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路径及突破空间

　　摘要：20世纪末以来，国内语文教材的文化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课程论的角度探讨语文教材文化的整体建构，二是借鉴西方文化研究范式考察教材文化的价值取向。不过，两条研究路径的出发点、文化价值观相互冲突，且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语文教材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有必要依据“新文化观”对中国语文教材的文化价值进行重估。

　　关键词：语文教材；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郑桂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语文学习的任务不单是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还承担着青少年的文化养成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而这一使命，很大程度上需要以语文教材1为媒介、通过阅读教学等活动来实现。

　　我国的语文教育历来重视文化内涵。从古代语文教育对传道的重视，到五四前后国文学习对启蒙功能的看重；从建国以后语文课对政治取向的突出，到今天语文学科对育人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强调，都可以看到这种一脉相承的传统。但问题是，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既不同于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那样是由确定的知识构成的，也难以像语文学科中的字、词、句、篇等知识那样可以得到比较明确地呈现，而是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其价值判断标准也是相对的。其原因不外这样几点：从文选类教材的本体看，教材中的每一篇“选文”都是蕴含着各类信息或教育价值的集合体。文中的语文知识与文化信息，显性意味与深层意味，核心思想(主旨)与无意表露的情绪趣味、当时的写作意图与今天可解读的意义等，往往相互交错、难分正误。尤其是一些文学作品，其文化内涵更不像议论文、说明文那样常彰显于标题和关键的字句中，而很可能隐藏于纷繁的语言表象或独特的结构背后，因此，面对一篇具体的阅读材料，不同的读者在价值认识与轻重取舍上很难形成共识。第二，对教材中文化价值的判断标准，时常受时代的变迁、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主流价值观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一段时期内被肯定的某种文化取向，到另一个时期则可能变就会被否定或无视。以鲁迅的《风筝》为例，原作是借哥哥(“我”)毁坏弟弟心爱的风筝的故事，反思中国旧教育观对儿童的“精神虐杀”以及受害者自身的精神麻木，这与作者“铁屋子”的比喻和“救救孩子”的呼声出发点一致，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意味。不过，后来人们不断另辟蹊径，从字里行间读出了“自我批判意味”、“反抗绝望精神”、“儿童教育的理念”、“兄弟亲情”甚至“爱情观的隐喻”。[1]当然，如果从民俗的角度，还可以去感受文章介绍的风筝文化，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分析文本话语背后隐含某些权力、阶层、性别偏向，或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考察文字下面作者的内心世界。

　　一个文本蕴含着如此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给多元解读提供了许多可能的空间，这不仅给语文教材的编撰者带来方便，也利于教师对文本作个性化的解读和设计教学目的。例如，当前国内四套收有《风筝》的语文教材，就通过其单元组合意图、课文阅读提示以及文后的思考练习题，对《风筝》一文的文化教育价值分别作了提示：

　　《风筝》在不同教材中文化价值定位迥然有别，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一篇文章经过教材编撰者的处理，某些文化信息可能被选择而另一些信息可能被遮蔽，一些信息被强化，而另一些信息则可能被弱化。那么，哪些文化价值应该被选择和强化、也即最值得向学习者传递呢？同时，哪些含有负面价值的文化信息可能隐藏在某些课文中，将会通过语文学习活动对学习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这是语文教材文化研究两个基本问题。

　　一、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两种路径

　　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小学教材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及文化批评学派的研究视野向教育和课程领域延伸的自然结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的迈克·F·D·扬，美国的W·M·阿普尔和詹姆斯·A·班克斯等人。迈克·F·D·扬在1971年出版的《知识与控制》一书中，沿着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布迪厄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批判思路，提出了教育课程中的知识受社会组织控制的问题，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换句话说，所有的课程都反映了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2]阿普尔思考的重点是意识形态对课程与教材的影响，他指出，“课程的政治并不仅仅在于知识本身，它还涉及谁来选择它，它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被传授、被评价的，以及谁才应该来提问和回答这些问题”，[3]而詹姆斯·A·班克斯进一步从民族来源、社会经济水平、地域、性别等八个视角，考察了美国课程中存在歧视问题，并提出建设多元化课程的设想。[4]这些开创性研究，为人们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教育课程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影响了国内对语文教材作文化研究的主要范式。

