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现代性问题
来源：UC论文网2015-12-11 14:20
摘要：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现代性当代中国文艺理论问题意识现实语境 [论文摘要]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出发，消除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现代性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 问题意识 现实语境
[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 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要我们不否认一切文学艺术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发生的，那么，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就必然是根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所提出的问题，并理应是建立在对这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的缺乏又是十分普遍而令人担忧的。诚然，在当代中国，每天都有人在对中国文论提着问题，作着思考，发着议论，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基于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在对中国文论提问题，作思考，发议论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文论的重建，应当主要是当下‘问题意识’的重建”，这就需要从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并在对其有准确把握与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问题。
那么，到底应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呢?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文化现实处境。显然，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及其现实问题，都是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这一背景中，显示出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呈现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共存的社会文化样态。尽管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景观(这一事实，诚然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过度放大 ，然而，也是不容否认的，但由于不少人对后现代存在很多误解而产生颇多抵触，如将其与现代性作截然对立的看待，下文将作出论析)，而更多的地方还处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阶段，甚至一些边远农村还处于刀耕火种、蒙昧落后的前现代状态。可以说，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现代性的推进是必须而且必要的，同时，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自身发展的参照系。很明显，在西方，现代性的最初形态是一种反传统的“启蒙现代性”，它标举理性精神，与蒙昧的传统决裂，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它在带来社会物质方面的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人的感性维度受到理性功能的压抑，使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启蒙现代性”极端发展所造成的弊端的质疑与批判，从而产生了另外一种现代性，亦即“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一方面，“启蒙现代性”的任务尚未完成，仍需要现代理性推进其现代性进程，而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极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有充分的认识与足够的反思，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现代西方社会所曾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因此，“反思现代性”也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对应的 ，它在不可逆的时间之维不断“去蔽”而达到“澄明”，这也许对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发展更具有实际意义。正如“现代性”的权威理论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从被征用的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这些过去将不再被认为原本就是示范性的”，从而体现出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由“启蒙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包括审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其本身就体现出时间在“现代性”中所占据着的这种最深层的基础地位，而另一方面，人们嚷嚷不休的有着种种分歧的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据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对现代与后现代争论最热烈的地方就是中国 )，二者不仅可能在同一时间维度呈现出并存的状态(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砚显，并且还包括前现代)，而且实则也是在这最深层的时间维度达到统一，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释自身而已，注释自己的状况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完全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要。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可见，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也并非必然如很多人所认为是彼此逆忤的，相反，现代性完全可以后现代性为推动其进化的动力，并作为一种时间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在与过去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而“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追求，不仅在时间概念上，而且在价值观念上，都是指向未来的无休止创新的深层动力。
由是观之，具体到文学领域，没有现代性追求，就没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钱中文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时期以来文论界的热门话题，而“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综合地吸取各个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这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如董学文就压根不同意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方面以所谓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而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纵观董文全文，尽管基于问题的敏感性，董学文语焉未详，但按照人所共知的理解，在董学文这里，现代性是被视为了一种西方的信仰与意识形态，而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很明显，董学文在看待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时，对其作了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甚至政治图解，在他看来，文艺理论的现代性指引，无疑会导致中国文论的全盘西化，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的，以现代性为指引，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与放弃，用极左路线时期的一句话来说，甚或就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笔者看来，实质上，钱中文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要以现代性为指引，没有错，董学文若是在真正意义上强调文艺理论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错，问题在于，董学文否定现代性，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加以排斥，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追求未来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与现代性不相悖离，并可作为现代性追求的明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晚 清时代以来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就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初起的阶段，五·四启蒙运动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由此导引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激进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 的现代性进程中，首先必须消除包括上述那种对现代性的误解在内的种种曲解，如果还有人对现代性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无疑是自欺欺人，这是其一。
其次，还要消除对现代性的狭隘理解。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曾通过对“现代性”一词形态变化的考察指出，“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以前是个单数形式，以显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特征。人们认为这种特征能突出西方社会，并使西方不同于“其它社会”。但是在新的表达方式中，“现代性”复数化了，并用来指非西方社会。它的特指性降低了，但仍然保持了其吸引力。这一复数用法表明，由于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现代性，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某些东西具有了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当今面对的现代性，是“可选择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尽管只有一种全球化，却有多种现代性。
笔者以为，这种见解是有价值的，它无疑颠覆了一些人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曾使很多人对现代性心存疑虑，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进程会致使不同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而导致民族性的丧失，从而导致一个可怕的单向度世界的产生。
