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摘要：施存统作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早期政治思想经历了由尊儒到反儒、由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转变。施存统翻译了许多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论著，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做出了特殊贡献。

　　关键词：施存统；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8-0083-04

　　施存统（1899-1970），又名施复亮，曾用名方国昌、光亮、CT等，浙江金华人，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施存统因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引起思想界震荡而被迫辍学。随后，他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前往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失败后赴日本求学。留日期间，他受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施存统翻译了大量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论著，撰写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早期中共党员必读文献《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版）中，他的论文数仅次于陈独秀，多达五篇[1]。施存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当时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

　　一、从尊儒到反儒——确立无政府主义观念

　　施存统的出生地浙江金华自古人杰地灵，儒学文化昌盛，有“江南邹鲁”之称，还是大理学家吕祖谦的故乡。儒学的繁荣深深地影响着当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等儒家内核牢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施存统自小受儒家文化熏陶，十岁时便已習完《三字经》《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并将儒家教条奉为生活、处世的准则。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受著名道学家单不庵先生的影响，施存统对儒家学说的追求更加激烈，其不但在思想上对儒学文化加以吸收，在行动上更是将儒家教条付诸实践。他以单不庵先生的言行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尺，完全将自己打造成一名忠实的儒学“信徒”。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儒学十分信服的青年，却在1919年撰写了《非孝》一文，直指“孝”是一种戕贼人性的奴隶道德，揭露私有财产、家庭制度、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万恶之源。

　　“孝”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靠“孝”维系起来的家庭制度、伦理关系是几千年来儒学家奉行之圭臬。施存统公然对“孝”展开批判，无疑是对儒学进行讨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施存统由尊儒到反儒这一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呢？细绎起来，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家庭环境的影响

　　施存统生活在一个“母慈父恶”的特殊家庭中，母亲勤劳、善良、慈爱，父亲简单、粗暴、冷漠。所以，在家庭生活中，施存统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是慈爱与温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却是冷漠与暴力。至于儒家倡导的“仁孝”思想，自小在施存统的意识里处于“坚持——动摇——再坚持”的状态，因为对于他所表达的“孝”心，母亲是欣然接受的，而父亲则表现出比较粗暴的态度。比如他向父母请安，父亲总是冷漠地说：“‘饭也吃得，路也走得，怎么不好’‘你眼睛瞎了，好不好都看不出来’‘我又不生病，你想我病’！”[2]父亲的态度使他对儒学强调的“仁孝”困惑不解，但礼教先生的教导又使他不断坚定对“仁孝”的践行。他后来谈及自己当时的感受说：“打时骂时，虽有恨的；但是打后骂后，却又被礼教先生克服了，不敢（！）恨了——但是此情此景实在万难忍受了！”[3]可以说，施存统对于“孝”的“坚持——动摇——再坚持”的这种矛盾与反复，一直存在于他写《非孝》前。

　　1919年9月，施存统在学校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回家后得知自己先前为母亲筹措看病的钱被父亲挪作他用，母亲的病情由于没能得到及时医治而恶化，并且他在家又亲眼看见了父亲虐待知觉全无的母亲。这些残酷的事实使他对“孝”道产生了根本怀疑：自己想尽孝慈爱的母亲而不得，不想尽孝冷漠的父亲却碍于父子名分不得不孝。经过几天的思考，施存统决定放弃儒家的“孝”道，来拯救那些被“孝”道残害了的人们。于是，他就撰写了《非孝》一文，批评封建“孝”道的不平等、自私和狭隘。

　　（二）社会新思潮的冲击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后胡适、鲁迅、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新青年》撰文倡导新思想，一时全国各处洋溢着新思潮的气息。作为浙江政治文化中心的杭州，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处处透露着新的气象。作为浙江政治文化中心的杭州，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处处透露着新的气象。施存统就读的浙江一师就有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和李次九等一批宣传新思想的知名教师，他们积极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不断培养同学们的科学、民主意识。施存统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响，并通过他们去了解和阅读《新青年》《进化》《民声》等进步刊物，进而扩展自己的眼界，其中《新青年》对他的思想触动最大。