　　国内对语文课程及教材的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研究大体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语文课程及语文教材文化建设理据的探讨，二是对蕴含在语文教材课文中的文化元素及形态作价值取向分析。如果前者是探讨语文课程文化价值取向“应然’的问题，那么，后者就是分析现有语文教材中文化价值取向上“已然”的问题。

　　(一)国内语文课程及语文教材文化理论建构

　　“文化”一词出现在我国语文课程的文件及研究话语中的时间并不晚。例如，1955年我国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提到，语文课的目的是通过教学“提高儿童的语言能力，让他们掌握了正确地听说读写的技巧，然后能够让他们去吸收知识，接受文化，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5]1992年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也大体沿用了同样的描述。但是这里的“文化”一词的含义，明显外化于语文学科的学习内容，差不多相对于各门学科的“知识”和人的“素养”的总和，而语文则是交际工具，也是学好其他知识不可缺少的媒介。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文化热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考虑语文课程建设成为必然。

　　1995年，朱绍禹提出重视语文教材文化建设的口号，并从教材特质、教材内容、教材历史，教材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语文文化建设的意义。[6]这段时间，随着西方现代课程观和文化观的大量引介，人们对教材文化的认识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其中，吴永军的《课程文化学》(1999)、郑金洲的《教育文化学》(2000)、郝德永的《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2002)和胡定荣的《课程改革的文化研究》(2005)等专著，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语文课程的，但这几本书所介绍的课程文化知识，对人们理解文化与课程的关系有很多帮助，比如郝德永在书中提出的“应使课程由文化学习的工具转变为文化主体”的命题，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心目中那种传统的只有教材中所介绍的某些文化内容才属于课程文化的认识，对深入思考课程文化建设具有很大的启发。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对语文课程文化的讨论渐渐进入了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刘启迪曾提出，语文文化建设应该遵循“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技能培养与人性完善”、“课程内在与外在文化相通”、“主流与弱势文化兼顾”、并应“最终指向生命意义”的原则。[7]曹明海等人提出，语文教材应从知识主体向文化主体转变。[8]并应通过“生活化、人本化、活动化”的方式体现其教育价值。[9]2006年，任桂平进一步辨析了语文教材文化在课文导学、课文、思考训练题、知识系统中的体现方式，并提出了通过“驯化型”和“训练型”两种教学模式实现文化教育的建议。[10]这些研究之间，能明显看出由课程理论架构向教材实践框架逐渐发展的脉络。但是这一脉络建构整体上还显得粗泛，因而对教材编写的指导意义不大。

　　与此相应，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语文教材中的选文编排，开始改变80年代以前以文体类别组元的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主题组元。主题组元更多地凸现了语文教材的文化价值，不过，主题分布的合理性如何？篇目内涵与单元主题的匹配度怎样？主题组元对语文学习价值有哪些影响？在这些问题上人们还缺少进一步论证，而语文学科课程文化建设中整体框架的搭建也到此为止，并没有再向前进一步。

　　纵观起始于20世纪国内语文课程的文化研究轨迹，明显能看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介绍西方课程文化为主，其实是回答教材文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建构教材文化，其实是回答语文教材文化“应该怎样做”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应该是回答“做得怎么样”的问题。但是，正因为人们在第二阶段上的研究不够深入、具体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语文教材文化工程的建构，因而也影响了第三个阶段研究的展开。

　　(二)语文教材中的文化要素及价值取向研究

　　西方文化学者认为，教科书不是事实的传输系统，甚至与占社会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信念和思想也不一定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它还代表了‘其他人’对社会现实、客观知识和人类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因为教材传达的真实内涵，并不总是字面能表达的。”[11]比如，“社会平等”无疑是美国社会最引以为自豪的所谓主流价值观，但很多美国学者如佛兰兹和萨德克，瓦克和巴通，史利特与格兰特等人通过研究则发现，美国的教科书则往往通过“忽略不计”、“成见”、“选择失衡”、“失实”、“片断与孤立”以及“语言”等机制表现出对某些群体的歧视。[12]例如，史利特与格兰特曾以1980年至1988年美国47本教科书(其中有15本阅读和语言类教科书)为研究样本，运用图片分析法、文选分析法、人物研究法、语言分析法和故事情节分析法进行研究，发现这些教科书普遍存在对有色人种、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女性以及残疾人的忽视甚至歧视等问题。[13]这些研究也成为国内研究教科书文化取向的范本。

