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评史心见》的评述

　　一、撰述旨趣：“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

　　明代郭大有所撰《评史心见》，凡十二卷，前十卷为正文，后两卷为补遗。全书按时间顺序编次，上起西周，下迄元末，多以帝王标目。这是一部评论历史人物和有关史事的史论着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1]（卷九十，P2317）本书作者郭大有，字用亨，明代南京江宁（今南京市江宁区）人，《明史》无传。关于郭大有的行事，文献不足，难以稽考。《评史心见》一书，据笔者所见，最早着录于明代藏书家高儒的《百川书志》：“《评史心见》十二卷，皇明郭大有用亨着，南京人。”[2]（P58）《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因此《评史心见》的刊刻、流布当不晚于此年。

　　①《评史心见》中郭大有曾引用明人程敏政《宋纪受终考》的论断，而《宋纪受终考》始刊刻于弘治四年（1491）。据上述两条证据，我们可以推断郭大有主要生活于明代弘治前后至嘉靖时期。除《评史心见》外，郭大有还有《古今书史补断》和《古今名贤咏物诗选》两部着作。

　　②受识见所囿，笔者尚未见二书的刊本流传，具体情况未能详考。

　　《评史心见》书前的《凡例》是关于此书的说明，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编纂此书的基本情况。

　　首先，是交代材料来源及评论主旨：《评史》以《通鉴》为主，参以《纲目》、《史记》、《春秋左传》、两汉书、《三国志》、《晋》《隋》、《唐》书，《南》、《北》史、《宋》、《辽》、《金》、《元》史、《诸家咏史》、杨铁崖《咏史》、《古今史断》、诸臣奏议、《名臣言行录》、《致堂管见》、《诸儒鉴断》及我朝《皇明政要文衡》。凡古人言行，先儒或有未论者，或论而有所未当者，或有已论而余意未尽者，或有诸说不同而莫知适从者。予引六经四书为证。妄以己意参酌可否而评之。微显阐幽，则是非得失昭然可见，非敢蹈袭前哲以为己能也。[3]（《凡例》，P305）据此可知，第一，郭大有重视《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以六经、四书为评史标准。第二，郭大有评史以正史为主，兼及文集、言行录等其他有补于史事的着作。第三，郭大有关注三个方面的史实：前人没有评论到的人物、史事；前人评论失当的人物、史事；前人已有所论，但论意未尽，仍需要加以阐发的史事和有多种不同评价的史事。

　　其次，是作者对“鉴”十分重视，指出“有以为鉴者，亦有不可以为鉴者”.用今天的话说，即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言。作者这样写道：

　　鉴者乃后人之龟鉴也，古人之得失，以为己之从违。诸史所载古人言行，固有以为鉴者，亦有不可以为鉴者，如汉文帝好黄老，因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南越谋反，卑辞厚礼以诱之。朱子乃称其善用，殊不知养成骄横，肆无忌惮，遂至兵连祸结，延及七国之变而不可救。此所当戒，不可法也。至于直不疑偿金、娄师德唾面不拭自干之类，矫情要誉，欺世媚俗，恐后人信以为美而效之，不可不辩，此评之本意也。[3]（《凡例》，P305）从这里可以看出，《评史心见》的主要意图是以古人之言行，鉴当今之得失。“凡古人言行之善，有关于纲常，有补于教化者，因观子书，随笔以评，不拘先后次序也。”[3]（《凡例》，P305）这与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4]（《进书表》，P9739）的治史宗旨一脉相承，也是他“以《通鉴》为主”的评论主旨的具体体现。从性质上讲，郭大有主要关注两类史事：“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二者相比，他更加重视那些不可以为鉴的史事，如每每在评论某人某事后，都要强调“书之以为人君用诈者戒”、“笔之以为世之人臣用机巧者戒”、“谨书以为有国者鉴”、“谨书以为妄兴土木之工者戒”、“谨书以为宠任外戚者戒”等，以表明自己的评史旨趣。

