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的阶级统一及构成

　　在中国革命史上，民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兵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全民抗战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目前，关于民兵组织的研究，学术界多集中于当代民兵组织与正规军配合研究、当时形势下民兵组织在地方社会中的功能研究以及民兵组织制度研究等方面。对抗日战争时期民兵组织研究涉及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的阶级成分组成及领导权问题出发，以抗战时期武乡民兵组织档案资料为史料来源，考察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中的阶级成分变化情况，梳理分析中国共产党对民兵组织的组织领导方式与效果。

　　一、民兵组织问题的产生

　　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1940年8月1日，太行军区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从军区到县逐级成立武装工作科，开始全面组织民兵。以"建立坚强的民兵，保卫太行山根据地、保卫家乡"为口号，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突击发展民兵运动。这一阶段根据地的民兵组织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建立起来的。地方党组织通过抄录花名册的方式，在游击队、自卫队基础上发展起根据地最早的民兵组织。

　　这一时期太行根据地的民兵组织在民兵数量上得到发展，战斗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百团大战期间，全区59658民兵参战，配合军队及单独作战536次，民兵伤亡126人，失踪19人，涌现出刘二堂、李清、冯历代、刘虎敏等多名优秀民兵，成为主力部队的有力助手.

　　1940年前后，日军调集重兵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地方反共势力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频发，使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外部条件的恶化使刚刚发展起来的民兵组织面临挑战。

　　与此同时，党对民兵组织军事职能的定位，一度时期造成了民兵战斗性与生产性的失衡。1938年，杨尚昆在晋冀豫区委扩大会议闭幕词中着重强调游击队、自卫队配合正规军作战的作用.1939年，中共晋冀豫区委第一次组联会议，也明确提出基干自卫队首要任务是"加紧实际锻炼，练武演习，参观战场，配合作战等。"恶劣的外部环境，有效的教育与组织的缺乏，以及民兵作战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偏差，反映出这一时期根据地政府对群众武装建设经验的不足，其结果是困难时期民兵组织发展遭受挫折。"群众对民兵表示怀疑，抱旁观态度或消极地应付躲避，社会与家庭阻力也很大，没有造成社会舆论、造成参加民兵的运动。""不愿自己的子弟参加民兵，或者多方阻拦，如不让吃饭，不给衣穿，出去时不准带干粮，关在家里不准出来等等。""民兵的参战活动是非常不普遍，还缺乏有计划、有组织的领导民兵，还没有担负起所规定的参战任务。除辽县、赞皇、临城很少县份的民兵游击活动有相当开展外，全区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没有开展起来的。"对这一时期民兵问题的考察，除外部环境因素与中共政策导向因素之外，民兵内部因素同样不容忽视。杨殿奎在《1942年人民武装政治工作几个问题总结》中，对1942年之前根据地民兵组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不愿参加生产，依赖代耕，不回家，愿意集宿，打打闹闹。如襄垣史北民兵75天中开会、训练等误工30余天；上凉民兵每人均指定有固定的代耕人，干部一有工作便派人代耕；店上民兵在反'扫荡'后要群众补工；王村一队员参加民兵后便把牲口卖掉。2.经济观点，发财思想，大吃大喝。如磁武索井民兵以'都是分二斗粮食，为甚叫我破路，我参加民兵是为了保护农会的'理由拒绝破路；涉县煦义民兵在动员备战时说：要死大家都去死；襄垣X村民兵以集训为名，向群众要白面、猪肉吃；黎城孔家峧7个民兵7天吃了380斤白面，赛里民兵向群众募捐小米大吃大喝；林北在备战演习中吃民粮；襄垣五、六区在10月反'扫荡'中数天吃公粮百余石，史北指导员并提出'有粮就干，无粮就散'的口号来；以及其他地方的浪费粮钱（斗争、罚款、罚粮）、大吃大喝等。3.欺压群众，仗势发财。如涉县乱石岩民兵劫路，南谷口包庇走私，凤岗头武装卖大烟皮，神头民兵放哨时强奸逃难妇女；襄垣一民兵因私仇夜里向人屋里投手榴弹，杨庄放哨民兵要嫖某民女，用地雷封锁其老公之房门；黎城北委泉某夫妻打架被民兵罚山药蛋百斤；及其他地方之借故打人、罚人、捆人现象等。4.特殊化，学正规军的一套。浪费弹药，随便打枪；以为高人一头，在街上东跑西窜摆来摆去，说话气粗；及襄垣某些民兵穿军衣戴军帽吹军号，黎城柏官庄、吴家峧、五十亩的民兵要每人买一条军毯等。5.自由散漫，不听指挥。"对这些现象的考察，仅从外部环境和中共政策角度解读，似乎没有办法解释这一时期民兵中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民兵作为中国共产党所构筑的群众武装，从其内部构成角度对其分析，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

