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持久战方针重大而独创性的发展分析

摘　要:从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至1938年5月,任弼时在参与领导抗日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地对抗日持久战方针进行深入的思考和阐释,丰富和发展了洛川会议关于持久战方针的内涵。尤其是他在1938年1月,就将中国抗日持久战的进程划分为“被动防御”、“对峙局势”、“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且具体预测了各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消长、战场状况的变化以及三个阶段递进转换的关系,这种卓越的见解,是对洛川会议持久战方针重大而独创性的发展。

关键词:任弼时 抗日战争 持久战

以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为起点,中日战争全面展开。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制定了指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即全面抗战的路线,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任弼时参加了洛川会议,他是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方针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制定者之一。洛川会议后至1938年5月间,持久战的军事方针是任弼时进行深入思考和阐释的理论主题之一,他对此作出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深刻阐明中国抗战为什么只能持持久战的方针;最先将中国抗日持久战进程划作三个阶段;精辟论述全国抗战怎样坚持持久战。

一、深刻阐明中国抗战为什么只能持持久战的方针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洛川会议发布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1](P322)任弼时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洛川会议的。在讨论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任弼时在发言中说:国共两党谈判交涉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最近中央采取的立场是对的。对于抗战的军事问题,任弼时说,“这是长期的战争,红军要保持战争的领导,一方面要保持我们的力量,基本上用此原则保持我们持久的模范。因此队伍的补充是很大工作。后方要努力于争取有几万人的补充”;但后方扩兵与国民党交涉“希望还少”,“最主要的还要靠前方”,要抓紧在战区扩红。

部队的使用要争取独立自主,两方面指挥,万一蒋的命令下来,使我们自主范围很小,这就要求在山西“我们有得力军事代表,能共同解决问题。”部队出动后,要“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2](P495)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任弼时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9月初,任弼时即与朱德、彭德怀等率领八路军将士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抗战初期,不少人特别是国民党中的一些主要领导成员,虽然对持久战的方针基本上也是认同的,但他们更主要地是持速胜论的观点。到了1937年底和1938年初,“由于战局的变化,由于对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个基本方针过去没有很好的阐明和执行,以致一部分人对于这一基本方针发生动摇,失去信心,并表示无办法,另有一部分人便因之发生埋怨和愤慨,于是抗日阵线内部生长着离心和动摇的现象。”[3]抗战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抗战为什么只有坚持持久战的方针作出更深刻的阐释和进行广泛的宣传。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杰出的代表,任弼时、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也都各自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1938年1月22日,任弼时在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而写成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精辟地写道:“我们的抗战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壮大;而敌人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则其不能解决之困难将愈增加,恰成相反的发展。故我于持久以取胜;敌须速决,持久必遭失败。”[4](P159)接着,他对这一论断作了具体的分析:日本能充兵役的人丁,至多不超过500万人,最多只能保持前线100万人的作战力量。日本的财政,已到相当严重的困难程度,据外报估计它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1个月消费的金钱,已超过日俄战争的全部,超过攻击东北的几倍,每月约需耗费5亿元,政府已无力支持。它几十年战争准备的储藏,只够大战开始的半年供给,有些只够3个月(单与中国作战或可稍长)。原料的供给,也开始感受困难了。从国际关系的变化观察,任弼时指出:中国抵抗侵略的战争愈持久,愈是可以得到国际间更多的同情与帮助。但日本侵略战争愈深入愈延长,则其国际地位愈孤立。

能够帮助它的德意两国,是如日本一样的穷凶极恶的,他们只能在西欧牵制英法以声援,不能以大量金钱原料来帮助日本。他还指出,日本侵略战争的延长,也必将加剧其国内和其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寇遇到许多严重的困难,但短期内不会停止它的侵略战争,任弼时明确地指出:“然而在今天,日本的法西斯军阀和军火商人,是不会停止其侵略战争的。日寇将在中国不投降不屈服之下,驱使其精锐的海陆空军,继续向我国中部南部进行其残暴的侵略。它如不被中国打败,或因国内矛盾之尖锐而引起革命,或因其他强烈之压迫,是不会放下屠刀的。”[4](P161)任弼时的这些论述,已经深化了洛川会议对抗战持久性原因的分析。任弼时对中国抗战为什么只能持持久战方针的再一次集中而深刻的论述是在他任共产国际代表时期。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他到达莫斯科后执笔撰写的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5月17日,他又口头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持久战的军事方针时,任弼时对洛川会议关于持久战的方针作了创造性的阐发。他说:“中日战争后,在日本,因为它在军事、经济、财源及政治上,都是需要求得速战速决,战争延长是于它不利的,而在中国,则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战中,去消耗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击败敌人。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4](P171)他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三个有利条件之后,强调指出:“这一切条件,都是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以致胜日本的。如果中国能够团结一致,加紧组织各种力量,奋斗到底,的确是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必须以很大的忍耐心。要取得战争胜利,免不了经过许多挫折、困苦、艰难的斗争过程。”[4](P172)