　　在国内的学者中，曾天山最早关注了语文教材中的性别文化问题。1995年，他对1981-1983年间国内通用的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及插图等进行了这项研究，发现这些教材中明显存在男性数量多于女性、男主角多于女主角、男性形象普遍比女性形象高大、独立、进取等男性偏向。[14]此后，国内先后有10多部论文和专著考察小学、初中以及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性别文化，使得这一话题成为教材研究的热点。

　　进入20世纪以后，语文教材文化研究进入活跃期。这些研究可细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模仿史利特与格兰特的范式，即以一套语文教材为样本，以性别、族群、地域、特殊人群等角度考察教材的内容，统计该教材在上述考察点的数据，进而分析该教材在这一方面存在的取向偏差。这些研究中，以傅建明的“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和黄忠敬的“他者形象与自我建构———中国百年基础教育异域形象研究”为代表；第二种研究模式是教材文化建设经验研究，即以某套教材为对象，考察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生命教育、生态教育、科学教育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并总结实施的经验。这些研究中，以上海教委教研室主持的“中学语文实施‘两纲’教育”研究课题为代表；第三种模式是比较研究，即以几套语文教材为样本，考察不同编撰条件下这些教材在文化价值方面的取向及影响因素。其中吴永军的“大陆、香港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研究”为代表。

　　文化价值取向研究多借鉴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这使得该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理性，也为我们审视语文教材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但是这些研究多处于模仿阶段，研究普遍缺乏深度和创造性。譬如，几乎对所有教材的研究，其结论都是存在男性偏向、城市偏向、成功人士群体偏向以及汉族偏向等。而导致教材文化取向偏差的原因，无非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男权社会的折射等一些套话。因此，能否使语文教材文化价值取向研究向深入、个性的方向突破，值得人们继续探索。

　　二、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反思与突破

　　从总体上看，国内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高潮出现在2006年前后，而近年来到有消退的迹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热点效应的减退和研究方式的局限。在新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里，我国理论界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包括教材文化研究理论做了比较集中的译介，比如迈克·D·F·扬的《知识与控制》、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等(袁振国、谢维和等主编的“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就是此时在国内陆续被翻译出版的，这为人们从事教材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而此前，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等先后推出八套初中语文新课标语文教材(小学为12套，高中有6套)，多样化的语文教材为人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化研究对象。因而这段时间里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语文教材研究便一时成为热点，比如在2004年-2006年间，仅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语文教育专业，就有20多篇硕士论文围绕语文教材文化做研究。但是，随着热点效应的消退，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关注热情自然也随之下降。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则是这一时期内语文教材文化研究路径本身存在局限。主要问题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协调两种研究路径的矛盾

　　如上所述，20世纪末以来，我国的语文教材文化研究形成了两条主要路径，一是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研究，即语文教材应该承担哪些文化内涵和如何承担的问题；二是语文教材中的文化价值取向分析，主要是文化取向偏差的分析。这两条路径看似分别针对现有语文教材文化价值的“应然”与“已然”的研究，但是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则几乎南辕北辙。这是因为，两种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衡量标准不同，最后的研究结论其指向也迥然不同。

　　从出发点来看，前一种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哪些文化要素更应该在教材中得到体现，哪些价值取向应该通过教材传递给学生。其衡量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否有利于学生发展所需的文化素养的平衡，也就是承认文化价值的取舍具有相当确定的标准。其研究结论必然是偏向于积极的、带有共性的、多数人认可的或以主流价值观为主的文化。而后一种研究，则是从反思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出发的，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有哪些文化要素被忽视了或遮蔽了”，其衡量标准是教材是否反映所有群体的状况，不同文化是否享有公平传承的权力，也就是说，其文化标准具有相对性，这种研究的指向是社会群体间在知识权力方面的平衡。显然，前一种研究的实践导向是主流文化认同，后一种研究导向多元文化教育；前一种师承传统的课程论，后一种借鉴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前一种偏向建设，后一种偏向解构。如果两种研究路径都按照自己的逻辑深入下去，在某些话题上将可能产生龃龉乃至互相冲突。因为，按照前者的逻辑，越是有价值的文化越需要全员性、强制性的学习，那么也就越可能有害于部分群体的文化选择。这种相互背反的关系，使得两种研究力量很难合二为一地共同为语文教材的文化建设出力。因此，未来如何根据我国语文建设所需要面临的任务，妥善协调两种研究路径的关系，既是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难点，也是未来的重要突破口。