　　二、农民中各阶级参加民兵动机分析

　　太行根据地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民国二十年时，大批农民趋于破产，农民被地主剥削、压迫的翻不过身来，农民正急切的需要'自己年月的到来',使自己翻身，给自己报仇。而就在这年腊月中，农民生死的关头，共产党以猛烈的姿态活动着，贴了许多标语，散了许多'空气':'年头坏，不还债','没饭吃，没衣穿，大家参加抗债团'.各种共产党的标语，贴遍了武乡。农民开始知道了共产党是'杀财主，扶穷人'.高兴，有了盼头。"之后，虽然官方对于共产党的负面宣传层出不穷，但在农民的心目中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了兴趣，共产党在农民心目中留下了初步印象。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进入山西，并进驻村庄。在农民对于共产党尚普遍存在疑虑的时候，农民中的中农最先行动起来。"有些中农、农民知识分子，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地主，识透了'时代',所以，就起来'拔势头',内容是反摊派、包庇、欺众的斗争。"抗战之前，中农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受地主的剥削较重。他们本身对于改造旧政权，减轻负担要求强烈。因此在抗战动员中，中农表现最为积极，在群众运动初期往往起着领导作用。"这种农民（中农）从表面看来，似乎与地主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地主常将自己应出的苛捐重税，设法避开，转嫁在他们身上，以至毫无理由的欺压他们，如以赌博方式引诱其青年，企图兼并他们的土地。地主剥削他们的亲友，震惊着他，使他感觉到年月的可怕---怕破产，所以他是要求推倒地主，使其没有坑害人的可能，使其公平负担，使其不横行霸道，解救其自己危机，以及获得其政治地位。"富裕中农在民兵组织建立之初，活动也非常抢眼。"他们（富裕中农）和地主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因为，他们处于不执政的地位，地主的横行霸道，欺众压社，他们是不满意的，因与地主矛盾反映他们对于地主的仇恨，都促使他能参加几次斗争，甚至在斗争中，因这些人能讲出道理来，敢说话，而我们同志把这当成是他革命坚决的表现。"雇农作为农村中的无产者，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能力较弱，没有也很少去关心村里的事务。

　　贫农阶级这时处于观望状态，虽持同情态度，但并没有实质性行动。对于贫农来说，他们拥有少量的土地及生活用品，但生活的窘迫，追求个人境遇的改善是他们革命的动力源泉。因其经济地位低下，在群众组织中虽然人数较多，但属于被领导者。同时，因为贫农对未来的短视也影响了其在群众运动中作用的发挥。"在斗争中，他（们）总是'无利不肯早起',有利积极无利不干……这种人的特点，多半是斗争积极踊跃，分东西踊跃。……他们对革命的要求是土地，耕牛。"不同的社会地位及处境，造成了抗战前期群众运动中不同阶级表现的差异性。虽然根据地各地民兵组织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在这一阶段民兵组织中的阶级成分分布却具有一致性（见表1）。

　　表1是太行根据地武委会在1942年的人民武装政治工作总结中对根据地群众运动初期民兵阶级成分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民兵组织就阶级成分而言包括富农、中农、贫农及流氓，甚至还有少量的地主加入。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每个村的民兵阶级构成并不一致，甚至差距很大。其中襄垣上良村中农参加民兵的比例最高，偏城桑栈村贫农参加民兵的比例最高。但总体分析全部8个村民兵阶级成分会发现，富农和贫农参加民兵的比例基本持平，分别为11.2%和12.1%.而参加民兵最积极的阶层为中农，所占比例为22.7%.