　　初读《新青年》时，施存统虽然很佩服陈独秀的学问和胆识，但对他“诋毁圣人”的措辞十分反感。因为，他觉得这是对自己这些“圣人之徒”的极大伤害。所以，施存统说开始时“我便做了一个《新青年》的半信徒；除了关于反对孔子的一部分，大概都赞同了。”[4]这时施存统的思想虽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对于儒学的信仰却是没有变的。然而，随着他对新思想逐步了解和对旧思想尤其儒学强调的封建尊卑认识的不断深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明确表示：“我对于‘孔孟之道’已不再信仰，对于旧礼教已表示反对……”[4]

　　（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共鸣

　　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为“安那其主义”，其实质是否定一切国家政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在欧洲先后分为三派，一是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个人主义；二是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三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20世纪初期，旅欧、留日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将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介绍到国内。无政府主义由于其反封建、反特权的先进性被早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刘师培、刘师复、区声白和黄凌霜等。1914年7月，刘师复在上海成立“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通机关，他在《宣言书》中讲道：“要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给正处于思想彷徨期的施存统带来了巨大震撼，尤其是它强调的“无家长、无婚姻制度”，给刚刚从丧母事件中经历过来的施存统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引起了他改造社会思想的共鸣。

　　二、从工读互助到无产阶级专政——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实践

　　施存统在浙江一师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后便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无政府主义的“无国家”“无强权”“无家庭”的主张对他世界观的转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促使其“非孝”思想产生的主要因素。《非孝》发表后，在浙江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浙江省政府做出了開除施存统等学生及改组一师的决定。施存统被开除以后，获得了北京正在筹办工读互助团的消息。于是，他和俞秀松等人带着对无政府主义的无限憧憬来到了北京。工读互助思潮由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汇合而成，是一种半空想主义、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施存统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读互助的生活中，开始时每个人都踌躇满志。他们认为“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6]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团内的问题越来越多，生计困难、团员矛盾、社会认识错误……3个月后，施存统所在的小组率先宣告失败。工读互助运动失败后，施存统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撰写了《“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深刻剖析了工读互助失败的原因。

　　工读互助团实践的失败，宣告了用无政府主义改造社会的幻想破灭。施存统在反思和总结失败教训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的脱离社会和不切实际，他强调社会改造应该通过经济组织入手，采取急进、激烈的方式进行。施存统思想的变化表明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信无政府主义可以改造社会。他在给友人费哲民的信件中说道：“工读主义是一种很好的主义，凡是要做人，必须要实行工读主义。”[7]

　　（二）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工读互助团实践活动失败后，施存统怀着“改造社会”的理想来到了上海，想通过在工厂做工去了解社会、改造社会。在上海，他结识了《星期评论》杂志的主编戴季陶，戴氏的出现对他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戴季陶作为国内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在《星期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

　　施存统在戴季陶的引见下，先后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逐步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于1920年6月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的创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戴季陶除了将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绍给施存统外，还向他推荐了日本学者诸如利彦、山川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积极鼓励他留学日本以寻求改造社会之出路。1920年6月19日，施存统在戴季陶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和养病，同时还接受党组织的委托在东京筹建旅日中共小组，并被指定为该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施存统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受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理论等内容都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施存统在上海生活的这段时间，戴季陶对他的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他走上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的领路人。他曾直言：“我在上海，受季陶的感化最大，进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8]

　　（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施存统是怀着“改造社会”的目的来到日本求学的。他到日本一方面是为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另一方面是为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全面的认识。所以，他到日本后制定了详尽的学习计划，努力学习日语，半年后就可以翻译书了。施存统认真阅读了大量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并频繁与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交往，翻译他们的著述介绍给国内。施存统在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交往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在逐步发生着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到了东京，思想很多变迁。我底思想，可以说是随时随地变的。”[9]在变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越来越吸引着他。