　　最后，《凡例》中有几句话反映了《评史心见》一书的性质，作者写道：“评史诸题，凡可为策论者，学者任意截取，以备观览，利于举业，盖遴今时之制也。”[3]（《凡例》，P306）明代科举之法沿用唐、宋之旧，科目分为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5]（卷七十《选举志二》，P1694）第二场的“论”和第三场的“策”都涉及考察考生对历史的理解、评价和议论。明代科举重论、重策的特点，促使越来越多的士人关注史论，推动相关着述应运而生。①从《凡例》来看，《评史心见》正是适应科举策论之意而作。这一方面反映此书的实用特色，另一方面体现出作者评史的格调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据此批评说：“其《凡例》云： 凡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 则其书不必更问矣。”[1]（卷九十，P2317）但《总目》所论也有武断之嫌。有研究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未查看本书内容，仅据其《凡例》内一言而否定之，未免轻率。实则该书论史颇有见解，可备参考。”[6]（P354）综上，从《凡例》来看，大致可知《评史心见》一书“评史”的倾向和该书的性质，这两点，有助于人们对此书的认识。

　　二、“扶纲常，振风化”的论史目标

　　明代前中期，理学思想对史学有很大影响，道德评价有时凌驾于事实评价之上。郭大有身处其中，其史论亦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他以“扶纲常，振风化”作为评史的目标。郭大有认为：“道在天地间，所当因者，三纲五常；所损益者，制度文为是已。”[3]（卷二《曹参尊何约束，P329》）如在“司马迁言陵无罪”条指责李陵投降匈奴为“失节之妇，罪不胜诛”[3]（P336）;“剧秦美新”条批评扬雄屈身事王莽为“奸佞尤为可恶者”[3]（P339）;“直不疑偿金”条责备对汉代名士直不疑“曲意狥物，矫情要誉”[3]（P334）;“二月平阳公主薨”条指斥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领兵行军为“不守妇道”[3]（P306）;“始定公主见舅姑之礼”条称赞唐德宗议定公主拜见舅姑礼仪的举动为“遵伦理纲常”[3]（P375）等。以上评论，均与纲常、风化相关。

　　而最集中地体现这一评史原则的，则是他对汉高祖、唐太宗以及汉、唐两代政治的评价。

　　郭大有鄙视汉高祖刘邦，原因是他有“分羹之语”.楚汉之争，汉军攻楚甚急，项羽为让刘邦退兵，扬言欲烹杀其父，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 约为兄弟 ,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7]（卷七《项羽本纪》，P328）关于此事的评论，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基本上对刘邦当时的举动持肯定和理解的态度。而三国时期曹植则提出异议，他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自身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

　　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8]（P103）曹植称赞汉高祖的功绩，但在道德方面对其颇有指摘，认为他“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评论中也涉及对太公、刘邦父子关系的论述：“太公是诰，于孝违矣。”刘邦的言行是“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曹植在这里虽然对刘邦的道德品行进行抨击，但是整体的评论基调还是积极的，对刘邦的评价还是正面的，认为他是“帝王之元勋”、“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总的来说，曹植的评论是事功和德行并重，而以事功为主。而郭大有评论则主要从纲常伦理出发，他说：孝乃百行之源，万善之本。帝王所以化民成俗，长治久安，皆赖此也。……（汉高祖）乃昧昊天罔极之恩而陷亲于鼎镬，其与自烹何异？

　　何其不仁之甚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其不仁之甚哉！……高祖导子孙为不仁不义之事，父不父，子不子，兹非启乱之道欤？虽有天下，不能一朝以居，何以成其善治哉？孔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则高祖得罪于名教中，诚可恶也。[3]（ 卷二《项羽欲烹太公》，P326）与曹植相比，郭大有则以理学中的父子纲常为评论出发点，把道德伦理与政治统治联系了起来。“孝道”被提到“百行之源，万善之本”的高度。从这点出发，他认为刘邦当时有两个合理的选择，一是放弃抵抗以救太公；一是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为父报仇，这些都是符合儒家伦理的。刘邦之言与人伦大德相违背，因此郭大有对刘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孝道”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会影响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如不尊孝道，则是“启乱之道”.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不重视纲常伦理，则“天理灭，人伦废”,离衰败灭亡也就不远了。而刘邦正是历代君主中“不可为鉴”的代表，所以郭大有对他的评价很低。