消除对现代性的疑虑及其狭隘的一元理解，以更加开放的理论态度清醒认识并确立这种全球化演进中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多元发展的新路向，深刻了解全球化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对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与现代转型无疑是有益的。文论发展的现代性是多样性的现代性，它是以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为前提的。那么，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如何才有可能呢?显然，又是以双方之间的话语平等为其前提条件的，而不是以哪一方为中心，否则就会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话语”暴力，而谈不上什么对话。笔者认为，这就需要从根本上做到两个超越。一是在中国文论界的内部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话语权力与利益层面的纷争与纠葛，在对待问题分歧时，多一些学术立场上的彼此宽容与理解，少一些计较个人、集团利益的排挤与打压；多一些学术意识与学术关怀，少一些权力之争与利益、资源分配的考量，从而消除某些利益驱动的话语霸权中心。二是在对待古今中外不同文论话语的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或西或中或古或今的时空区隔与偏狭的意识形态理解，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外古今背景基础之上生成的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上，着眼于现实问题，从根子上解构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中心主义。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就是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发展问题，而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文论都只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不应构成什么中心。
只有这样，在多元共生的话语平台上，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建构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才有可能，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的过程。很明显，这种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并不是也不应是仅仅为了转型而转型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对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学现实及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并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从而实现人的更加合乎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文论建设在现代性进程中始终不能背离的人学基点，也是一切人类活动所不能背离的基点，显然，这又不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文论建设在现代性进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了，只好留待另文详论。
参考文献
[1][16]赖大仁．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8(5)．
[2]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02(1)；《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J]．文艺争鸣，2003(6)．
[3]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8]哈贝马斯．论现代性[A]．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赖大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讨论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
[6]Zygmunt?Be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M]，Cambridge：Polity，1991．
[7]汪晖．死火重温[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J]．文艺争鸣，2007(3)．
[10]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 的趋势 [J]．文艺争鸣，2007(7)．
[11]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述[J]．文艺争鸣，2007(11)．
[12]布鲁斯 ·罗宾斯的与会发言[R]．“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武汉大学，2006年6月 17日至20日。
[13]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 的构建[J]．文学评论，2007(5)．
[14]谭好哲．现代性与民族性[R]．“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学与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黑龙江大学 ，2007年 1月 11日至 13日。
[15]李自雄．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检讨[J]．晋阳学刊，2009(2)．
[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 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要我们不否认一切文学艺术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发生的，那么，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就必然是根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所提出的问题，并理应是建立在对这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的缺乏又是十分普遍而令人担忧的。诚然，在当代中国，每天都有人在对中国文论提着问题，作着思考，发着议论，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基于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在对中国文论提问题，作思考，发议论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文论的重建，应当主要是当下‘问题意识’的重建”，这就需要从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并在对其有准确把握与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问题。
那么，到底应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呢?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文化现实处境。显然，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及其现实问题，都是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这一背景中，显示出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呈现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共存的社会文化样态。尽管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景观(这一事实，诚然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过度放大 ，然而，也是不容否认的，但由于不少人对后现代存在很多误解而产生颇多抵触，如将其与现代性作截然对立的看待，下文将作出论析)，而更多的地方还处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阶段，甚至一些边远农村还处于刀耕火种、蒙昧落后的前现代状态。可以说，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现代性的推进是必须而且必要的，同时，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自身发展的参照系。很明显，在西方，现代性的最初形态是一种反传统的“启蒙现代性”，它标举理性精神，与蒙昧的传统决裂，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它在带来社会物质方面的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人的感性维度受到理性功能的压抑，使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启蒙现代性”极端发展所造成的弊端的质疑与批判，从而产生了另外一种现代性，亦即“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一方面，“启蒙现代性”的任务尚未完成，仍需要现代理性推进其现代性进程，而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极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有充分的认识与足够的反思，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现代西方社会所曾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因此，“反思现代性”也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对应的 ，它在不可逆的时间之维不断“去蔽”而达到“澄明”，这也许对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发展更具有实际意义。正如“现代性”的权威理论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从被征用的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这些过去将不再被认为原本就是示范性的”，从而体现出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由“启蒙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包括审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其本身就体现出时间在“现代性”中所占据着的这种最深层的基础地位，而另一方面，人们嚷嚷不休的有着种种分歧的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据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对现代与后现代争论最热烈的地方就是中国 )，二者不仅可能在同一时间维度呈现出并存的状态(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砚显，并且还包括前现代)，而且实则也是在这最深层的时间维度达到统一，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释自身而已，注释自己的状况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完全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要。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可见，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也并非必然如很多人所认为是彼此逆忤的，相反，现代性完全可以后现代性为推动其进化的动力，并作为一种时间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在与过去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而“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追求，不仅在时间概念上，而且在价值观念上，都是指向未来的无休止创新的深层动力。