　　另外从各阶级中参加民兵的人数来看，8个村中民兵总数为214名，中农共有106人，占总人数的22.7%;贫农有77人，占12.1%;富农有19人，占11.2%.其他成分的民兵占总人数的5.6%.说明这一阶段，在农村总人口中，中农人数虽然没有贫农人数多，但中农是最积极参加民兵的阶级。

　　这样的阶级分布是这一时期群众运动的直接反映。1942年之前，太行根据地群众运动的主要内容以反维持、反恶霸、反贪污、反摊派等为主，斗争的领导成分多为富农、中农、游民，而且其中往往夹杂了宗派斗争等内容。贫农希望通过加入民兵组织多分得斗争果实，在得到果实之后，又害怕他人报复，因此以加入民兵组织寻求保护为目的；中农希望通过民兵组织减少自己承担的支差任务，减轻负担；富农通过加入民兵展示自己的开明，以此缓和被挑起的矛盾；游民无产者试图以民兵组织为依靠借机发财或对昔日的仇人进行打击报复。这一时期，正是由于农民中各阶级怀有不同的复杂的参加民兵动机，有着各自的打算，所以造成了民兵在实际工作中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等后果。

　　三、民兵组织阶级性统一的方式与效果

　　民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太行根据地武委会的高度重视与反思。1942年，晋冀豫区武委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全区范围的民兵发展基本完成，新阶段民兵工作以加强民兵建设，提高民兵质量，建立民兵政治工作为重点。1942年8月，李雪峰发表的《五月反"扫荡"地方工作方面的主要经验教训》中明确指出民兵的组成条件："第一，成分好且有群众社会斗争的实际锻炼"的活动分子。这些人具体包括"雇农、贫农和普通中农。那些走过外地，看来有些'流氓'样子的农民。第二，坚强的民兵支部工作。时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第三，一定的战斗锻炼和民兵自己的领袖。"至此，民兵的阶级成分构成开始引起太行根据地武委会的关注，伴随着根据地群众运动的深入及党支部建设的开展，对民兵组织阶级成分的调整与变革正式开始。

　　（一）群众运动中农民阶级观念的产生

　　民兵组织作为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是在根据地群众组织、群众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抗战时期群众运动的走向与深度直接影响、决定着民兵组织的发展变化。在《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中规定，自卫队、民兵"依自愿参加的原则组成之".但同时强调："只有在群众的对敌斗争中，在执行土地政策的运动中或其他群众活动中，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根据群众切身经验，教育他武装自己的必要，才能实现自愿原则。"可以看出，共产党在民兵的组织管理上是与其群众运动同步进行的。

　　1941年1月28日，为了更好地动员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打击日、伪、顽的进攻，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减租减息政策的路线、做法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根据中共中央这一决定，1941年5月，太行、太岳全区以及冀南一部分地区都开始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随着减租减息在根据地的全面展开，对根据地农民的阶级教育也在同步进行。共产党强调群众运动要引导农民"从斗争中，一步步地揭破了守旧地主不愿意执行减租减息的凶相，揭破了有时是'善良'面貌下的丑恶实质。……从斗争中，才能揭露农民所系念的'良心'的实质，才能一步深一步地认识剥削关系，打破经济上对农民的实际束缚和舆论上、道德上对于农民的镣铐".最终实现启发农民阶级意识的目的。

　　农民阶级观念的产生，阶级意识的觉醒，弱化了之前传统社会农民的家族认同感。农民的身份与立场被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成为包括民兵组织在内的群众运动进行整顿的重要依据。

　　（二）中共党支部中党员阶级成分的变化

　　1942年开始，配合根据地整风运动，晋冀豫区党委对辖区39个支部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了不同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与特点具有差异性。例如：流氓成分具有动摇性破坏性大的特点，但如果割绝他与封建势力的联系是有好转的可能的。富农参加党是处于与地主对立的原因，或是为了寻找势力保护；一旦触及他的利益，就会直接反对党的政策。中农成分的特点是自私向上心理和具有剥削思想，一般表现较好，但自身弱点较多，属于可以教育好的阶级。贫雇农阶级参加革命较晚，初期地位较低，且普遍存在落后意识和自私观念，但在群众运动深入之后，贫雇农表现出政策执行上的彻底性和战斗中的坚强性。通过分析，根据地政府提出"农村党要巩固，在成分上应是贫雇农占优势，中农应注意吸收青年，坚决不许地主、富农在党内存在".