二、最先将中国抗日持久战进程划作三个阶段坚持持久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那么,这场持久战的进程,有什么规律吗?换句话说,持久战的进程可以划分出明显的阶段吗?如果可以,可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不同阶段战争的形势会如何转换?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和指挥者,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不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任弼时最先比较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38年1月22日,任弼时写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讲演稿,文章随后刊发于1938年2月14日和15日的《新华日报》。文中,任弼时将中国抗日持久战的进程划作“被动防御”、“对峙局势”、“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章说:“在中国抗战力量逐渐巩固、滋长、壮大,在日本力量逐渐削弱消失,在敌人更深入,弱点愈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会看见中国的持久抗战将产生由失利而取得许多小的胜利,由不利局势转入有利局势,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的战略上反攻的新过程。”[4](P161)文章在叙述中国如何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的“战略反攻”的新过程时说:“当着敌人集结兵力前进时,我们可以求得在运动战与阵地战中给以更强大的打击,乃造成敌人不敢再前进深入,而呈比较固定战线的形势,使战争进到对峙的局势,由此而逐渐转入战略反攻的新时期。”[4](P161)如果只看上述第一段文字,可以认为任弼时是把持久战分为“被动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

我们看了第二段文字,就可知道,任弼时已充分认识到,由“被动防御”的阶段还不能直接转到“战略反攻”的阶段,中间需要有一个过渡的阶段,那就是“对峙的局势”。由此可见,在逻辑思维上,任弼时已经明确把持久战划分为“被动防御”、“对峙局势”、“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任弼时对于各个阶段敌我力量的消长、战场状况的变化和三个阶段关系递进转换的分析来看,会使我们认识得更加清楚。“被动防御”阶段中国战场的情形如何?“被动防御”阶段是如何向“对峙局势”阶段过渡的?任弼时作了这样的概括和预测:灭亡中国,独霸东亚,是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不移的国策。它这次动员了经过数十年准备的武力、人力和财力,撕毁了一切国际信约,不顾一切地疯狂侵略。它是不会以占领华北为满足的。它在北平设立了“中华民国”的伪政府,且准备正式承认之手续。它在快要占领太原和上海时成立了大本营,它宣布在占领南京后,除非中国政府屈服,是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之必要。这一切表示它过去步步并吞中国的侵略计划,想在这次侵略战争中一次完成。半年来的抗战,中国北部和东部大块土地与重要城市被暴日暂时占领。我方虽在军事上受到一些失利———但决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失败,然而却换得了中华民族从来未有的团结,冲破了软弱传统与恐日思想。这种举国一致的顽强战斗,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使日寇“不战而胜”、“战即速决”的政策遭受了失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这里面是隐伏着我伟大中华民族最后战胜日寇的胜利因素的。“我们可以预想到新时期到来的最初,必定是敌人更深入、更分散、更薄弱、弱点暴露得更多的时候。抗战军队在新的作战方法下,首先求得给敌人弱点以连续的胜利的打击,这就会造成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而须更集结行动。

在这样大小胜利的情形之下,抗战胜利信心愈见增高,群众斗争行动与情绪更见积极,游击运动猛烈地扩大,国际力量滋长会更迅速,抗战军队更见坚实,装备得到初步的改进。当着敌人集结兵力前进时,我们可以求得在运动战与阵地战中给以更强大的打击,乃造成敌人不敢再前进深入,而呈比较固定战场的形势,使战争进到对峙的局势。”[4](P161)“对峙局势”阶段中国战场的情形如何?“对峙局势”阶段又是如何向“战略反攻”阶段过渡的呢?任弼时这样写道:“这样的对峙局势,将使中国争取充分时间,在更有力的国内与国际条件之下,来培养壮大自己的各种力量,使国防军队更臻于巩固与坚强。相反的,日寇各方面困难将随之剧增,军心愈见动摇,深感战线扩大延长之难于应付,而需要更加集结力量,缩短战线,依据交通便利之退路与后方进行抗斗。这时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或者反攻形式是困敌于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完全截断其交通接济与外援,求得歼灭或消灭其可能增援的力量,以困死最前线之孤军。如果国际形势起了强烈的变动,则更有利我们胜利的反攻。”[4](P161)“战略反攻”的结果,任弼时写道:这样反攻胜利的结果,可以收复大半已失的领土,我们强大的条件亦必随之愈增。敌人困苦愈急,或由于我们最后将其驱逐与歼灭,或由于敌国内部的革命变乱,而逼使其退出,或加上同情于我之列强的逼迫,而使之最后归于完全失败。最后,任弼时带着警示的语气提醒国人:“这是一种可能的转变过程,然而是一种最艰苦奋斗的过程。这过程中的磨折,必然也会更多。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更坚固地团结一致,不能坚持艰苦的长期抵抗,而受日本挑拨阴谋的陷害,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悲惨的发展结果。

