到马英九亲日的声音”。尽管马英九在《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提出支持美日安保改善台日关系，然而，国民党当局在日本政界、经济界、言论界等各界的人脉不及民进党，怎样展开有效竞争？况且民进党也会不惜一切手段与日方加强联系争取支持，对马英九形成压力和牵制。上述因素无疑给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三边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再次，台湾在日本对华战略中的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日本可能在对华外交中打“台湾民主”牌。早在台湾选举前，有人建议日本应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参加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利用APEC框架推动FTA等)，以“增加日本在对华外交战略上的选择，”“能够令日本在政治上制衡中国”；选后，又有媒体敦促台湾当局“务必从重视人权的立场出发，在同中国的对话中促进民主化”。日方利用台湾“制衡”中国的动向及其战略化，必将妨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中日双方的警惕。

　　三中日关系中的潜在危机

　　日美军事同盟是直接影响台海局势的最重要的因素，酿成台湾海峡的潜在危机。在新形势下，如何确保美国对台军售的安全性和实效性，提高台湾对抗大陆军事力量的能力并解决台湾的“国际空间”，已成为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重点，目前，美方已经发表多种调整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主张。如“台湾政策工作小组”的报告指责布什政府将台湾“视为一个麻烦”、“一个挑衅者”，“不但破坏台海的稳定，更削弱华盛顿对台北的影响力”。美国九名国会议员联名致函布什总统呼吁终止“一中”政策，强调美国应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维持西太平洋的稳定。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调整对台政策不但与“后布什”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近乎同步，而且处于中国与美国新政府磨合中美关系周期的初始阶段，因此，不能排除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出现某种程度逆转的可能，如通过提高台湾的“政治待遇”彰显美国在岛内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存在等，都将损害中美关系，造成妨害两岸“和平统一”的后果。美方的政策调整必然波及日本。在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人联公投”的情况下，日本尚且与美国“划清界限”，即据说福田的前述对台表态也包含着“牵制中方对台动用武力”的用意，若美方立场逆转，可能形成美日政界“台湾帮”遥相呼应加强对台关系的不利局面。当然，这种不确定性能否变为现实，最终取决于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战略。

　　从美日防务合作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来看，美日同盟关系的提升，特别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正式运行已经形成潜在的危机因素。2007年12月，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宙斯盾”舰在美国夏威夷太平洋海域成功地进行了拦截弹道导弹试验，SM－3海基截击导弹与PAC－3陆基导弹联动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式启用。2012年以前，日本还将投人8000亿－10000亿日元用于完善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日本将修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紧急应对要领”，以完善弹道导弹防御。美日联合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仅使日本拦截“尚不能确认是否飞往本土的导弹”法制化，而且，“让日本成为防御中朝的重要角色”，酿成台湾海峡的潜在危机，即美日准备武力干预台海冲突或与台湾地区部署的反导系统联网，为“台独”分子撑起保护伞。此外，美日台三方加强情报共享机制的动作，也将对中日建立战略互信产生持续性的破坏作用，必然严重恶化中日和中美关系。

　　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军事交流合作也是潜在的危机因素。日台之间虽然没有官方的安全对话，但日台卸任官员、退休将军和学者举行的非正式和非政府间的二轨对话和研讨会一直没有间断，这种关系被称为“虚拟联盟”。随着美台正式开通军事热线，“台军参谋本部与日军参联会建立了秘密联络热线，遇到重大突发情况可即时联络”。“台军参谋本部情报机构与日本外务省、防卫省情报部门之间也建有定期交流机制”，“实时提供”来自大陆的紧急情报信息，其内容包括国际形势等战略情报，也包括双方军事行动互通，以及大陆异常军事活动的查证比对等。此外，在台军与日军的联合军演框架上也实现了突破。以往台军与日军的联合军演大都在美日台框架下进行，但自2006年4月以来，台日开始联合军演，台军“海鲨”无预警海军操演首次进入日本控制的海空域，“日方以派出舰只实施‘警戒’为名，达到台日联合军演的实际效果”。此外，还有针对性更强的反潜作战联合军演。日台双方在防务领域中的军事交流合作，既是造成中日两国军事互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也是提高两国防务交流水平的障碍，更是妨害中日全面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瓶颈。无论加强还是继续进行日台防务合作都会产生更多的危机因素，增加酿成台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最后，引起各方强烈关切的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的视角趋向明朗。2005年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的“2+2”会议决定，将台海问题列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但在2007年美日再次举行“2+2”磋商时又将其删除。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会后在华盛顿讲演时指出：“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台海就不会发生冲突”，“我相信这是美国的立场，也是日本的立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威胁到日本的安全与和平，日本会按照《周边事态法》回应。久间表明美日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日本实施武力干预的前提条件为“周边事态”。可以认为，日美两国政府认识到，承诺日美同盟介入台海冲突可能给“台独”势力发送错误信号，以“模糊战略”发挥“威慑”作用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国民党赢得台湾“立委”选举并有望赢得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讨论日本应对台海冲突问题时提出的意见，表明日本军方的战略视角发生变化，台海冲突被视为非日美安保领域的日本独自的安保问题。这一危险的征兆不能不令人担忧日本军方是否有意将台海冲突界定为“周边事态”，由此产生鼓励“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恶果。

　　综上所述，3月22日选举之前有利于台湾问题的宏观政治环境，随着国民党上台执政出现新变数，特别是日美两国调整对台政策的进程，将使日美与台湾地区政党之间产生多方互动，从而给中日和中美双边关系以及中美日三边关系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审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这不仅包括海峡两岸和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而且还应包括我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力争妥善综合治理，使之符合我国对外战略的整体利益，实现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争取多方合作共赢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