　　明确了对农民不同阶级的态度与政策，共产党针对农民各阶级的特点，提出了有效动员农民与重点发展对象的范围与策略。

　　"农民是正处于分化的阶级，其中各阶层各种类型又极不一致，有的革命能参加一两次斗争，有的是我们永久可靠的同盟军；有些富有革命的思想，坚决的组织性；有的合谋发财，有的无有丝毫的进取心；这需要我们在梳理农民革命思想中，正确的将党、农会的组织基础，建在贫雇农的成分上，必须打破'重才不重德'的观念，领导者应善于启发，诱导落后思想，对自私、对抗等落后思想，给以无情打击与肃清。只有如此，才能使革命思想，正确的体现在组织中，发生伟大的革命力量。"从表2看出，1941年、1942年新加入党员人数很少，党员发展主要集中在1938年、1939年和1940年这三年。在这三年中，新增党员中中农及以上阶级占新增党员总数的54.83%.以1941年整风为界，之前，每年新发展党员中，中农及以上阶级成分占较大比重；之后，中农以下的成为党员发展重点。

　　这说明，1941年之后，太行根据地党支部发展过程中，党员的阶级构成趋向统一。

　　（三）民兵组织中阶级成分的变化

　　随着农民阶级意识的逐渐增强，特别是中共党支部中党员阶级成分的变化在民兵组织中产生连锁反应。1942年前后，民兵组织内部的阶级成分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不少动机不纯的民兵被清退，民兵在阶级成分构成上发生了明显变化（见表3）。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抗战后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阶级成分与前期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贫农所占比例明显上升，民兵的阶级成分趋向统一。

　　民兵成为以贫农、中农阶级为主的群众武装。

　　1944年，神西村民兵组织已具有一定规模，在组织、管理上日趋规范。全村民兵共17人，设有政治指导员、武委会主任、村队长、小队长、小组长等职位，并且均由党员担任，说明民兵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基本群众手中，体现了共产党在民兵组织和行动上的领导地位。民兵中的政治指导员由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党支部承担起了民兵政治部的职能。在神西村的17名民兵中，阶级成分构成是中农7人，贫农10人。而且这17人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与30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仅有2名民兵阶级成分下降（由中农下降为贫农），1名民兵阶级成分提高（由贫农变为中农）。除此之外，其他民兵阶级成分没有变化。这些贫农、中农参加民兵的时间集中在1941到1943年间，正是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阶级成分引起关注并进行整顿阶段.因此，从1944年神西村民兵组织的阶级成分构成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部群众组织阶级成分的整顿上效果显着，民兵组织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中、贫农为主干，基本群众占据绝对优势的新格局。

　　需要补充的是，太行根据地对民兵阶级成分的调整主要是对民兵组织主体的调整，强调民兵组织中基本群众的绝对优势，保证民兵组织领导权掌握在党领导下的基本群众手中。这种调整并不代表拒绝其他成分群众参加民兵。对于地主及富农阶级的子弟，党提出"只有他们不是别有企图，而愿意服从民兵组织，积极参加活动，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特别是青年人，与其家长是有区别的".

　　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开展初期问题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兵组织内部阶级成分复杂，动机多样性所造成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实际工作，最终完成了对根据地民兵组织阶级构成问题的改造。1943年，杨殿奎明确提出民兵组织"是有阶级性的",虽然民兵主要是由基本群众组成，但民兵组织要保证"党员有一定的数量，并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力量".不仅明确了党对民兵组织阶级性的态度，而且也为民兵问题的解决找到一条道路。

　　总之，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民兵组织是兼具群众性与军事性的群众武装组织。其群众性要求民兵组织不能脱离生产劳动，能够代表农村基本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其军事性要求民兵掌握必要的军事技能，有较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忠诚于群众利益，英勇作战。而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封闭落后的环境下，民兵组织中复杂的阶级构成及对加入民兵组织的不同期望和需求，使得民兵组织在实际运作中衍生出大量问题。为了更好地达到动员、组织农民参加抗战，也为了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党通过群众组织、群众运动，对包括民兵在内的根据地群众进行了阶级观念的灌输与塑造。同时，通过对党组织内部的调整与干预，对包括民兵在内的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与管理权进行强化。

　　民兵组织阶级性的加强，是战争状态下民兵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民兵阶级性的凸显，不仅有利于民兵组织性的加强和战斗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民兵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为党的政治工作在基层组织中的开展提供了保障。民兵阶级成分的整肃是太行根据地民兵建设的关键步骤之一，是党的民兵工作的重要经验，也是这一时期中共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民兵阶级成分的调整方向与内容，与这一时期及其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规划与建设思路具有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