　　如何评价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历来观点不一。如司马光评论道：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兼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始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4]（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P6124-6125）司马光从“礼”出发，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这显然是对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持否定态度的，并认为这种做法开启了后代以武力争夺帝位的先例。但是他又试图为唐太宗辩解，认为太宗功高，“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建成无能，“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而当时夺嫡之争已剑拔弩张，于是“群下所迫”.三者相激，遂“蹀血禁门，推刃同气”,唐太宗完全是为形势所迫。司马光虽对唐太宗多有批评，但他没有据此一概否定其功业。他对唐太宗的总体评价是：“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罔罗俊义，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汤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9]（卷十六，P157）这样既肯定了唐太宗的功绩，又批评了他在礼仪纲常方面的“惭德”.司马光在具体评论史事的时候能远离理学的立场，作出比较客观的评论。而郭大有则基本对唐太宗持否定态度，其批评要比司马光严厉许多。他说：

　　太宗除隋暴虐，削平僭乱，以有天下，在位三十余年，一身兼创守之责，绝无而仅有也。绳以大节，不能无愧。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太宗但知创业守成之难而不知端本贻谋之道。观其胁父臣虏，喋血禁庭，闺门惭德，妄诛大臣，此创业之无道也。天下平定之后，鲜克有终。魏徵十渐条陈，切中其病，此守成之无道也。大本已失，虽有他美，何足羡哉！……厥后高宗、玄宗蒸父妾、乱典常、杀三子、宠妖妃，颠覆社稷，流毒苍生，固非守成之主，皆踵太宗所为。[3]（卷六《创业守成孰难》，P361）郭大有所说的“大节”、“大本”无疑就是他心中的纲常名教思想，这也是他评价唐太宗的唯一标准。其方法就是由局部而否定整体，把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言行、动机、效果排除在外。

　　在他的眼中，唐太宗不是什么有道明君，他创业不合纲常，守成也不得礼法，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郭大有评价人物不是从事实出发。他的理学思想掩盖了史学思想，道德评价凌驾于事实评价之上，所以，他不能如司马光一样，用发展的眼光、整体的观念评价人物。但若从另一方面看，郭大有开篇即表明其评史的目的是要“扶纲常、振风化”,他以理学作为衡量“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的标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汉唐盛世，历来为人称道，如程颐认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10]（《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P236）意思是汉代纲常伦理合乎法度，唐代各项法令制度得以创举。程颐之意，在于论两汉之人识义理、重名节，而唐代“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故“汉之治过于唐”.但是唐代在政治制度方面创获颇多，政治上亦有可观之处，所以是“万目举”.郭大有不同意程颐的评价，他认为：程子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愚谓：“大纲者，君臣、父子、夫妇之伦是也。观高祖妄诛韩信、狱系萧何，而于君臣之义废；项分杯羹、如意被鸩，而于父子之恩亏；溺爱戚姬，而于夫妇之情薄。大纲何由而正乎？”所谓万目者，礼、乐、兵、刑、教化之类是也。观太宗闺门惭德、喋血禁庭，而于礼、乐何有累？征高丽、妄杀蕴古，而于兵刑黩滥；大诰名儒，增广生员，无明伦教化之实。万目何由而举乎？……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节言之，故予所以辩。

　　[3]（卷六《汉大纲正，唐万目举》，P363）程颐评论汉唐之治，虽然是从理学观念出发，扬汉抑唐，但他没有一概否定唐代政治的贡献。郭大有则不同，他从伦理纲常上把汉、唐两代都否定了。他由否定汉高祖进而否定整个汉代政治。他在批评唐代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时候，不以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为标准，而是计较于唐太宗的“闺门惭德、喋血禁庭”、“征高丽、妄杀蕴古”等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行为，否定唐太宗的同时把整个唐代制度都否定了，可谓是以“一眚掩大德”.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1]（P196）郭大有为“扶纲常、振风化”,故作惊人之语，其评论格调不但远逊程颐，而且在史学观上更是与朱熹相去甚远。

