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对日作战新计划

　　1936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制定了红军作战新计划，核心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既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又促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联合红军抗日，最后实现"逼蒋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计划虽两度试图执行，却最终放弃。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直接研究很少，大都分散在长征和西安事变研究的具体论述中。本文依据相关史料，进行细致分析。

　　一、重要契机

　　1935 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共认为急需开辟新根据地，获得给养和兵源补充，并打通与苏联的陆路联系。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他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放在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1]

　　1936 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虽然没有达到主要目的，但毛泽东认为，红军如果东进华北，北上绥远获得共产国际援助，山西都将是必经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条件比陕北优越很多，非常适合创建稳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前夕指出，"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2],"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3].回到陕北，中共考虑红军行动方向，破解不利局面时，一直把向东作为一种选择。8 月，毛泽东等致电共产国际代表说，如果红军占领黄河以西计划受阻，将暂时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发展。[1]

　　可见，此时中共中央正规划红军西征，并与国民党各派谈判，它认为向东将成为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西征失利、谈判失败时才可实行。

　　与此同时，东征的客观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为争取国民党各派抗日，中共中央正一面与国民党中央接触，一面和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合。由于日军和伪蒙军侵扰绥远，国民党各派出于不同考虑，在谈判中都希望红军东进绥远抗敌。

　　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条件有：最好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它希望借此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延缓日军进攻华北。张学良想借助红军与共产国际，经绥远、察哈尔收复东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联合计划，另建抗日反蒋政府；一面表示红军在山西很难立足，最好争取绥远。一旦红军与日军冲突，东北军即可相应。[2]

　　杨虎城也提出将来红军最好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3]

　　这其中，阎锡山态度最重要。阎锡山统领山西、绥远军政，曾坚决阻击红军东征，可随着日军进逼绥远，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渗透。中共注意到阎锡山的处境，东征后多次表示愿联合抗日；张学良也有意联合阎锡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劝说阎锡山联红抗日。

　　阎锡山开始动摇。

　　随着日本步步侵华，继续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至 9 月 24 日，蒋介石认为"日方已具一战决心",他命令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4],并支持阎锡山在绥远抗日。中共根据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日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有可能发动抗战，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蒋抗日",改行"逼蒋抗日"总方针。毛泽东指出："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5]

　　此时，阎锡山也主动派人到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谈。10 月 22 日，阎锡山在太原与张学良密商，托张向中共转达如下想法：请蒋领导联红抗日；倘如蒋不干，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五县给红军。他还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诸实践，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如果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从指挥这三个问题。[6]

　　阎锡山第一次主动表态，提供了很重要的战略契机。首先，中共始终认为尽可能多地联合地方实力派，增强抗日阵营实力，才能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既能推动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动蒋介石抗日。其次，阎锡山提出的五个县大都位于绥远中部河套平原，属于富庶之地。作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红军接受援助之地，定远营就紧邻五县以西。其实，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最后进入绥远的落脚点之一，就是这五个县。如果阎锡山联合红军，红军将再入山西实现既定目标。

　　9 月，共产国际已经批准红军占领宁夏、甘肃西部计划，并准备军事援助，计划不能改变。同时，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并要求中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不能把蒋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还批评中共支持两广事变，联合张学良等，特别指出张学良不可靠。[1]

　　但共产国际曾提出红军可以有条件服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统一指挥，中共也已和南京展开有关谈判。因此中共可以很快回复阎锡山的，是第三个问题。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他又写信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枫，要求"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要彭雪枫由傅作义介绍去见阎锡山。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扞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苏联--引者注）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2]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3]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共产国际对此直接表过态，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一面它承认联合张学良、阎锡山等实力派，能应对蒋介石可能的欺骗和消灭；另一面担心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后，中共走上"反蒋抗日"老路；再一面担心阎锡山公开联合红军抗日，红军联络外蒙等行为会触发日军进攻苏联。共产国际通过王明同意中共支持阎锡山抗日，但对是否同意红军东征山西，并援助晋绥当局等没有表态。

