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构成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的整体框架

摘　要:中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贯穿着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以及由此规定的一系列军事思维基本观念。前者突出地表现为:实事求是地反思和演绎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世界军事发展的制高点为参照系,客观地分析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从全局上筹划和指导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立足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立场,思考和解决军事战略问题。后者包括:后发制人和攻势防御的观念;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观念;军事变革和跨越式发展的观念;军事系统观念。正是由这些认识论和政治原则以及基本思维观念构成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的整体框架。就是说,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正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并将有关基本观念作为它的支撑点。

关键词:中国;新时期 军事战略思维 认识论原则 政治原则 基本思维观念

中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从全局上指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建设的方针,是维护祖国统一、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军事安全保障、为人类共同利益铸造和平劲旅的方针。它的形成和运行的思维过程贯穿着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以及由此规定的一系列军事思维基本观念。揭示这些原则和基本观念,有助于深刻理解和自觉贯彻这一符合中国国情军情、符合世界新军事变革趋势和符合时代主题的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新的调整

早在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主义基础》一书中,重申并合并表述了列宁关于时代的判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①。中国共产党(除个别领导人之外)接受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直到70年代,尽管国际战略和军事战略几经调整,都没有改变这一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认定。毛泽东不仅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而且他在不同时期的一系列论述实际上都指明,帝国主义制造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又制止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既包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争取和维护阶级解放、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特别是武装斗争)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上述思想和中国人民的奋斗业迹确实产生了广泛的、深刻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影响。在血光之灾中得以分娩,又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相向而来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高压乃至于扼杀政策中高昂头颅、挺直脊梁的新中国,在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非拉人民的心中,高高地竖立起一面光荣的旗帜。

按照上述关于时代和时代主题的确认,鉴于冷战时期国际斗争的严重形势及其对我国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准确估计这种严重性和把握其复杂性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下面还将论及)和实际损害,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党和毛泽东作出了美、苏对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日益迫近的判断,并且制定了加紧战备,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决策。

然而70年代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实际上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有的矛盾(如战争危机)趋于缓和,而有的矛盾(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贫富悬殊)则变得越来越尖锐。对此,邓小平以敏锐的、非凡的战略眼光作了冷静的考察。他及时地把握着时代脉搏,判定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大规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并且继1984年5月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的谈话和10月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的谈话之后,在1985年3月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中,再一次更加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和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都反复确认了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十三大报告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之一。十四大报告首次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将这个观点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③其后,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都分别重申了十四大报告的以上表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表明我们党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飞跃。

应当指出,“时代主题”既然是“主题”,当然就不是时代面临的全部或仅有的课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而战争则可能发生在国家与国家或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既包括非正义性质的,也包括正义性质的。同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对以往一个时代的扬弃,但并不是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这个具有更大历史跨度的时代的超越。在未来的历史行程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究竟采取哪些具体的途径和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将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和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取决于各国人民按照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所进行的相互支援,取决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具体发展和变化,但都不能跨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都不能不在总体格局和形势上以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问题为基础。

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思想,对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无疑是一盏崭新的明灯,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更高层面的理论指导。这一思想的警示意义在于:既然已不是大祸临头,那就表明面临着千载难逢、再也不能失之交臂的战略机遇;饱经忧患的中国永远也不能淡漠忧患意识,然而今天的忧患主要是能不能看准并且牢牢抓住和利用这个机遇,能不能专心致志地把经济搞上去,把综合国力搞上去,把长久巩固的而不是倾力临战的国防建设搞上去,一句话,中华民族能不能巍然屹立于现代化时代的世界民族之林。这一思想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业已确立的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根本方针,指明了我国当代国际战略的根本前提,而且也是调整国防和军事战略决策的直接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样历史和理论背景下,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也就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1988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又规定,军事斗争准备由主要立足于随时应付大规模入侵转变为主要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