然而我们应当努力争取胜利发展前途的实现,这是每个不愿作亡国奴隶的有血性的儿女应有的责任。”[4](P163)任弼时这一关于中国抗日持久战进程三个阶段的划分,是一种独创性的卓越见解。4个月以后,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作著名的《论持久战》时,吸收了全党的智慧,科学地预见中国抗战的持久战进程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任弼时关于三个阶段划分的思想与毛泽东三个阶段划分的理论在内容上是基本接近的,他的论断为毛泽东的科学预测提供了重要的理性参考。

三、精辟论述全国抗战怎样坚持持久战

任弼时说,中国的抗日战争“要依靠于持久抗战去消耗敌人,来取得最后胜利”。那么,从全国来说,怎样坚持持久战呢?任弼时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综合他在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的主要论点,可归纳为五个“要”。

第一,要坚持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路线。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任弼时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合作,则能抗日,能够胜利;国共两党如果分裂,则中国的抗日必定要失败。……因此,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仍是中国党在抗日战争当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4](P187)关于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任弼时在1938年1月写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4](P157)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任弼时点名批评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第二,要巩固和扩大国防军队。任弼时认为,日寇的侵略和野蛮屠杀,必定会激发中华民族深刻的民族仇恨。在此前提下,政府加以正确的领导与推动,动员大量的人力补充现有的国防军队并组成大量新的国防军队,是缩短抗战困难的过渡时期,进行长期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之一。依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条件而论,他认为“除充实现有军队外,再组织五百万人的正规军队,只要稍加改善动员的办法,是完全可能的。”[4](P153)

第三,要建立强固的国防军事工业基础。任弼时说:“在巩固、培养、生息抗战军队与抗战力量当中,必须加紧军事工业的建立与扩大。估计到敌人的封锁,而且这种封锁的范围还可能扩大,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逐渐做到在持久战中军火之自给,而且能够供给军队以必需的新式武器。”[4](P155)他还特别指出,日寇为实现独霸东亚而疯狂地侵略,这在今天,尤其是将来,对英美和其他国家在东方的势力与利害是一种很大的威胁,但我们今天不能设想这些国家能够出兵帮助我们去打败日寇。因为他们必须权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日本毁灭之损失,与自己同日本以兵戎相见所造成的损失,孰轻孰重。就是极端同情与愿意帮助中国之苏联,也必须依据自己的政策,估计到世界整个利害来决定帮助中国的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应当运用自己现有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加上同情国家可能的帮助,“去努力建立并扩大长期抗战的国防军事工业的坚固基础,……这是我国坚持抗战到底在目前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4](P156)第四,要加强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和建立广大的敌后游击根据地。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后,八路军着重执行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很快打开了局面,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任弼时及时总结山西前线抗战的经验,于1938年1月2日写了《山西抗战的回忆》。

对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文中写道:“山西抗战的经验又告诉我们,不仅在敌人深远后方可以发展人民的游击斗争,而且能够收复广大领土,成为持久抗战斗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力量。敌人以正规战争从正面击退我军比较容易,而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则成为不可能。”[4](P148)1938年1月22日,任弼时在《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更是从全国抗战的局势,指出了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在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运动,有组织地和自发地逐渐开展,在今天已经增加敌人不小的困难与顾虑,为中外人民所重视,因为这是中国支持长期抗战的一支最重要的辅助力量;而在敌占区域(如华北及苏鲁广大地区内),又成为持久抗战的主要斗争方式。游击战争愈发展,人民战斗情绪可更增高;敌人的顾虑必愈增,兵力不得不更分散,前进也就随之而更困难。敌人消耗愈增加,使抗战亦愈能持久。这也就是游击运动今天被人重视的原因。”[4](P158)任弼时还指出了游击战在持久战中可向运动战发展的前途。[4](P158)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领导建立的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做了满腔热情的介绍,并且强调,“在敌人后方,创造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发动和组织民众,发展人民的游击战争,才可以使战争能够持久,能够胜利。”[4](P189)第五,要不断地改进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

任弼时自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开始实际接触军事斗争,后又亲身领导了湘赣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因此,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很短时间内,就能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地审视中日战争的全局,对中日军队各自的战略战术作出深刻的比较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十分有利于改进中国军队进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战术。战略方面,任弼时认为,中国军队必须充分认识地形条件在与日军作战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4](P137)必须充分认识我军的主力使用于什么样的战场对我最为有利。[4](P169)在战术方面,任弼时认为,中国军队需要采取积极防御的侧后方面的运动战。[4](P169)他特别推荐八路军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针,这在《山西抗战的回忆》和他给共产国际所写的报告中有较多的论述,他认为八路军的这种战略战术,不仅在敌后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已经影响和推动了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上的进步。笔者认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物中,对于中国抗日持久战方针的论述,除了毛泽东之外,任弼时是论述得较为全面、较为深刻和影响较大的一位。遗憾的是,至今所发表的有关研究任弼时的论著,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甚至他最先提出的将持久战进程划作三个阶段这一卓越而光辉的论点,在所有权威的党史、现代史专著中都未见点及。有鉴于此,在纪念任弼时诞辰百周年之际,笔者撰写此文,以缅怀这位伟人的光辉业绩。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2]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任弼时传〈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3]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战[J].群众,1938,1(5).

[4]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