　　(二)如何让西方文化研究范式适用于中国语文教材文化的特点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原因，近代以来，在很多领域中，我国的学术研究常借鉴西方的概念、理论及研究模式，甚至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范式，语文教材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不容否认，西方研究范式的引入为我们思考语文教材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许多新视角，但是，因为我国的语文教材和文化体现方式有许多独特的地方，例如，中国有近三千年的语文教材史，1语文教材中的抒情类文本比例远高于英美等西方国家，2中国人的感情表达方式偏委婉含蓄等，因此，在将西方的文化研究规范运用于我国的语文教材文化研究时，有一个适切性问题。

　　从国内学者的语文教材文化研究课题及研究成果来看，有两个鲜明的特点深受西方研究的影响，一是实证研究方法，一是文化批评视角。实证研究的起点是确定语文教材样本中的代表性符合———即文化表征，然后经过数理统计，依数据的多少得出教材的文化价值取向，例如根据男女性角色在教材中出现的比例来看教材的性别取向、根据教材中人物身份关系看教材的阶层取向、根据城乡景物的比例看教材的城乡或地域取向等。但是如前文所述，受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念、教材选文习惯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语文教材中的文化符号与教材的内在价值取向未必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以男女平等这一话题为例，虽然现行语文教材中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但若据此得出教材存在女性歧视倾向的结论，却显得有些草率。从绝对的人数比例来看，中国语文教材中的女性无疑大大少于男性，但母亲形象却又远多于父亲形象，而且母亲形象一般也比父亲形象更可亲可爱(如鲁迅的母亲、老舍的母亲、朱德的母亲、陈毅的母亲、史铁生的母亲、莫怀戚的母亲等)。这是否是东方文化中对女性表达尊敬的方式与西方存在差异的缘故，即东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可能更多地体现为“反哺”的模式，如晚辈要顺从、孝敬父母，将来要努力为他们争光(古代有考中状元后须到过世的母亲的坟头竖旗杆的习俗)。因此，在《背影》很多文学作品中，我们会看到不少反抗父亲的故事，却少见反抗母亲的故事，这种情况跟《贤人的礼物》对女性直接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再如阶层和地域问题，在鲁迅的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比例是很高的，但他对知识分子却多取批判的立场；杨绛的《老王》一文中，两个主角都是不折不扣的城里人，但是，文章却存在一定的反城市倾向。[15]因此，简单套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模式容易流于肤浅，这也是很多语文教材文化研究论文虽然针对的是不同版本、不同学段的语文教材，其研究结论却都是“男性歧视女性”、“城市歧视乡村”、“精英歧视草根”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未来的语文教材文化研究中，如何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我国语文教材的特性，创造性地运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和文本解读理论，并适当吸收中国传统文论中把握文章意蕴的传统，从而建立更适合中国语文教材文化价值的解读体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领域的研究深度。

　　(三)是否根据新的文化观念对语文教材文化价值进行重估

　　按照马林科夫斯基的定义，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是，对某一文化因素其文化价值的认识，却常常因时代潮流、因人的立场而异。

　　如前所述，以往所见国内语文教材文化研究者所持的文化价值观，一为是否利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培养全面人才为要，一为是否能摆脱文化权力压迫、体现文化公平为要。但在当下的中国，这两大目标的实现，都基于一个更大的文化价值衡量背景，即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定位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华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谋求中华文明的生存，即实现现代化、融入国际大家庭(所谓入世)。与此相应，那时不少教材中的文化观念，包括“财富观”、“道德观”、“工作观”、“时间观”、“发展观”、“自然观”、“幸福观”等，均表现出一定的“经济偏向”，其典型口号是“知识是生产力”。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也随之有所改变，即从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服务于发展经济转向“社会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提“文化现代化”转向今天的“建设文化主体”，[16]那么，相应地，以21世纪以来新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发展观为依据，对语文教材中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取向作价值重估，就成为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新任务，也将是下一轮语文教材文化建设急需要论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