20世纪70年代(如果考虑到某些军事观念的酝酿,还可追溯到五六十年代)以来,由美国领先,准备着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乃至于革命(Revolution inMilitary Affairs)(RMA)。(就直到目前的状况来看,称之为“变革”更为确切,而从实质上特别是长远的走向和归宿来看,则可称之为“革命”。)1991年的海湾战争基本上标志着上述准备过程的结束。1993年,美国国防部正式采用RMA这一军事科学术语;翌年,该国防部成立“军事革命高级指导委员会”,并分设合成兵种与机动工作组、纵深打击工作组、低强度冲突工作组、长期创新制度化工作组和海上前沿作战与危机反应工作组。这表明新军事革命在美国已经上升为某种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因而表明它的正式启动。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称:“近几年里,美军一直在进行军事革命,并取得了很大成果。目前,正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军事革命,将通过一个渐变过程获得革命性的成果。”根据一些国家的有关战略构想或规划和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推动下出现的加速发展的趋势,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可能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又据专家们预测,它将在四五十年代基本结束。

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批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新技术革命在军事领域中的表现。而且冷战时期的几场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高技术手段,具体实例有:1981年6月,以色列14架战斗机飞离本土,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并安全返回,行动时间仅2分钟;1981年8月,美军两架F-14战斗机从航母升空,用两枚“响尾蛇”导弹分别击中利比亚两架苏-22战斗机,行动时间仅1分钟;1982年,英国特混舰队与阿根廷军队之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采用了电子战、导弹战等作战样式,交锋异常激烈;1982年6月,以色列空军用F-15和F-16战斗机、E-2C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等,在6分钟时间内摧毁贝卡谷地的叙利亚19个萨姆-6地空导弹连,接着以军又在两天内以1∶8·5的飞机损失比例摧毁叙方42个导弹阵地;1985年10月,以色列8架F-15战斗机、2架加油机,飞越2400公里,瞬间摧毁设在突尼斯市东南35公里的巴解总部,且安全返航;1986年4月,美军出动战斗机、电子战飞机和加油机,发射“百舌鸟”及雷达导弹、“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以及激光制导炸弹和集束子母炸弹,夜袭并在不足半小时的时间内摧毁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城的雷达站、兵营、导弹阵地和20多架飞机,有的炸弹精确命中“连地面间谍都难以找到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当晚居住地; 1989年12月,美军首次使用F-117A隐身战斗机,空袭巴拿马城西12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和两个步兵团。④至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战区就有3000多台电子计算机与国内计算机联网,更是创造了计算机军事应用导致的“硅片战胜钢铁”的奇迹。而所有这一切,都表征着新军事革命在母腹中的躁动,也预示着军事高技术的发展将会给军事形态和战争形态的全面变革带来怎样的前景。

中国作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地位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严峻挑战不能不作出积极的反应。海湾战争刚刚爆发,江泽民就提出要注意从这场战争中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为军事战略方针的新的调整作好理论准备。1993年初(这同美国正式启动新军事革命的时间是大致吻合的,但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85年和1988年有关决策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根本指导,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以此为前提,1995年军委又提出并于1996年重申“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以及我军建设必须实现由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转变的战略要求。随后,江泽民进一步强调,高技术战争在本质上就是信息化战争,要根据信息化战争的特点来研究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问题和战略指导的根本原则,要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由准备应对工业时代的战争转到准备应对信息时代的战争上来,在军事战略指导上要把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正确解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方向问题,强有力地牵引和推进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⑤1996年,江泽民指出:“全军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包括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国防科研,等等,都要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和统揽下,立足于未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周密规划、全面部署和深入展开。”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以“打赢”为根本标准,把增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作为军队建设和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⑥要求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⑦江泽民指出,筹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总的原则是“整体谋求适度发展,局部争取大幅跃升”。贯彻这个总的原则,就是要抓住军事斗争准备这个最现实最紧迫的课题。抓住了它就抓住了重点,抓住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龙头。⑧

