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特点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既是向前与向后的一致，也是向上与向下的统一，既具有纵向的长度，又具有横向的厚度。通览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发展历程：理论与实践交互上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发生机制；坦途与坎坷相互交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实然状态；共性与个性深度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内在本质。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特点，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内在规律，进而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经验教训；内在规律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4-0047-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具有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两种表现形式，又具有时间过程性和空间发展性的双重规定。而道路和特点兼备具体性和抽象性，道路相对于规律而言是具体的，是对规律的印证；相对于经验而言是抽象的，是对经验的概括与总结。而特点相对于本质来说是具体的，相对于现象来说又是抽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特点应是对历史过程的解释、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发展规律的印证，不仅要有纵向的长度，也要有横向的厚度。

　　一、理论与实践交互上升

　　理论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实践也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才能产生理想效果。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才能产生彻底改造旧中国的伟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上升中形成与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的使命与担当。

　　（一）理论到实践的跃升促使道路形成

　　理论不会主动适应实践，实践也不会主动裁剪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虽然形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但马克思主义并非自传入中国就主动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前提和序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理阐释是道路形成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传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并在二者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由此中国兴起了一股“学西”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的一支，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当时在西方并没有实践产物，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文化学说传入中国。正因如此，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只限于学术领域的理论探讨。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伴随国家危机的加深与救亡图存的发展，中国民众开始对各种学说进行比较鉴别，试图找到最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历史发展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织。值此理论选择之际，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与实践意义。借着十月革命的東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学术领域进军思想领域，并与其他理论学说展开思想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强调了解决根本问题的重要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证明了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明确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阶级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规模论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为向实践的转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舆论保证。特别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使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投身革命，为把理论转化为实践奠定了组织基础，促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端。

　　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源头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理论探讨到思想论战再到革命运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阐释是道路形成的理论前提，与其他学说的思想论战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中介，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则是完成由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标志。

　　（二）实践导向的互动推动道路发展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2]由此可见，理论与实践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理论指导实践，强调理论的前瞻性；另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理论的现实性即实践导向。

　　然而理论与实践在现实中却很难同时兼顾，常常表现为在某一阶段向某方面倾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则是单方面向实践倾斜，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品质所决定的。第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基本依据。“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36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运用过程的实践导向，或者说，只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中国化的保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途径，“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664。正是这种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与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并以具体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从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更是一种政治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的具体语境后，“其必然与理论和政治同时发生联系。这时，在为政治服务的现实目的，与保持理论、学术思想自身的自圆、自洽和完善的超越目标之间，紧张感就愈益显现”[4]。加之中国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明确的现实目的性，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更被人所关注。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中，实践导向使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主导权。一方面，在理论选择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指向，革命年代毛泽东讲到读《共产党宣言》，“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5]379，这并不是说此时毛泽东不向往共产主义，而是阶级斗争恰恰适应了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另一方面，在理论运用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事实上“中国化”的提出就是独立自主的象征，“‘中国化’的概念是一种象征，面对共产国际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它伸张了中国的民族尊严”[6]。共产国际在建党初期确实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但随着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倾向的发展，也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因此毛泽东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实践导向使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既没有具体理论可遵循，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总结，这就决定了实践导向的必要性。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是实践发展的要求，既然“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8]382，则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正因如此，面对由于观念束缚而导致的长期贫困落后问题，邓小平阐明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很难做“知”的表率，能且只能做是“行”的先锋，“不争论”是最好的方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导向，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解决问题的个别观点理念，然后逐步推广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发展过程中，总是以实践为导向，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理论跃升，进而指导实践。在历时性上表现为交替性，在共时性上表现为互动性，始终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关注社会实践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二、坦途与坎坷相互交织

　　历史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较量中、与各种失败教训的对比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事实是最好的教员，一次令人震动的惨痛失败胜过任何雄辩的宣传教育，更能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重大变动。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43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充分体现了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一）在正确与错误的相互较量中明确道路发展方向

　　真理愈辩愈明，与错误思想的斗争是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重要方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9]。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与其他党派错误道路的外部斗争，又有与自身发展错误思潮的内部斗争。

　　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是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方向的前提。与其他党派，特别是与国民党的外部斗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并以实践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外在合法性。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叶青为代表的反动文人大肆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的反共叫嚣，叶青“歪曲共产主义不能解决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鼓吹“一个主义”，在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0]，认为中国的抗战需要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符合国情，中国需要民主政治，但民权主义优于科学社会主义。为了争夺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解除群众的疑虑，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话，后改称《新民主主义论》。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指出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和社会以及它的发展前途问题，论证了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方向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内部正确与错误的较量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始终，正是在斗争中找到了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证明了只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成功，进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内在合理性。革命时期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使人们懂得运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形成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左”倾盲动主义的斗爭明确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分析找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抗争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通过三次斗争实现了由“城市中心”到“农村重点”的转变，为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奠定了基础。改革时期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使人们懂得什么是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以及怎样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突出了解放思想的必要；与此同时，有人借口批判“两个凡是”，借机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鉴于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的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捍卫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中国特色改革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在过与不及的“左”右徘徊中把握道路前进速度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发展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不等于能把握准确的速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能否准确结合，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对“相结合”速度的把握情况，即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规律性和发展阶段性的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左”意味着革命与进步，“右”意味着僵化与保守。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派思想，共产党就是左派政党。而这里的“左”是加引号的“左”，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专有名词，指超越历史阶段的思想和实践倾向。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5]162由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左”与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认清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发展速度的基础。