　　对中共的回复，未见阎锡山有公开表态。

　　这主要在于阎锡山联合红军的前提是蒋介石不愿联红抗日，虽然蒋介石"围剿"红军方针不变，但他毕竟支持绥远抗战，为阎锡山提供许多援助。且阎锡山深知如果他公开联合红军，很可能站在南京对立面。虽然中共和阎锡山的接触是初步的，但这与其他条件互相作用，为红军再次东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 月 22 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接着，三个方面军奉命夺取宁夏，拟在定远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 11 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进，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东西两岸，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在黄河东岸的是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约 4 万人，被压迫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河西岸的是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恰在这时，11 月 4 日共产国际主要担心红军北上可能触发日苏冲突，突然电告中共说不再通过外蒙古，而经新疆援助红军。共产国际此举，使夺取宁夏基本失去意义。短期内不能直接获得援助，当地即将迎来寒冬，红军给养严重匮乏，且陕北苏区东部大多被国民党军占领，再加上在红军四周，国民党军已达 200多个团，40 多万人，红军处境困难。

　　怎样才能突破困境？毛泽东等果断决定，不论共产国际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东方，提前启动东征这个后备选择。11 月 8 日，毛泽东等电告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可能。"提出"作战新计划".[4]

　　10 日，朱德等人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开会，原则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新的战略方针".[5]

　　作战新计划分九个要点如下：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进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第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等地，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第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先后夺取安边、横山、榆林，最后进入神府，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第五，北路军和南路军选择适当时间，在延长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府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第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第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第八，进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第九，如还不能达成协议，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扩大红军；如第二步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困难很大，且陕北国民党军队东调，红军退回陕北。如果条件有利，红军继续东进，先进至冀豫晋之交，再进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接下来进至皖豫鲁、鄂豫皖和鄂豫陕，然后再转入西北，整个计划用一到两年完成。[1]

　　作战新计划步骤严密，层层推进，它是中共与国民党中央尚在谈判、红军进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选择，核心内容是第二次东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战求和，开辟红军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一促张学良、杨虎城联红抗日，二促阎锡山联红抗日、三促蒋介石联红抗日，充分体现毛泽东"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善于调动外线改变内线的战略思想。[2]

　　根据新计划，红军将长途跋涉。沿途多是国民党控制区，国民党军可以通过陇海、平汉铁路及平原公路网快速调集，红军转战要冒很大风险。但新计划成功可能性也很大。首先，当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虽然被分割在黄河两岸，但河东红军依然"企图在黄河将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要求国民党军队在河东"分段截击而歼灭之".[3]

　　且他希望如不能消灭红军，就逼其到黄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红军突然转向东南，将出乎蒋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黄河两岸。东南方向的西峰、镇原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两部，他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应不会认真拦截。驻陕北的汤恩伯部正西调，参加绥远抗战，北路红军东进也不会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红军占领韩城、宜川等地，深入张学良、杨虎城军队驻地，但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待机东征山西。张学良、杨虎城不可能与红军真正作战，反而可能在红军推动下公开联合红军抗日。因为张学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蒋介石不赞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将到 11 月公开站在红军一边。只是由于各种因素掣肘，张学良始终没有太多实质举动。进入 10 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问题上冲突日渐强烈。

　　杨虎城也赞同和张学良、中共组织西北抗日。在红军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会公开表态。

　　再次，因红军（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援绥抗战为东征山西意图，正在组织绥远抗战、需要各方支援的阎锡山可能放下顾虑，公开联合红军。如果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公开联合，这就出现西北大联合局面，对蒋介石造成很大冲击。蒋介石正支援绥远抗战，对日政策不断强硬，且国共谈判代表已在很多重大问题形成共识。蒋可能停止"剿共",允许红军东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将渡河东征，以军事逼迫阎锡山。虽然毛泽东预计的再入山西的具体条件还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并派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通过"牺盟会"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1]

