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极权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与历史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基于反法西斯的政治现实之需要，对法西斯主义这一政治历史现象的研究逐渐成为欧美学者的核心关注之一。尽管极权主义并不能与法西斯主义等同，但是，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往往与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相联系。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极权主义加以考察。对阿格尼丝·赫勒来说，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无法磨灭的经历与创伤。亲历过大屠杀和极权主义，这使得阿格尼丝·赫勒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叙事理解方式和解构方式，与此同时，也开始思索什么是真正的、真实的自由民主，这对她一生的生活与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极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背离

　　（一）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现象--极权主义

　　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格尼丝·赫勒和导师卢卡奇及布达佩斯学派的其他成员一起，一方面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扞卫、发展他们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猛烈抨击现存社会主义内部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背离的做法和现实。可以说，极权主义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赫勒的学术生涯与思考关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极权主义的思考中，赫勒受到了阿伦特相关理论的影响。

　　如果说，阿伦特哲学研究的目标是如何政治地思考，而赫勒则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历史地思考”,尽管她本人并没有这样表述。当然，阿伦特的“政治地思考”也充分运用了历史的方法，在其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揭示了极权主义这一特殊的现代政治现象的历史原因和条件。在阿伦特看来，无论是民族国家的没落和崩溃，还是现代大众社会的虚无主义泛滥都有着极权主义的起因。阿伦特却并不是给极权主义提供一个经验的描述，她只是根据历史来分析，而不是要写一部极权主义史，同时，也不是要写一部反犹主义史或帝国主义史。按照阿伦特的分析，在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现象兴起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仇恨犹太人的因素和扩张的因素。她希望通过《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的探讨，对极权主义的形成因素给予一个历史的说明。

　　赫勒对当代极权主义分析的语境显然与阿伦特是相同的。她认为，极权主义一旦根据功能主义形态沉积和再生产之后，将永无休止。极权主义社会就能够平稳地进行自身的再生产。

　　然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赫勒没有想到的是前苏联的局势迅速发生了变化。按照赫勒本人在《现代性理论》序言中的自述，自己关于现代性理论的来源以及自己在现代性框架中的历史思考，其实是源于自己特殊的极权主义时代经历和体验。当然，赫勒承认，这些经验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尽管个体经验有个体特征，但是，所有那个时代的人们共同体验和经历了这些极端历史时刻，如，大屠杀和极权主义独裁等。这些历史经历促使现代思想者反思现代性、反思启蒙 , 反思现代性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二）极权主义摧毁任何历史解释

　　事实上，对大屠杀和极权主义的历史反思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历史哲学的一个主题之一。汉斯·凯尔纳曾经把大屠杀描述为“恐怖”, 认为这构成了历史的本质的部分。大屠杀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的不可预见性，因为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大屠杀不可能通过叙事化叙述成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我们很难构成什么故事来说明这个事件，即使尝试这么做都是一种误导。因为“大屠杀对‘大因-大果’的说法，甚至对因果逻辑本身进行了挑战，它是合理性解释的一种耻辱”.

　　大屠杀不仅仅是理性解释的盲点，而且“,它否定一切，毁灭一切，甚至于历史解释的原则，只要它们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大屠杀时常被描述成感知与意义的‘黑洞',它使历史解释的每一个观念都消失了。……大屠杀成了一个难题，甚至阻碍了其发生的时间前后的任何尚未中断的（叙事的）相互联系获得意义。这是历史的一种’边缘体验‘,它不允许自身整合进一种连贯并且产生意义的叙述之中。在此，运用历史发展的综合性观念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

　　赫勒在大屠杀和极权主义中也看到了一种终结，奥斯威辛摧毁了作为历史形象词的列车的支配图像。赫勒将现代人们生活于现在的状况称为一种火车站。“过去，曾有许多火车站，即文化，并且以后还将会有许多。但是，历史的列车也可能被恶魔般的机械师所操纵，并且历史的机车能够在一个被称作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的终点站停下来这些事实得以明了之后，十九世纪的自我满足便消失了。现时代的关于颓废和衰退的宏大叙事，因此看来被确证了”.