由是观之，具体到文学领域，没有现代性追求，就没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钱中文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时期以来文论界的热门话题，而“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综合地吸取各个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这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如董学文就压根不同意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方面以所谓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而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纵观董文全文，尽管基于问题的敏感性，董学文语焉未详，但按照人所共知的理解，在董学文这里，现代性是被视为了一种西方的信仰与意识形态，而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很明显，董学文在看待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时，对其作了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甚至政治图解，在他看来，文艺理论的现代性指引，无疑会导致中国文论的全盘西化，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的，以现代性为指引，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与放弃，用极左路线时期的一句话来说，甚或就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笔者看来，实质上，钱中文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要以现代性为指引，没有错，董学文若是在真正意义上强调文艺理论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错，问题在于，董学文否定现代性，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加以排斥，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追求未来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与现代性不相悖离，并可作为现代性追求的明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晚 清时代以来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就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初起的阶段，五·四启蒙运动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由此导引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激进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 的现代性进程中，首先必须消除包括上述那种对现代性的误解在内的种种曲解，如果还有人对现代性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无疑是自欺欺人，这是其一。
其次，还要消除对现代性的狭隘理解。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曾通过对“现代性”一词形态变化的考察指出，“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以前是个单数形式，以显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特征。人们认为这种特征能突出西方社会，并使西方不同于“其它社会”。但是在新的表达方式中，“现代性”复数化了，并用来指非西方社会。它的特指性降低了，但仍然保持了其吸引力。这一复数用法表明，由于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现代性，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某些东西具有了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当今面对的现代性，是“可选择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尽管只有一种全球化，却有多种现代性。
笔者以为，这种见解是有价值的，它无疑颠覆了一些人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曾使很多人对现代性心存疑虑，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进程会致使不同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而导致民族性的丧失，从而导致一个可怕的单向度世界的产生。
显然，此种对现代性的狭隘理解及其产生的担忧，是在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看待。的确，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民族性成了一个不容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如李西建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文论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内在失落，甚至产生所谓“失语症”的隐眭焦虑，其症结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很明显，这种“根”关涉到一个民族性的问题。但现代性与民族性又并非是截然对立的，现代性是我们需要的，民族性也不能丢。谭好哲曾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中指出，现代性与民族性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学术语境，现代性是其价值追求，民族性是其文化身份的保证。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表里。¨ 诚如斯言，从历史上看，尽管现代性最早出现于欧洲，但在全球化语境的现代性进程中，任何民族一国家的现代性，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与民族性构成一种交互重塑的关系，一方面，民族性通过现代性重塑而具有现代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现代性通过民族性的重塑而获得文化身份。但笔者要补充的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不仅仅就是如此，现代性通过民族性的重塑不仅仅在于获得文化身份，更在于通过这种民族性的重塑，不同的民族一国家作为一种能动主体，都或多或少地根据自己民族一国家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赋予现代性不同的新的文化内涵，并使现代性呈现出多元发展路向。而实质上，全球化发展至今使得即便是西方国家的现代性也不再是那么纯粹的“西方”了，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当今的现代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因此，全球化不仅仅是现代性的扩展，而且构成了推动现代性进化的重要动力，并使当今的现代性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现代性并非一元，而是一源多元的。
消除对现代性的疑虑及其狭隘的一元理解，以更加开放的理论态度清醒认识并确立这种全球化演进中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多元发展的新路向，深刻了解全球化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对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与现代转型无疑是有益的。文论发展的现代性是多样性的现代性，它是以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为前提的。那么，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如何才有可能呢?显然，又是以双方之间的话语平等为其前提条件的，而不是以哪一方为中心，否则就会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话语”暴力，而谈不上什么对话。笔者认为，这就需要从根本上做到两个超越。一是在中国文论界的内部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话语权力与利益层面的纷争与纠葛，在对待问题分歧时，多一些学术立场上的彼此宽容与理解，少一些计较个人、集团利益的排挤与打压；多一些学术意识与学术关怀，少一些权力之争与利益、资源分配的考量，从而消除某些利益驱动的话语霸权中心。二是在对待古今中外不同文论话语的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或西或中或古或今的时空区隔与偏狭的意识形态理解，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外古今背景基础之上生成的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上，着眼于现实问题，从根子上解构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中心主义。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就是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发展问题，而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文论都只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不应构成什么中心。
只有这样，在多元共生的话语平台上，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建构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才有可能，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的过程。很明显，这种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并不是也不应是仅仅为了转型而转型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对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学现实及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并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从而实现人的更加合乎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文论建设在现代性进程中始终不能背离的人学基点，也是一切人类活动所不能背离的基点，显然，这又不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文论建设在现代性进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了，只好留待另文详论。
参考文献
[1][16]赖大仁．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8(5)．
[2]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02(1)；《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J]．文艺争鸣，2003(6)．
[3]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8]哈贝马斯．论现代性[A]．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赖大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讨论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
[6]Zygmunt?Be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M]，Cambridge：Polity，1991．
[7]汪晖．死火重温[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J]．文艺争鸣，2007(3)．
[10]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 的趋势 [J]．文艺争鸣，2007(7)．
[11]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述[J]．文艺争鸣，2007(11)．
[12]布鲁斯 ·罗宾斯的与会发言[R]．“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武汉大学，2006年6月 17日至20日。
[13]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 的构建[J]．文学评论，2007(5)．
[14]谭好哲．现代性与民族性[R]．“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学与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黑龙江大学 ，2007年 1月 11日至 13日。
[15]李自雄．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检讨[J]．晋阳学刊，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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