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打开方式

　　在汉语学界，人们对斯密什（StevenB.Smith）的名字恐怕不会陌生。早在5年前，他的那部为施特劳斯正名的力作ReadingLeoStrauss（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6）便被译介到国内（华夏出版社，2012）。[1]该作被视为施派弟子为恩师集体辩护发声的三部扛鼎著作之一。然而，斯氏的这部专著并未让其获得同样的汉语名声。或许是由于处在施特劳斯光芒的笼罩之下，抑或是其著作带有明显的注疏特质，以至于并不合乎汉语同仁的口味。总之，斯密什的这一首部汉译之作一经问世便遭遇滑铁卢。不过，时隔三年之后推出的这部《政治哲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一雪前耻，它让斯密什声名大噪，俨然笼罩上了一流政治哲人的光环。或许对一些观众而言，摄像头下的斯密什木訥呆板，全无学术明星桑德尔（《公正》课）的激情四溢、口若悬河，然而落到字面上的斯密什却摆脱了影像的表演限制，他以其深厚的古典学养和现实关怀，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博学严谨的伟大读者的阅读深度和思考力度。因此，阅读斯密什的这部专著，我们首先需要剔除“公开课”和“政治哲学导论”之类的刻板印象，调整身位、正襟危坐、屏息凝神听这位我们同时代的一流读者如何与过往的伟大心灵进行推心置腹的促膝交谈。

　　一、这是一部非施特劳斯的施特劳斯主义力作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估《政治哲学》的思想位置，我们要说，《政治哲学》不仅是一部旨在阅读伟大著作，与过往伟大心灵一同探讨永恒哲学问题的名品佳作，更是一部带有施派风格的政治哲学的典范之作。事实上，《政治哲学》的正文和注释文献中并没有太多援引施特劳斯的文字，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该著中施特劳斯的影响俯拾皆是。这不仅体现在篇章布局和阅读文本的拣选上，还隐匿在不经意的叙述和论断中。例如，在解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斯密什格外强调该著作为对话录所具有的诗学特质以及使用的方位用词；[2]44，48在论及马基雅维利时，斯密什大谈前者所带有的现实主义本质和非道德主义特质；[2]127，131在论及霍布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关联时，斯密什不落痕迹地复述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表述“政治行动的目标不是保守就是变革，当渴望保守时，我们希望不要变得更糟，当渴望变革时，我们希望变得更好”[2]166，等等。关于施氏在斯密什作品中的独特位置，我们或可在《阅读施特劳斯》中发现端倪，在那里，斯密什强调指出：“我对施特劳斯教导的理解既不给予教师教导给学生的知识，也不建立在师生间的私下交流上，而纯粹建立在相当长的阅读和思考他的作品上。……用施特劳斯评论他本人对迈蒙尼德的研究的话说，本书是‘25年间几经间断却从未放弃’的结果。”[1]序言，3

　　不过，说《政治哲学》受到施特劳斯的支配性影响只是说对了事实的一半，因为施氏对斯密什著述的影响充其量在方法论或知识论层面，而在问题旨趣和学问动机方面，后者显然是反施特劳斯的。对于这一点，粗粗对比一下施氏的《自然正当和历史》与斯密什的《政治哲学》便可一目了然：前者的三段论式谋篇布局是从现代的价值中立说和历史主义出发，其问题意识直指遥远的魏玛共和国。对于施特劳斯来讲，犹太问题、神学一政治困境和现代性危机才是他学术思考和著书立说的隐秘动机，即使到美国，即使远离了灾祸连绵的欧洲本土，施氏的隐秘论敌仍然指向价值相对主义（韦伯）和历史主义（海德格尔），并坚持认为后两者才是导致欧洲大陆苦难事件的深层根源。[3]与之不同，尽管斯密什也在政治哲学领域阐幽发微，但无论他的字里行间还是篇章结尾（尤其是“第11章托克维尔与民主的困境”和“第12章捍卫爱国主义”），斯密什的问题关切都旗帜鲜明地指向美国的民主政治及其来源。也就是说，从施特劳斯到斯密什，学问的关切已然从先师的流亡政治学转向了对美国本土政治的学理考问，尽管两者研究的出发点都是政治哲学，但问题旨趣却已经彻彻底底美国化了，即从政治哲学（现代性）的省思批判转为对现有政体（民主政治）的证成或辩护（尽管不乏严苛的质疑和保持了批判性的距离）。