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在发展现代国民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和过程中,拥有保障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必须继承和发扬积极防御的优良传统,具备依靠人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和以此为前提的遏制战争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必须发展作为军事高技术代表的军事信息技术,并以信息化作为军事变革亦即军队建设整体转型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相当长的分阶段完成的过程,每一阶段都力求局部大幅跃升、整体适度发展,并最终达到整体防卫作战能力的大幅跃升。这就是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演进和实施的思维进程。

二、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的认识论和政治原则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和落实,当然也就是战略层面的军事思维及其付诸实践的过程。贯穿于这一思维过程的主线则是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的统一。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事求是地反思和演绎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泽民指出,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是我们的传家宝,要全面系统地学习,要完整准确地理解,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还应实事求是地继承和发展⑨。实事求是地继承和发展,一个基础性的思维环节是实事求是地反思和总结有关历史经验,并从而有所汲取,有所演绎。这里仅就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演化为背景加以论述。

第一,作为历史经验反思和演绎的结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已经并继续表明,只要霸权主义这个战争的根源和包括霸权主义在内的各种破坏我国国家统一、威胁国家安全的暴力因素存在,我们仍然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历史不会忘记,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而在苏美之间持续尖锐对峙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也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及谋士认为中国当时处于类似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具有很强的“侵略性”;而且中国一旦加入核俱乐部,比苏联更具有“危险性”⑩。基于此,美国于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在中国尚未进行核爆试验的情况下进行了针对中国的代号“高跟Ⅰ”和“高跟Ⅱ”的核战争演习。1964年8月5日,制造“北部湾事件”,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1965年3月,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发动局部战争;1971年2月8日,又策划南越军队入侵老挝。这些侵略战争都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而且1968年10月和1970年3月,美国又进行了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代号“高跟68”和“马球帽”的核战争演习。1964年至1968年,美国作战飞机入侵中国领空155批383架次;1964年8月至1971年12月,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97架次。此间,苏联的表演更加猖獗。1962年4月和5月,制造伊宁事件,将6万余名中国公民裹胁到苏联境内。接着,在整个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包括驻蒙古军队),加强军事设施,其中导弹数量达到其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1967年1月23日至1969年3月17日,苏军侵入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地区达24次。苏联还纠集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企图包围和封锁中国,并预谋以核打击在中国制造毁灭性灾难。此外,1962年10月20日,继1951年以来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流血事件和武装冲突之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全面进攻。1973年8月底,南越军队占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9月宣布由其福绥省管辖南沙群岛的10多个岛屿;1974年1月,又入侵中国西沙永乐群岛。国内也颇不平静。60年代,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当局频频进行武装骚扰和破坏活动,妄图“反攻大陆”。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和操纵下,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直到1961年底西藏一些地区的叛乱武装仍有公开活动。面临以上种种事件,我解放军对侵略者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武装反击,对唇齿相依的邻邦给予了无私的军事援助,粉碎了国内反动集团的武装窜犯和叛乱。正是在这种各路妖魔兴风作浪的历史条件下,60年代党和毛泽东作出了并且多年坚持准备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决策。尽管这一决策未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受到来自外部的封锁包围和敌视,我们面临着军事的政治的严重威胁,抓紧防范战争危险的准备是正确的”。

80年代,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转移到和平时期轨道,非常必要和及时,但决不表明我们可以放松警惕。此前不久就有一件现实的例证。当时越南当局竟然不顾中越之间鲜血凝成的友谊,忘却在抗法战争期间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是中国,忘却在援越抗美战争中1100名中国子弟兵的壮烈牺牲,蛮横无理地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在中越边境以1100余起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伤害中国人民。在反复规劝无效之后,我军被迫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进行自卫还击作战,直到1984年7月12日终于彻底粉碎越军的袭扰蚕食和反扑。