　　届时他们也会配合红军进行政治逼迫。在内外压力下阎锡山可能会联合红军，连带推动蒋介石。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协议，红军在山西补充给养的同时，可以根据形势按两种方案行动：不能继续东进，就在把陕北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山西后，红军回师陕北。此时，西路军可能已打通国际路线，掌握大量军事装备；倘若形势允许，红军继续东进。按照后一种方案，红军实际沿河南周边转战一圈，主要途经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等省交界处，这些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势力边缘。

　　阎锡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韩复榘主政山东、商震主政河南，他们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联系。只要红军不深入省内，这些实力派不会认真围剿。况且，河北南部有不到千人的红军游击队，鄂豫皖和鄂豫陕地区保留少量苏区，各有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也均有一定群众基础，这些都可以支持红军。即使红军遭到严重失败，西路军还会奋战在黄河以西，中国革命火种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权衡各种可能性，分步骤进行作战新计划，着眼于"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2]

　　因此，不能把作战新计划简单理解为冒险的内战举动。

　　11 月 9 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认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难寻找歼灭机会。河东红军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 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及吸引汤恩伯部回调，在政治军事上造成被动，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3]

　　电报提议北路军和东路军要编为三个梯队兵团"全部向南",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第一、二兵团，在五到七天内先后出动；二方面军为第三兵团，暂作休息后，准备适时出动策应。当晚 12 点，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询问二方面军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内必须整军完毕",最迟 12 月初前出动。[4]

　　13 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开会，毛泽东乐观估计国共谈判前景，认为红军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向东南（京汉路方向）发展，但远离抗日战场，在政治上不利；另一个是向东发展，即过黄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5]

　　张闻天发言指出："绥远局部的抗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向东是适合这一要求的。"[6]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红军"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黄河两岸红军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7]会议确定了红军行动方向，作战新计划第一次即将启动。

　　此前，11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共报告共产国际："红军主力一般来说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8]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简要汇报说河东红军向东行动，"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9]

　　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表明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虽然它不愿看到红军向东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联合，但无法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也不能迅速解救红军于危难，估计只能先准许红军自主行动，再想其他办法。[10]恰在这时，战场有了新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紧逼红军，如果不消灭其一部，红军不能南进。他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密切合作，于21 到 22 日在山城堡设伏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山城堡战役后，中共暂停启动作战新计划。

　　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按最初设想，休息与准备一段时间；二是在新的战略转移开动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作战新计划，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1];三是中共发现，蒋介石想利用谈判瓦解红军和根据地，且他多次申明坚决"剿共",严令军队进攻红军，情况比预想复杂得多；四是共产国际的模糊态度，对此 11 月 20 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再次指出蒋介石下决心消灭苏区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都盼望苏联援助并联红抗日，可"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红军主力因此将被迫"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电报还急切询问；"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2]

　　30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如胡宗南部进攻要坚决消灭，如果他们不进攻，全军就地"休息训练一个月".[3]拉满的弓弦松动了。

　　三、事变爆发

　　山城堡战役不可能根本阻止国民党军进攻，中共认为作战新计划还要启动。此时绥远抗战爆发，11 月 15 日，伪蒙军进攻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奋起反抗；16 日，蒋介石抵太原，与阎锡山等共商军事。绥远抗战赢得各界赞誉和支持，山西、绥远成为北方抗日中心。12 日，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在谈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处；建立彭与中共通讯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证安全；在专用电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认为条件正在成熟，立刻进行如下准备：

　　首先，加强对外宣传。21 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4]

　　24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关向应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致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5]12 月 1 日，毛泽东、朱德和 19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呼吁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6]

　　其次，作好内部准备。彭德怀、任弼时一面休整红军主力，一面于 12 月 11 日致电李富春及红军学校和地方独立师首长"加紧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恢复交通及商业关系，加紧外销食盐，兑换必需品及粮食，并注意封锁消息".[7]

　　6 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随后，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打退敌人出扰。[8]

　　7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命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23 人为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等 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中革军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挥机构及人员。