　　尽管大屠杀和极权主义几乎摧毁了任何历史解释的可能，但是，历史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为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给予解释。大屠杀和极权主义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经验上创伤，也标志着理性历史解释出现黑洞，文明发生断裂，似乎也宣告了文明的终结。既然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就必须予以解释，尽管在任何理性理解的框架内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赫勒在 1993 年的《现代性理论》中关于现代性的三种逻辑的论述中，从政治权力（统治）和文明这两个角度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分析。极权主义在现代国家表现得极为明显。根据赫勒的理解，极权主义就像民主制度一样是一种现代发明。极权主义国家往往是一种专政，但与军事专政不同，军事专政是传统的，而极权主义专政则是反传统的，它并不假装要恢复法律和秩序，而是宣称要追求永恒革命，从而把自己定义为革命的。许多学者都指出了极权主义现象中的政党因素。可以说，极权主义政治现象是与极权主义政党联系在一起的。

　　赫勒指出，极权主义国家一旦建立起来，就不允许多元主义的存在。甚至“什么是合法的有时完全取决于大独裁者的冲动和情绪”.这种极权主义国家通过不断的战争得以维持，要么同自己的人民作战，同一个被选中的群体（犹太人）作战，要么为世界霸权而战。        

　二、极权主义的历史反思与现代性批判

　　（一）现代性想象制度的“一种不神圣的婚姻”-- 极权主义

　　关于极权主义与启蒙的关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经在《启蒙辩证法》中表明，“启蒙”自身中包含其否定自身的本质环节 , 从而使之倒退为神话 , 并导致“启蒙的自我毁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力图揭示，作为启蒙的对立面，极权主义的统治与支配是启蒙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因此，“启蒙的辩证法”也就意味着由启蒙发端并以启蒙为目标的现代性文明，按其本性辩证地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 从而导致神话、迷信和野蛮的滥觞。赫勒对极权主义的历史反思是与现代性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认为，极权主义是现代性双重约束的最极端形式。在赫勒看来，极权主义历史现象的出现其实表现为一种技术逻辑，它通过对历史进行神话化来进行运转，因此，极权主义表现为对启蒙的现实和合理性的抛弃、对历史想象和幻想的绝对化。

　　可见，无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述，还是赫勒的分析，最终都认为极权主义最终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在赫勒那里，以世界化（worlding）的方式呈现过去的记忆有时被颇为轻蔑地称为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赫勒从意识形态入手，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对它的批判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启蒙观念 :合理性的观念、现实的观念以及普遍性的观念”.

　　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意识形态是以一种集体信念、以伦理力量为中心、以强化并保护这种伦理力量为目标的观念集合。但是，意识形态能够从宗教、哲学或艺术中吸取养料。其实，赫勒的分析力图表明，现代国家确实需要意识形态这种伦理力量来凝聚、激发人们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认同、反思及对价值观的认同。赫勒分析指出，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各种理论中，存在两种倾向，也就是技术想象的解释和历史想象的解释交替出现 ;还有一种新的趋势避免所有的解释图式，强调极权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存在完全是偶然的。但是，赫勒指出，一旦审查一个极权主义体系的运作与功能，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偶然性。“政治-历史地偶然的东西在其运作上并不偶然。因为如果某种事物发挥功效，如果它被繁殖，那里面就必定有某种内在逻辑在起作用”.