进入90年代,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1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终结以来,天下仍然很不太平。正如江泽民所判断的:“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12尤其必须关注的是,尽管当今的国家安全已不限于单一的军事安全,而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以及生态环境诸方面安全的综合安全,但“冷战后曾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13。2003年,美、英两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和违背国际民意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摧毁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而且公然宣称“先发制人”战略,也就是先打你而后再寻找打你的“理由”;美国2004财年的国防预算上升到4005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三分之一强,相当于位居其后的2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这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可以预料,在相对稳定的多极格局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真正确立之前,军事安全因素上升的趋势很难(而非绝对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因此,“关注军事安全因素,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是当今世界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14。

就我国当前和今后的安全形势来说,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有力贯彻,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能够争取一个有利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将继续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和遏制政策;“台独”势力有新的发展,境内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有所抬头;我国周边也存在诸多影响地区稳定的因素。这种复杂态势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把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15。

第二,作为历史经验反思和演绎的结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已经并继续表明,即使在武器装备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下,对于一切敢于来犯之敌,我军都必须也一定能够始终保持敢打必赢的坚定信念。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革命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与人类进步事业命运相连的军队,所以历来是不怕苦、不怕死,敢打强敌、敢打硬仗恶仗的军队,是尽管遭受过挫折和失败而最终必定取得胜利、创造战争史上伟大奇迹的军队。这种敢打必赢的信念,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一如既往,而且得到了发扬光大。

当年,面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讹诈,两个超级大国的钳制和威逼,以及由它们策划和构筑的地缘战略包围,中国人民从不畏惧,从不退缩。在毛泽东的眼中,帝国主义及其手中的原子弹既是真老虎又不过是纸老虎。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会见土耳其《形势述评报》记者阿贾尤雷克的谈话中说:“我们准备人家来侵略,我们准备他们打各种形式的战争,以至于打核大战。……对一切事情,我们要准备坏的,争取好的。这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你不准备坏的,他来了,那就出乎意外。你不争取好的,那不就等着挨打吗?”○16在20世纪60年代和六七十年代之交那种恶劣的安全环境下,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拥有最先进装备、怀有最大野心的凶顽之敌的战略思想,确实发挥了振奋军心民气、令敌人望而却步的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1977年,邓小平断言:“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我们有这样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17他还说:“即使能够争取十年二十年时间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那时我们同敌人比较起来,武器装备也仍将处于劣势。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嘛!因此,到那个时候,如果打起来,我们还是要以弱胜强,这种基本状况还不能够完全改变。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1880年代,他又重申,中国最希望和平,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19。1989年,他再次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20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军的武器装备整体上还是由少量先进技术装备和大量一般技术装备构成。90年代,江泽民也指出,我们重视武器的作用,但更坚信人是决定性的因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是战无不胜的。八年抗战证明了这一点。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我们也同美国较量过,那时我们武器比他们差得多,我们不是都打胜了吗?我们是积极防御的方针,不侵略别人,但是你要来,对不起,你吃不了兜着走,谁来都是如此。

近些年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信息战的实质在于:战争一开始,或经过较量之后,一方主要运用信息手段攻击对方的各级特别是最高指挥决策系统,摧毁对方指挥决策层的认识、信念和意志,迫使其放弃军事对抗,屈从己方的军事、政治要求。可以说上述理论研究的对象既是一种高级别乃至最高级别的信息战,同时也是一种高级别乃至最高级别的心理战。这种“信息———心理战”成效的有无和大小无疑取决于诸多复杂的条件,而对于我军指挥决策系统来说,在任何情况下,敌人的任何“信息———心理”威慑都注定是徒劳的。

敢打必赢的信念作为中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一个层面的要点之一,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充分的科学依据:一是我军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质;二是对于当代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正确把握;三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以及国际社会的声援;四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训练有素的人民武装的战斗力量;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同武装到牙齿的各种强敌长期浴血奋战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六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武器装备建设的加强;七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大有回旋的余地。

