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制度供给
来源:UC论文网2015-11-25 20:51
内容摘要:中国政治改革何以发生,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思路。以制度经济学的视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政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政府不断适应社会
关键词:政治改革 经济分析 政治制度供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然而,政治改革在中国何以发生、其发生的内在依据以及政治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什么?本文采用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政治制度供给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
政治制度供给的经济理论分析
以制度经济学的视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政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政府(包括执政党)不断适应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而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讲,政治制度供给是制度供给主体适应社会利益需求的变化,提供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以替代原来的政治制度安排。原来的政治制度安排之所以被替代,是由于在其制度框架内,利益需求的主体已经很难获得新的利益,甚至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其利益不能达到最大化。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以满足利益需求主体的新生利益。以此分析,政治制度供给则是满足社会利益需求的过程。
政治制度供给受政治制度需求的约束。就其实质来看,政治制度需求来源于社会利益需求,它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状况;一般而言,政治制度需求受外部条件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就外部环境来说,比如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的改变、甚至战争威胁、遭受侵略等外来因素,都可以引起一国政治制度需求的改变。但根本性的因素还是国内条件,经济变革、经济增长,利益关系的变化,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导致新的政治制度需求发生。经济是基础,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会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制度需求。当然,社会经济变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并不是以一种直接方式,而是通过一种中介结构来实现的,这就是社会的利益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变,会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改变;利益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社会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又会要求政治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产生对政治制度的需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趋势。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对政治体系提出了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和保持政治合法性的制度要求;而政治制度供给只有在社会政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如果没有政治制度需求,一般不会产生政治制度供给,即使产生了也是一种无效供给,会引起社会的抵制和反对。从另外一面看,有了政治制度需求,也不一定就能产生政治制度供给,因为政治制度需求者和政治制度供给者往往不一致,具有不同的利益函数。
政治制度供给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更替。所谓政治制度的更替,就是以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代替原来的制度安排。从制度需求的角度讲,社会之所以产生对新的政治制度的需求,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没有了净收益或者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净收益最大的一个,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成员最大化的利益需求。因此,社会成员期望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利益的实现,政治制度供给则以新的政治制度安排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制度是有收益的。人们之所以建立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就是因为制度可以为人们服务,使人们从集体活动中获得某种利益或好处;但制度也是有成本的,“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运行和维护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费用”。因此,政治制度的变革,政治制度安排的选择和政治制度结构的改变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人们根据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和选择的结果。根据张曙光教授的研究,这种成本收益分析的大致内容:是把同一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运行效益和运行成本进行比较。人们做出的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是在当时当地具体条件下,运行收益大于运行成本的制度,即制度净收益大于零的制度。否则,人们就不会做出这项制度安排或选择该项制度。因此,制度净收益大于零,这是制度安排的前提和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可能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如果其中很多制度安排的制度净收益都大于零,而人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那么就需要进行第二个层面的收益分析,即对不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净收益进行比较,选择其中净收益最大的那项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因此,制度的净收益大于零或最大化,是人们进行制度变革的必要条件。如果一项制度或制度安排的净收益为零或负,那么这项制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必须以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替代它。
政治制度供给与当代中国政治改革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政治制度供给是以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代替原来旧的政治制度安排的过程,而原来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被代替,是因为其制度净收益为零或小于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而新的潜在的制度安排的期望净收益则大于零,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利益。用公式表示就是:
∵OR≤0 ,NR>0
∴NR>OR
OR代表旧的政治制度的净收益,NR代表新的政治制度的预期净收益。此时,旧的制度安排就要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用这一思路可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中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
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它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建国以后,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是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政府掌握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而控制资源的方式则是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政命令的推行。因此,政府(包括执政党)必然要将政治权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形成了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模式。其次,战争年代集中决策模式的延续。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和复杂敌情的需要,必须赋予军事指挥员集中决策权和临机处置权。否则,贻误战机,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随着大批的军政人员脱下军装,成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战争年代惯用的军事集中决策模式很容易沿袭到和平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产生一定影响。第三,是苏联政治模式的影响。前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产生和存在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对当时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中国来说,是惟一可以模仿的蓝本。尽管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以苏为鉴”,想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客观的形势使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是学习苏联。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难以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第四,传统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其糟粕性因素也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传承下来。极端地说,专制主义传统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历史传统短时期是难以得到根本改变的,会惯性地运行在社会生活领域。这种专制和集权的传统对建国后的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就像小平同志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必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