　　也许先进的革命党人容易犯急性病，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程，超越现实的“左”的倾向显然大于滞后于现实的“右”的倾向，而这种“左”倾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表现尤为突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关键是认清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然而，历史不能预设，实践也很难规划，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不断试错的曲折历程中得出的。中共八大以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一五”计划成就对群众热情的激发，党内逐渐出现了“左”的趋势。政治上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为开端，批评中共八大的判断，模糊两种矛盾的界限，逐渐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经济上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为起点，形成以“高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11]然而当时党内并非对“左”的趋势没有察觉，但群众一旦发动就很难控制，情绪一旦高涨头脑就很难清醒。该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设想是要打破常规，高速发展，然而过分强调速度，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却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量力而行的规律，给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损失。总的来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12]

　　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和人认识能力的限制，过与不及的徘徊在一定时期在所难免，但却不能放任自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时代是最灵敏的检测器，以历史为基础，以时代为标准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速度才是徘徊的最终目的。农村经营方式的变迁是对这一特点最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农村的经营方式经历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基础上的土地流转”的变化。“合作社”的经营方式确实是适应落后生产力状况，促进国家工业化的正确选择。但伴随生产领域的“大跃进”而来的生产关系领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显然不是适应生产力的选择。人民公社化运动非但没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不顾客观实际，生产关系上盲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实践。鉴于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13]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生产力继续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免阻碍农业现代化的步伐，限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未来还要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而此次以土地流转为特征的合作化却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正确选择。

　　方向上正确与错误的较量，速度上过与不及的徘徊，最终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坦途与坎坷相互交织的特点，凸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坦途不尽然可喜，坎坷也不全然可畏，关键是在坦途中总结成功经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在坎坷中吸取失败教训，时刻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从失败和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对自己的成败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得出有益的结论指导新的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14]

　　三、共性与个性深度融合

　　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既是理解问题的金钥匙，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遵循。从理论上讲，共性具有普遍适应性，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共性，不仅体现于个别事物、特殊事物，更体现于一切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之中；同时共性也不拒斥个别性、特殊性，没有离开个别的一般，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从实践上讲，共性缺乏可操作性，要以个性将共性具体化；个性缺乏普适性，需要归纳个性，将个性普适化。

　　共性与个性理论上的辩证统一与实践上的相互支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形成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发展提供了支撑和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共性，也具有中国实际的个性，并在二者的互动中前进。回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突出表现为效仿与突破的关系，只要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出现曲折。

　　（一）效仿不能忽视个性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精神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性，决定了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一定程度的效仿是必要的。革命时期，特别是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不仅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这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初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共产党缺乏对中国革命的发言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建设时期，“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照搬”[15]。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接近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则标志着对“斯大林模式”的效仿，甚至提出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革命时期的效仿是政治隶属关系的必须，建设时期的效仿是探索未知道路的必要。效仿在一定程度上能加快历史进程，然而效仿不是没有限度的，不加区分、忽视个性的效仿是教条主义。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确实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有益启迪，但同时也造成了思想禁锢，滋生了教条主义，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一定的损失。

　　（二）突破不能超越共性

　　在效仿中有所突破，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实践的需要。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就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突破苏联的“城市中心论”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在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因此，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主要是超越苏联革命经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主要是突破苏联建设模式。

　　虽然突破是必要的，但也不是没有原则的，超越共性的突破是不存在的，只能走向“异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鉴于苏联模式弊端的凸显，党中央开始从“以苏为鉴”转向“以苏为戒”，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6]毛泽东此后多次倡导“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17]。这一想法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在实践中逐渐走向异化，制定了许多超越生产力水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措施。例如生产力领域的“大跃进”以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推进，看似标新立异，实则是经验主义的泛滥，非但未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而迟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生产关系领域的“人民公社化”虽然企图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形式，但却在理论上违背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质言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取得的突破必须建立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导致理论上的空想和实践上的混乱。

　　（三）共性与个性螺旋上升

　　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全球视域和唯物史观的大历史思维中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正在经历而且必然经历一个“共性—个性—共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是由共性到个性的过程，以共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具体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然是由个性到共性的过程，以中国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18]这体现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担当，而这种担当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由个性到共性的阶段所决定的，即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发展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更要重视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必将成为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活板”，成为世界各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样板”。

　　四、余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道路，必然存在着内在规律性。鉴于此，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特点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炼其中的规律性，以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导，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价值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