第三,作为历史经验反思和演绎的结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已经并继续表明,遏制战争、打赢反侵略战争,必须拥有自己的足以威慑和制服强敌的“杀手锏”。20世纪60年代,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垄断,抵制它们的核讹诈和战略武器的威慑,党和毛泽东定下了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和发展尖端武器的决心。从那时起,这一领域便不断取得举世震惊的辉煌成就: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获得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拥有热核武器的国家;1969年9月23日,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飞行爆炸试验,标志着中国拥有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6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近程和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以及固体潜地和固体地地战略导弹研制成功;与战略导弹技术发展密切相关,1970年4月24日以来,中国又不断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我国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业绩,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将来,不仅在军事和国防方面而且在国际政治斗争舞台上,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邓小平说得好:“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1

当代中国军队建设既要努力提高打赢战争的能力,又要努力提高遏制战争的能力。遏制战争是相对和平时期军队的重要职能,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的最佳战略选择。军队要达到遏制和打赢战争的目的,无疑要增强军事实力,其中包括突破重点和关键性军事技术,发展对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具有非同凡响的战略价值的武器装备。江泽民强调,要优先选择最适合我们实际情况又迫切需要的,真正具有决定性的项目,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协同攻关,尽快形成我们自己的高科技武器装备的“杀手锏”,掌握有效的制敌手段。发展“杀手锏”武器装备,必须抢时间、争速度,慢了就会失去时机和意义○22。

目前我们在加强二炮建设,努力形成较强的核威慑和常规战略打击能力的同时,也在纳米技术、激光技术、电磁脉冲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国防科技领域的前沿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2003年我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航天飞行成功以及我国载人航天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仅具有科技和经济意义,也将在外层空间领域为抵制霸权主义的军备竞赛、制止战争、维护人类和平提供新的支持。“杀手锏”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国家和军队之间的尖端项目可能互有长短。而我国国防科技攻关的优良传统和实际能力已经显示和预示着我们在形成和发展“杀手锏”武器装备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四,作为历史经验反思和演绎的结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已经并继续表明,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背景下,必须按照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思想,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防卫作战能力。20世纪60年代,基于对当时安全形势的判断,党和毛泽东确定了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80年代中期,邓小平多次谈到,例如1986年就曾明确告诉外宾:经过近七八年的观察,我们改变了战争(指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后来江泽民也指出,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抓紧防范战争危险的准备是正确的,但“我们的认识也有偏离实际的地方,判定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实际上当时大规模战争并没有发生。如果说,直到60年代末,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准备了大打,结果才避免了大打,那么,以后的情形却并非如此。进入70年代之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以及国际竞争逐步转入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竞争等重大事实正在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由此推动了日本、欧洲同中国关系的改善以及中苏关系的缓和。鉴于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鉴于克服长期临战状态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加强军队正常建设的迫切需要,邓小平在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同时,要求我军建设必须转移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必须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自身的现代化水平。

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及其反应为例。一方面,美国一意孤行,发动了这场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的战争。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表明联合国安理会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在9月23日开幕的联合国大会上,安南秘书长又明确表示:“美国违背了联合国成立58年来集体安全的准则,这样搞要天下大乱的。”战争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欧洲有1000万人就战争问题参加辩论,不赞成的占多数,法、德两国则持强硬的反对立场;就连紧随和支持美国打仗的英国和西班牙都爆发了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小布什访英时也遭到大规模抗议示威,美国国内许多有识之士也都反对这场战争。表面上看,国际和平力量奈何不了美国的行动,但从长远看,这种人心背向必将发挥它应有的历史作用。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以及和平力量的增长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进程,未来还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干扰其间,但它的总趋势是不可能逆转的。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抓经济、谋发展,是可以实现的。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筹划仍然离不开这个大前提。