　　真正使施存统与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物是山川均。山川均（1880-1958）是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日本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积极传播者。1919年，山川均在日本创办《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对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介绍较为详尽。山川均根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评》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21年3月号、6月号分别对考茨基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展开了批评，强调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实行“彻底的真正的民主”。山川均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解释对施存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与无政府主义发生决裂，接受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在1921年东京地方法院受审时，就明确承认自己“原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现在是共产主义者，即属马克思派。”[10]

　　三、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实践

　　施存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积极向国内传播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同国内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展开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接着，他通过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

　　（一）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日本是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早、也最为成熟的亚洲国家，先后出现了幸德秋水、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多从日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诸如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赵必振、李汉俊、李达、李大钊、陈望道、周佛海、戴季陶等都有留日经历。茅盾曾谈到他的弟弟沈泽民留日求学时的情况：“我问泽民，‘到日本去为什么？’泽民的回答是：英文的社会主义书籍很难买到，而日本文的却很多，到日本去是为了掌握日文以便研究社会主义。”[11]所以，施存统为了让国内人民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大量翻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寄到国内发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撰文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展开论战

　　施存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撰写了多篇文章向国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刻剖析中国问题的实际，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改造的错误理论。无政府主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就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论。

　　在与无政府主义论战中，施存统驳斥了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的著名论断，强调国家的存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他说：“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6]614施存统通过发表《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无产阶级专政与领袖变节》《我们要怎么样干革命？》《第四阶级独裁政治的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马克思主义底特色》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评，系统阐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彻底脱离无政府主义的藩篱。

　　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施存统紧紧抓住基尔特社会主义“不过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聊以自慰而已”这一精髓，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渐进的、改良的方案，他们主张蚕食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劳工专政。所以，他在《读新凯先生底〈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文中总结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中国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存心想要主张资本主义而不敢明目张胆主张资本主义的儒人；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6]757

　　施存统是国内最早指出河上肇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有偏差的学者。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一生撰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论著，他的思想对民国早期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影响。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诸如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亦或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还是萨孟武、周佛海等无法严格区分党派的知识分子都受到过河上肇著述的影响。施存统通过撰写大量的文章，对国内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展开了无情地批判，使国内的人民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广泛传播。

　　（三）投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

　　施存统不但从理论上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亲自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尤其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切实地参与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1.领导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施存统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陈独秀等在国内酝酿建党活动的时期，施存统、周佛海与陈独秀等保持联系，准备在日本从事建党活动，联络发展在日本的中国同志，成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4月19日，周佛海传达了陈独秀信件的指示，要求成立“日本共产主义小组”，信中写道：“昨日接独秀来信说：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命你我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联络日本同志。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共产党]，我等应竭尽全力。”[12]289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具体时间目前史料中没有明确地记载，通过这封信中可以确定，应在1921年4月下旬，主要成员即施存统与周佛海，任务是联络日本同志，发展党员。旅日共產主义小组后来发展到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几十人，开过两三次会[12]290。

　　2.成为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主义沟通的桥梁

　　留日期间，施存统积极参加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作为“日本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晓民共产党”与中国及共产国际的联络人，加强了日本社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交流与合作。1921年10月，张太雷受马林派遣秘密来到日本，联络日本的共产主义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简称“远东大会”）。10月5日，张太雷来到了施存统在日本租住的三崎馆，并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期间，施存统陪同张太雷拜访了日本共产党员利彦和近藤荣藏，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派人参加“远东大会”的指示，并商定了参加大会的人数。

　　张太雷访日是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发生联系的转折点，而施存统在其中却发挥着沟通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桥梁作用。

　　3.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施存统回国后即被党组织安排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5月，当选为第一任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在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非常重视恢复和发展青年团组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运动，加强青年团的思想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上为青年团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处于建设摸索时期，关于“什么是青年运动？”“如何开展青年运动？”等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施存统通过同卜士畸、刘仁静、陈为人的争论，逐渐完善自己的建团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施存统通过实践，不断完善自己的建团思想，特别是他在《本团的问题》中论及的建团思想，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理论意义。

　　施存统早期思想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为改造社会不断奋斗的结果，他作为国内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撰文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式，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他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于革命实践，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可以说，施存统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非常深入和全面的，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困惑中解脱出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