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造史历史及其在研究中理论的作用

[提　要]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长期以来,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顾颉刚　史学理论　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指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两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辩论,一是丁文江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二是顾颉刚发起的关于古代历史的辩论。[1]在后一场辩论中,顾颉刚的中心思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创见之一,不但对古代史研究,而且对近代和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后来居上 
　　在北京大学毕业后,顾颉刚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因为祖母病重,他请假南归,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以维持生计。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了给钱玄同的一封信和按语,明确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反响。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来越丰富。顾颉刚说,这包括三个含义,第一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不断向前延伸:“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 
　　原来,人们按照文献记载,普遍认为中国远古的帝王从先到后有炎帝、黄帝、尧、舜和禹等。顾颉刚仔细研究了各种史料,发现在周穆王以前的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禹。禹最早出现于西周后期的作品中。而尧和舜出现得更晚,到春秋末年孔子才提到他们。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方士编造出一个黄帝,放到尧、舜之前。后来农家学派又虚构了一个神农,摆到黄帝前面。有人说这个神农是炎帝。在春秋以前,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始祖,与其他民族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后来有人宣传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那是出于政治统一的需要,完全不符合事实。[3]如果我们把远古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顾颉刚的这个发现就可以理解为后人不断添加材料会造成对历史事件记载的失实。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历史人物的记载也会失实。这就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的第二个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越来越丰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4]顾颉刚指出了不少这样的现象,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大禹记载的演变。在西周的文献中,禹是一个为大地铺放泥土、主管著名山川的神灵。到春秋时期,禹被说成是个国王,开始从神变成人。在战国中后期,又出现了许多关于禹的详细记载,描述禹治水的功劳,和尧把权力让给舜,舜把权力传给禹的过程。禹变成了夏朝开国的圣贤君主。[5]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的记忆应当变得越来越简单,而这些历史记载却变得越来越详细。这显然是后人不断添加内容,一层一层地累积出失实的历史。 
　　顾颉刚指出,历史就象逐渐堆积起来的干柴,表面上看到的是后来添加的东西:“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6] 
　　 二、禹是一条虫 
　　顾颉刚在给钱玄同那封著名的信里,除了分析《诗》、《书》和《论语》等文献的记载,还使用了文字学的方法来证明禹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写道:“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顾颉刚推测禹最初大概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可能有为大地铺放泥土的样子。[7] 
　　1923年6月,钱玄同发表了给顾颉刚的回信。他热烈地称赞“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真是精当绝伦”,认为禹很可能不是真有其人。但他指出,《说文》中从“”的字,在更古老的甲骨文和金文里都不从“”。“”是汉代人杜撰的字,不能作为说明远古历史的依据。[8] 
　　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在1926年1月发表的文章里公开承认自己根据《说文》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错误的。他说:他读了钱玄同的回信,“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但是,他认为,其他更有力的文献证据仍然说明禹最初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9] 
　　禹是远古的圣明君主,这是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说法。顾颉刚突然说禹不是人,许多人都觉得是奇谈怪论。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加以反对。而更多的人根本没看任何材料,只是口耳相传,当作笑话。1935年,鲁迅写了小说《理水》,里面讲到一帮学者争论大禹治水的问题。他抓住顾颉刚说话口吃等缺陷,作了一段滑稽的描写: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即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都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10]……? 
　　在现代汉语里,“虫”是指蠕虫和昆虫之类。而在古代汉语里,“虫”还泛指所有动物,包括老虎(即所谓“毛虫”)、飞鸟(即所谓“羽虫”)和乌龟(即所谓“甲虫”)等等。顾颉刚引汉代的《说文》,当然是用后一个概念。他自己也明确指出:“虫是动物的总名(《大戴礼》中有羽虫、毛虫、甲虫等称谓)。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11] 具体地说,顾颉刚推测,它是类似蜥蜴那样的动物。而鲁迅讲的“一条虫”显然是指蠕虫。鲁迅偷换了概念。顾颉刚从来没有说过禹是一条蠕虫。何况在《理水》发表之前,顾颉刚已经明确承认,根据《说文》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个失误。 
　　鲁迅是语言艺术大师,经过他尖刻的嘲讽,顾颉刚显得更加荒唐可笑。本来顾颉刚最重要的贡献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而又从来没讲过禹是一条虫。但这个事实被批评者后来添加的材料掩盖了。一提到顾颉刚,人们就想起一个把人说成是虫的古怪书生。1952年,中央政府讨论筹办中国科学院,有人提起顾颉刚,毛泽东马上就讲了“大禹是一条虫”的故事。[12] 由此可见,层累添加材料会造成失实的理论不但适用于古代史,也适用于近现代史。导致失实的原因之一是名人的记录或者评论。 
　　造成失实的另一个可能是以人划线。这有多种情况。例如人们认定某人是好的,于是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坏人。鲁迅和顾颉刚之间有相当尖锐的个人矛盾。鲁迅是个进步文学家,许多人认为反对鲁迅的就是坏人。因而现代不少历史著作把顾颉刚放在错误的一方。其实好人和好人也可能闹矛盾。 
　又例如人们认定某人是坏的,于是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好人。要是历史上某个王朝很腐败,不少人就觉得反对它的暴动者就是好人。历史学家努力收集有利于暴动者的材料,把他们的行动都说成是正义的。于是有利于暴动者的史料和史学家的论述掩盖了不利于暴动者的史料,造成了历史记载的失实。同样的道理,某人受到坏人的压制和迫害,也可能使人们认为他是好人。其实坏人也可能反对坏人。 
　　美化尊者、亲者也会造成失实。一个人成了统治者或名人,在史籍和各种回忆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变得与众不同,甚至他的出生就异乎寻常。另外,人们为统治者或亲友编辑文集,也往往要进行删改。如果研究者不去找最初发表的版本,就很可能会上当。 
　　文艺作品也可能造成历史著作的失实。一方面,时间较早的文艺作品本身往往就被用作史料;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以其广泛的影响力塑造整个社会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印象,史家往往在开始研究之前已经有了成见。鲁迅对顾颉刚生动描写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一个人立了功劳或取得了成就,史家对这一点的反复记录和再三颂扬很可能会覆盖了他的过错和缺点。反过来,一个人的罪行或错误也可能掩盖他的优点和长处。顾颉刚说,我们看到世上的人总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不至于完全好或完全坏,但史书上记载的人物却象戏剧里的角色一样好坏分明。这是层累的赞誉或诋毁造成的结果。[13] 
把某种理论当作神圣教条会造成最严重的失实。顾颉刚揭露说,所谓儒家经典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说法。按照逻辑,其中一定有错误。而东汉的经学家却认为儒家经典是绝对正确的,因而想方设法调和各种矛盾,为经书把话说圆。以后一千多年,几乎所有中国的读书人都把东汉经学家的讲法当作事实,写书做文章都依据他们的解释。[14]无可否认,人们认识事物必须借助某些观念或理论。但任何观念和理论都可能有缺陷,如果把某种学说或观点当作绝对正确的教条,只能修改新的发现,而不能超越旧的理论,那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失误。在中国历史上,削足适履的注经式研究造成了无数完全失实的历史著作。这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沉痛教训。 
除此之外,民族情绪和史家经世致用的愿望等等许多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史书的失实。因此,历史学家必须非常小心,首先是要尽可能排除上述因素和类似情况对自己写作的干扰,努力反映历史的真相;第二是仔细研究史料的可靠性,尽力寻找对历史事件的最早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