江泽民指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23;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两头兼顾、协调发展○24。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是打赢局部战争,但它不是一般条件下的而是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因而是需要加强经济、科技投入的战争。再者,以往那种由侵略者发动的军事打击目标毫无限制即以全覆盖的地毯式轰炸全面摧毁一个国家的战争将不再是侵略者自己首选的“盈利”,但凭借军事高技术手段,对一个国家进行全面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在这类战争中,侵略者实施军事打击的目标将会减少,但其分布的范围却会达到对方国家领土的全境,打击的后果将严重危及对方国家综合安全系统的整体乃至于国家政权。因而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应付全面性高技术侵略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反侵略战争更是需要加强经济和科技投入的战争。而且以上所说的投入不仅指战时,还包括平时的军事斗争准备。总之,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亦即江泽民提出的“国家战略能力”○25,为打赢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又不能等经济搞上去了再抓国防建设,而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时地把一部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逐步加大国防和军事投入,形成与经济实力相协调和与国防建设需要相符合的不断壮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再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注重国防经济和军事经济的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

(二)以世界军事发展的制高点为参照系,客观地分析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从全局上筹划和指导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

“实事求是”作为当今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认识论原则,决不是静止地、被动地仅仅从现象上正视和承认眼前的事实,而是从中国的现状出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处于动态发展中的现代化,并且用这样的眼光返观中国的现状,揭示其内在的矛盾,谋划自身发展的前景和途径。包括军事战略思维在内的一切认识和思维领域都是如此。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70余年的成长历史中,在党的绝对领导、思想政治建设、军事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作战经验等方面,形成了久经考验的独特优势,同时在武器装备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现代化、正规化水平方面,又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优势方面需要在新时期的新的实践中得以改进、完善和发展,落后的方面则需要尽快大幅度地赶上来,跨过去。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根据毛泽东关于“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指示,中央军委确立了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同时也明确了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一个基本条件)。全军在贯彻执行这一总方针和总任务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经受了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1977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承认我们哪些方面有缺点,哪些方面还不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克服弱点、克服缺点的起点。”“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26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正式发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其实质是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军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思考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再度把现代化提到我军全面建设的中心地位。1986年12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又明确指出:“当前我军建设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战争的客观需要同我军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矛盾。”○27这既是对我军现状不足方面的进一步概括,也是对我军建设总目标的进一步揭示。在1990年12月的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提出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28。“五句话”总要求是我军建设总目标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其实质在于必须围绕现代化这个中心加强军队的全面建设,同时又必须通过加强全面建设保证军队现代化得以顺利地发展。

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人员的军事科技素质是衡量军队现代化水平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在战争中,与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相比,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同时要承认知识和技术日益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战斗力的“重要主导因素”○29。战争中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人的素质和能力结构。现代战争中,不仅人的决定性作用只有通过人创造和操纵的技术装备的作用才能产生直接的结果,而且物化在技术装备中的人的科技素质和能力含量比重的大小又直接导致着作战能力和作战效益朝着大幅度增长或大幅度削弱两个相反方向发生以往时代不可比拟的巨大变化。由此表明,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必然决定着现代的战争形态、作战样式、指挥方式以及军队组织结构和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这就是“主导因素”的具体的、确切的含义。它不是对人的决定性作用的否定,而是从一个重要层面(虽然不是一切层面)对现代条件下这种决定性作用的具体规定。

还应当指出,古今中外以劣势装备战胜拥有优势装备之敌的战例和战史的存在并不是无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优劣之间尚未构成“时代差”(通常所说的武器装备的“代差”,有时指整体性的“时代差”,有时指某种武器装备具体发展阶段的差别,主要武器装备发展阶段差别的积累就可能形成整体性的“时代差”)。否则,弱势一方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打赢战争。正因为如此,我军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后重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即使在战争年代,除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小米加步枪”的作用之外,也充分利用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先进武器装备。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30在当代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以劣胜优的可能性与优劣之间是否构成以及能否消除或减煞“时代差”的相关性自然显得更加尖锐了。