　　极权主义的出现被赫勒归结为现代性的两种想象制度，即历史想象和技术想象的“一种不神圣的婚姻”.赫勒揭示了极权主义的非理性特征，但是说极权主义是非理性的，并非是偶然的 ;进而言之，非理性是对偶然性的否定。一种非理性的语言不容许偶然性 ;相反，它所说的是必然性和宿命的语言。

　　在极权主义对偶然性的否定这一问题的理解上，阿伦特也做过论述。她认为，“大众被逃避现实的欲望所烦扰，因为在他们本质的无家可归中他们不再能忍受它偶然的、不能把握的方面，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的确与人心的那些能力有某种联系，它们结构的一致性要高于纯粹偶然的发生。大众逃避现实是对他们被迫在其中生活却不能在其中存在的世界的一个判决，因为一致成了它的上帝，人类需要不断将混乱和偶然的状况变为一种人造的相对一致的模式。大众对现实主义、常识和一切’世界的花言巧语‘的反抗是他们原子化的结果，是他们失去社会地位，连带着失去整个公共关系的结果，常识只有在这公共关系的框架里才有意义。在他们的精神和社会的无家可归情况下，慎重地对任意的东西和计划的东西、偶然和必然的相互依赖的洞见不再起作用”.

　　极权主义从根本上排除了偶然性。极权主义关于集体宿命的语言就像历史必然性的语言一样是非理性的，不是因为宿命和“必然性”本身是非理性的概念，而是因为“宿命”语言使用的是技术想象的词汇，却用它们来服务于历史想象的目标。在赫勒看来，现代性的历史想象和技术想象原本可以为理性提供正确的引导，然而，历史的真实状况却是另一番景象。

　　（二）一种伦理力量的缺失--极权主义

　　赫勒还把极权主义归结为一种伦理力量的缺失。面对极权主义这种社会政治现实，赫勒主张“大共和”的政权形式，把极权主义看作现代原始主义，现代原始主义是历史想象和技术想象的不神圣婚姻，在其中主要伦理力量的负载者是非理性成分（两种想象机制的融合）本身。

　　阿伦特呼吁人们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伦理责任。赫勒关于极权主义与伦理力量的分析，显然也受到阿伦特的启发。在阿伦特看来 ,“极权主义政治现象中的根本问题 , 在于它以某种宿命论取代了个人道德责任观念 , 以某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历史目的代替个人的良心和道德选择。在历史潮流中，人不需要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 , 只需要顺应所谓的历史规律 , 并投身其中”.

　　在极权主义者看来，个人只是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 , 个人只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环节 , 如此一来，原本应当成为自我负责的道德主体的个人成为渺小的存在物，微不足道。阿伦特指出 ,“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一条鸿沟 , 而作为当下存在的人 , 必须勇敢地同时与过去和未来两种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斗”,[14]这是人的存在意义本身。

　　显然，赫勒以现代性的两种想象制度对极权主义所作的历史解释是不充分的。赫勒过于强调历史想象的作用，这里的历史想象似乎与意识形态相联。赫勒反对极权主义的论述中过于强调技术因素的做法。问题在于，“历史想象调动过去的记忆并把它们置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中，它直接地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在利用技术想象来为一个历史想象的封闭世界服务时，强化了技术想象”.所以，赫勒强调双重约束对现代人生活的重要作用。“双重约束必须是’双重‘的 ;它必须把现代男人和现代女人限制在不同的历史地点和空间，限制在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评价上。每当双重约束协同一致并朝向一个方向时，极权主义的危险就大大增加”.

　　最后，赫勒把希望寄托于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二者的发展和加强，将使现代性远离极权主义危险。赫勒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出生于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与历史选择。然而，历史的巨潮在奔涌向前时，却并不能按照思想家的历史设计到达理想的彼岸。尤其是极权主义政治现象的出现，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事实上，当马克思等人的宏伟历史叙事与现实正面交锋，人们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远远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规律之探寻与既定历史目标之实现，因此，回过头来反思这种建立在寻求历史规律与历史目标框架下的体系化哲学既是新的历史课题，也是历史责任。对极权主义的历史反思，表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正是通过对极权主义的分析，赫勒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宏大历史叙事已经瓦解的现实，也迫使赫勒从现代性的想象机制入手，对极权主义这种非理性政治现象进行理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