　　最后，加紧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于张学良，中共一面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坚持己见，"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1]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蒋介石命令，让部队停止向红军推进。同时，加紧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绥远抗战时机，发动东北军学兵队，向张学良请愿赴绥远抗战，并几乎每天组织有关群众游行。蒋介石到西安后，东北军工委于 9 日组织上万市民、学生向蒋介石请愿，并表示要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请愿抗战，"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2]在前线的红军也向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号召两军一起赴绥远。对于杨虎城，中共明确表示红军行动"与贵军唇齿相关",在没有和南京达成协议前，"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3]

　　经过前后方动员，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战呼声很高，连张学良、杨虎城都觉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队。

　　对于阎锡山，12 月 2 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4]

　　得知红军作战新计划后，张学良一面于 11月 30 日表示红军"只要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5],一面上书和面见蒋介石，强烈请求率部参加绥远抗战，劝说蒋联红抗日，希望在蒋允许下和红军同入绥远作战。蒋介石已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关系，他严词拒绝张学良，并来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称如二部不服从命令就调离陕西。张学良于 12月 12 日联合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因此，红军作战新计划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加速剂。西安事变发生后，12 日晚 24 时，中央书记处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6]

　　13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表达上述意见，指出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形成抗日战线中心。虽然会议没有作出解决事变的明确方针，但与会者大都赞同继续东征。14 日，中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争取阎锡山等人加入，并推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让刘以朱德、毛泽东名义给阎锡山写信，表明西安事变是为保卫晋绥，阎锡山应向南京施加压力；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二部愿接受他指挥；应坚决阻止汤恩伯部西调进攻红军；当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望当机立断。[7]

　　16 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也指出红军"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8]

　　22 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希望他调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询问对山西、绥远、陕西和甘肃加强团结的意见。[9]

　　阎锡山明白，公开联合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势必与南京直接对立，参加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必然反对，且绥远战事基本结束，暂时不需要外援。他没有当机立断，而是继续采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回复毛泽东来电，不答复陕北多次电台呼叫。中共交通员宋绍林携带毛泽东给彭雪枫、阎锡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长时间滞留在天津，1937 年 2 月 17日才到太原。除阎锡山模棱两可，16 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发动西安事变，重申以前态度，要中共抓住现在有利时机，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不要再与南京对抗。这等于间接否定作战新计划。19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同南京谈判。

　　23 日，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遽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联合请求，要点与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无类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同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就此放弃。

　　四、结 语

　　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计划，1936 年作战新计划因为山城堡战役和西安事变爆发先后两次推迟启动，最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阶段放弃，放弃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尚在起步，红军东征抗战的有利环境尚不成熟，此外共产国际态度模糊，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反复迟疑、蒋介石坚持"剿共"等因素也很重要。

　　作战新计划虽然放弃了，却产生了很多重要影响。

　　首先，帮助中共和红军摆脱生死困境，同时客观上助推了西安事变爆发，最终实现了"联蒋抗日".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困于陕甘一隅，身处多方政治势力较量的风暴眼，既要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马鸿逵等的马家军四面包围，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处境非常险恶。能否成功突出重围，事关红军、中共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红军顺应历史大势和民众愿望，高举抗日旗帜，分化国民党各派矛盾，务实对待共产国际指示，成功地将战略退却与进攻融合起来，推动张学良、杨虎城，争取阎锡山，逼迫蒋介石。结果，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把命运与中共紧密连在一起；阎锡山开始与中共建立联系；蒋介石也被迫转变政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和红军迎来了新局面。

　　其次，最终明确中共和红军向东发展的战略方向。东征山西后，中共和红军尝试过几个发展方向，但制定新计划后，明确了必须向华北前进，肩负起挽救危亡重任。

　　最后，增强了中共和红军独立自主意识和力量。红军制定和准备作战新计划，是中共争取外援未果后，首先立足自身生存大局，迅速作出的自主判断和选择，并非共产国际事先指导和事后激励，也与国际意图有相当差距，但实践证明这符合中国实际。这是万里长征和遵义会议后，中共和红军继续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1936 年红军作战新计划，虽然军事上没有得到多少进展，但在政治上实现了预定目标，取得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对于红军和中共在抗战早期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