谋求高技术质量优势已成为国际军事竞争的主要标志○31;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战争尚不可能消失,而是向着军事高技术和高质量的目标挺进。这是军事战略思维必须直接面对的一个基本形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场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中,军事高技术已崭露头角,而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则作为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型的开端在世界军事史上落下了浓重的一笔。紧接着,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在国防部致国会的关于海湾战争的最后报告的《代序》中称:“革命性的新一代高技术武器同具有创新性和有效的军事学说相结合,使我们的部队享有优势”;“战争表明,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在武器技术方面领先一代而得到的巨大优势”;“要建成使我们赢得这次战争胜利的高质量的军队和武器系统,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努力”。上述报告及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海湾战争的军事经验和教训》、美国前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莱斯·阿斯平与共和党领袖威廉·L·迪金森的研究报告《新时代的防务: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国际预测公司决策系统专题报告《海湾战争及其对未来国防力量的影响》等,预示着一场酝酿已久的新军事革命即将正式拉开帷幕。这场新军事革命由军事技术革命引起,拓展到其他一切军事领域,并且逐步形成一种国际性潮流。在这股潮流面前,我们检视了自己。诚然,我们已经建立起比较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拥有原子弹、氢弹、战略战术导弹、核潜艇以及军事电子技术装备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但总体说来,我军还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定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建设实行从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的转变,表明中央军委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在新的起点上解决我军面临的主要矛盾,积极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努力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32,就是要把握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前沿,力求占领未来军事斗争的制高点。

承认落后和不甘落后、现实思维和前瞻思维是对立的统一,但后者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实现二者之间有机结合的关键所在。正是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央军委提出了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其后,江泽民又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按照上述发展战略,第一步,用十几年时间,努力实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积蓄力量,做好准备,为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必须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下,充分利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宝贵时机,大力推进改革和科技创新,认真借鉴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战略资源,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使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水平与发达国家军队的差距有所缩小。第二步,再用十年时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费的增加,加快军队质量建设的步伐,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三步,再经过30年的努力,基本实现以信息化为目标的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至此,我军将具备在与发达国家军队建设同步发展的水平上,遏制战争和打赢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的能力。

(三)立足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立场,思考和解决军事战略问题

战争和军事是特殊的政治,或者说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工具和手段,因此军事思维必须也必然从属于政治思维,这是军事思维的一条基本规律,并且在战略思维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首先是着眼于按照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标准搞好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军事战略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同时着眼于遏制战争或延缓战争的发生,通过切实增强打赢的能力,达到维护和平、争取和平的目的。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和军事战略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立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邓小平首创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其中就内在地包含着新时期军事战略思维和军事战略的基本政治立场,这就是:我们做好打赢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但一如既往地最不希望发生战争;我们坚决主张以发展求和平,以和平保障发展。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残酷的劫难,它不仅夺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而且给活着的人留下了长久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20年代末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已有一些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理论家呼吁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但只是站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甚至维护霸权主义的立场上谈论和平,既没有找到战争的真正的根源,更没有真正顾及经济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的最根本之点,是站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特别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紧紧结合在一起,予以一体化的思考和解决。它不仅揭示了当今世界大势及其走向,规定了新的历史使命,而且为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指明了争取和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既然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最深刻的根源,既然经济和军事实力落后或相对落后的国家不能向霸权主义乞求和平,那么这些国家就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和过程中形成应对侵略战争所必需的军事战略能力,否则就难以摆脱所谓“丛林法则”,就可能等着挨打,谈不上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反复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数千年来形成的不畏强暴、酷爱和平的文化传统和战略思维传统,百多年来饱受侵略、压迫和敌视的历史,当今和未来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坚定力量,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将不断为此贡献更大的力量;中国决不会以任何方式更不会以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任何利益,不会对任何不对我怀有野心的国家构成任何威胁,所谓“中国好战”论、“中国威胁”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中国抓紧军事斗争准备,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是为着应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