　　问题是，一个美国教授对美国学生的教诲之辞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涉及《政治哲学》的第二方面特质。

　　二、这是一部反政治思想史的政治哲学论著

　　在《政治哲学》的序言中，斯密什强调：“我写作此书，是要使它成为一本政治哲学导论，而不是更为常见的政治思想史。”所谓政治哲学，在斯密什看来“就是对政治生活的永恒问题的探究，一切社会都必定会遇到这些问题，它们包括‘谁应当统治’‘应当如何处理冲突’‘应当怎样教育公民和政治家’等”。在《政治哲学》序言中，他强调指出：“只要我们今日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那它们就和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5世纪的佛罗伦萨或17世纪的英格兰遇到的问题没有什么差别。”[2]1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及其弟子编写的《政治哲学史》一版再版（1963年初版，1972年、1987年二、三版），旨在替代过于历史化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4]不过，这一旨趣由于多人头的合作为人所垢病，斯密什的《政治哲学》则弥补了这一缺陷：它既贯彻了《政治哲学史》对文本的重视和永恒问题的关注，又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对古今政治哲学的义理贯通，因此或可看作是施特劳斯之心愿的完美阐释和最终完成。

　　既然《政治哲学》的旨趣和力道在于透过经典阅读捕捉政治生活的永恒、普遍的问题，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通过阅读《政治哲学》获得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便也无可厚非。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将现代中国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某种空间延伸，那么从古今中西之争的视角出发，《政治哲学》对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位和传统还将大有益处。这就涉及该著的第三个方面。

　　三、这是一部索解政治哲学古今裂变之谜的典范之作

　　一部涉及古今政治哲学的通史性著作，必然要涉及古今社会的德性理解问题，而这一点，《政治哲学》中不乏真知灼见。斯密什认为马基雅维利开启的近代政治哲学革命，完成了对苏格拉底一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根底造反，这种造反尤其体现在德性观的古今之变上。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逻辑演进过程。

　　首先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强调要格外防范贵族阶层，因为对君主而言，人民最多只能抛弃他，但贵族不仅会抛弃君主，还会起来反对他。贵族德性中含有野心和对荣誉的爱，反之人民则为欲望所驱使，故而更加值得信靠。[2]140其次，霍布斯推进了马基雅维利对贵族一荣誉的偏见，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为恐惧和骄傲两种自然激情所支配，与恐惧情绪相比，骄傲的激情是追求卓越和极度虚荣的产物，也是对生命保全这一最大价值的最大威胁，因此要想生命安全，就要用“恐惧来取代骄傲，使之成为主导激情”。[2]175，186-187最后，到了洛克那里，古典的德性从卓越到生命保全，进一步滑落到对私人财产的关注。最终，洛克的“达尔文主义驯化了马基雅维利，或者是让马基雅维利平静了下来，方法就是将马基雅维利的作为男子气概的德性转变为努力·勤劳和辛勤工作的德性”。[2]199洛克训导下的现实生活最终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对于愉悦的毫无愉悦地追求”。[2]202，271

　　问题是，一种致力于物质主义和追求愉悦的政制如何满足人类灵魂的最深切的渴求？一种追求享乐的布尔乔亚主义如何理解以捍卫个人或集体荣誉的带有中世纪骑士精神的伊斯兰文明？在斯密什看来，正是马基雅维利一霍布斯一洛克等对古代武德伦理的怀疑和贬义以及对现代布尔乔亚的商业伦理转向的高扬，才最终導致了我们当今面对文明冲突的盲目和无力。借用托克维尔的表述，斯密什对行政集权下的现代民主国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根底纠弹：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畜生，而政府则是牧人”。[2]261-266，269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斯氏绵里藏针的如下表述：“我们或许应当重新思考一下野心、热爱声名和渴望荣誉的品质，古人认为它们理所当然，而现代人常常容易忘记。布尔乔亚也需要一点野蛮。’，[2]188-189，217这一温和又严苛的谏言，不仅是对西方文明所遇困境加以省思的结果，而且对于我们深陷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中的中国人，或许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