20世纪60年代,我国突破了研制尖端武器的难关,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仍然要求形成较强的核威慑能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在核领域的军事斗争中一贯奉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我们拥有核武器和核威慑能力的唯一目的在于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抵制其对我国和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而决不是针对任何和平国家。而且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对任何无核国家、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同时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1996年,中国在第五十一届联大提出核裁军五点主张:第一,核大国放弃核威慑政策,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国家继续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第二,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都承诺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第三,所有在国外部署核武器的国家都将这些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并承担相应的义务;第四,各国不发展、不部署外空武器系统和破坏战略安全与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第五,各国谈判缔结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国际公约。我们将为全面推行这五点主张进行长期的艰苦不懈的工作和斗争。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也是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产物,因而也就存在着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思考和对待这种国际性的军事潮流的问题。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实质,在于通过军事信息化,谋求军事打击的精确化和战争的可控化、有限化。我们始终认为,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避免大规模战争特别是世界战争和核战争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战争根源仍然存在,人类持久和平的目标还十分遥远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于人类和平事业确实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又为有的国家推行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提供新的强大的军事工具。有的国家已经滥用成果,将军事打击作为优先手段,频频动武,牟取非法的政治经济利益,给受害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以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为例,南联盟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应用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成果的牺牲品,仅经济损失即高达数千亿美元,据有些专家估计,南联盟的经济发展将因此倒退数十年。此次战争,美国和北约还使用了国际上禁用的集束炸弹、贫铀弹和石墨炸弹,也与新军事变革应有的方向(即战争手段的有限化)大相径庭。至于2003年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作为新军事变革进一步加速发展的试验和检验,它给伊拉克人民和国际安全格局遗留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目前尚难以作出充分的估计。江泽民指出,由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家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33。这种严峻的形势不能不引起世界和平力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切。正是基于此,我们必须勇敢地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自己的军事变革。这意味着必须借鉴发达国家新军事变革的有益经验,抵制其违背当今时代主旋律的消极影响,按照自己的独特方式开辟出一条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道路。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实际上是同一的过程。而军事变革的中国特色,不仅包括技术方面,而且包括政治方面,它是为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军事变革,是为着加强制约战争的力量、推动人类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发展而进行的军事变革。

在中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早日实现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历史性战略任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同时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既定方针,也是制定和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战略思维的一个重大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向全世界重申:“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我们的手足兄弟,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分裂势力搞‘台湾独立’图谋的”。在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斗争中,按照江泽民的指示,我军“不动声色而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应变准备”○34,同时也在适当时机通过军事演习等手段展示威慑的实力(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海、南海海域及台湾海峡进行的一系列实兵实弹演习),其实质仍然在于尽最大努力避免海峡两岸实战的发生。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旗帜鲜明的政治、军事原则,又凝聚着海内外华夏子孙血浓于水的深情。

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又是解决好江泽民提出的我军面临的“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题中之义。“不变质”,意味着我军必须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性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惟一宗旨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的性质,以及世界和平的可靠支柱的性质。“不变质”是“打得赢”的政治保证,是我军通过军事斗争准备和现代化建设执行党的关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政治任务的根本前提。只有学会在战略的层次上把政治思维和军事思维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为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创造优异的成绩。

注释:

①《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

②○11○20○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第353页、第320页、第279页。

③党的十四大报告论及“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同时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时代主题”和“世界主题”的提法不完全相同,但仅仅是观察和思考的坐标(时间或空间)的区别,而不是实质性的区别。正因为是这样的世界主题才可以说有这样的时代主题;同样,正因为有这样的时代主题,才可以说有这样的世界主题。

④王保存:《世界新军事革命》,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⑤⑥⑦⑧⑨○12○13○14○15○22○23○24○25○28○29○31○32○3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37页、第33页、第7页、第8页、第8页、第9页、第67页、第12页、第11页、第9页、第39页、第62页、第2页、第34页、第27—28页。

○10汤光鸿、朱凯兵等著:《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另,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然宣称“中国是今天美国主要敌人”(见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美刊也透露,美国“从一个反对俄国、以北约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同上)。

○16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毛泽东军事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17○18○19○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第78页、第417页、第61页。

○27《解放军报》,1986年12月27日。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34李慎明:《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对新世纪我国国际战略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