　　以上所举，说明郭大有在评论历代人物和事件上，坚持纲常名教的思想，意在发挥史学的褒贬作用，“扶纲常、振风化”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以理学衡量史学，不顾客观事实而空洞议论，这种空疏不实学风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全祖望批评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12]（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P1059）全祖望所论，也是《评史心见》一书的主要缺陷所在。

　　三、论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

　　郭大有论史，除阐发理学观念之外，也十分注重“时”、“势”与“天命人心”等因素的影响。

　　他说：“大抵学者之评人物，当观其时之难易，势之顺逆，天命人心之去留向背何如。昧此妄议，亦非定论。”[3]（卷四《三分天下》，P346）这里，“时”是指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势”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天命”则比较复杂，有时是指上天的意志，有时又等同于“势”,指历史发展之大势，有时又是指正统所归。“人心”是指民心所向。郭大有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考虑人物当时的现实处境、历史大势的走向和民心向背等因素，要回到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状况和个人境遇去思考、判别和评价人物的行动。这种见解接近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比之于其以纲常名教批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如在评价诸葛亮时，针对学者邹璧对其“谋不正，兵出无名，无恢复一统之志”的评价，郭大有为诸葛亮辩护道：方睹孔明独处群雄之中，力弱势孤，如一支十，孰难孰易，孰顺孰逆乎？当时审天下大势，定于胸中，一见之顷，告以荆州用武之国，谋非不臧也；辅帝室之胄，《纲目》书：“刘备起兵讨曹操”,兵非无名也；又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志非不欲大一统也；兵有节制，正义明律而不为诡计，师非不堂堂正正也。奈何老瞒未诛，而先主已殂；陇军方出，而营星夜坠。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也。”杨诚斋有曰：“人心归汉，王即假之而有余；人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邹壁不观其时、势、天命人心大节，乃以成败论，岂不谬哉！

　　[3]（卷四《三分天下》，P346）郭大有主要从时、势、天命、人心四方面为诸葛亮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天命”主要指上天的意志，有运气、机遇的意思。他引用孟子的言论即为明证。诸葛亮的失败是各方面因素相激使然，但这并不妨碍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的身份。郭大有进而指出读史要观“时、势、天命、人心大节”,反对以成败论英雄。

　　从“时、势、天命、人心”出发，郭大有特别赞赏那些既能坚持正义，又能审时度势，建功立业，使个人行动符合历史潮流的“豪杰”.他说：“所谓豪杰者，明道义而知自重，审去就而不苟禄。”

　　[3]（卷二《颠倒豪杰》，P328）即是说豪杰之士要重义轻利。在“岳飞班师”条，他又进一步申论：“盖天下之事有常有变。君子于常，则守之以经；于变，则处之以权。”“常”与“变”其实就是指“时势”的变化。具体到人物评价上，就是看历史人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当时社会需要。他进一步论道：君命，我所重也，国难，亦我所重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君命而救国难，此所谓权。……当时飞手握重兵，使其先诛桧而后灭虏，迎回二帝，奠安宗社，有回天之力，建再造之功，亦汤、武除害救民之意也，孰敢以公为过乎？吁！徒守一节之忠，遂遗无穷之患，即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岂非忠有余而智不足？惜哉！

　　[3]（卷十《岳飞班师》，P391-392）按照郭大有的说法，如果岳飞能“处变行权”,矫诏行事，内诛奸臣而外抗强敌，舍君命而救国难，那他的行为不仅符合儒家义理，而且也合乎“天命人心”,是顺应“时”与“势”的行为。他十分惋惜岳飞识见未能及此，“忠有余而智不足”.与此不同的是，他特别赞赏张良。刘邦、项羽鸿沟之约后，刘邦本打算退兵，张良与陈平劝说刘邦：“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 养虎自遗患 也。”

　　[7]（卷七《项羽本纪》，P337）郭大有认为劝刘邦攻打项羽，虽然失信于人，但确是为了“背小信而全大义”,是“处变而行一时之权也”.他说：“孔子曰： 君子贞而不谅。 孟子曰：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其良之谓欤？”

　　[3]（卷二《养虎遗患》，P326）我们把郭大有对岳飞和张良不同的评价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郭大有虽然强调论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但他评论主旨最终归宿还是在一个“义”上，强调的是儒家的道义。

　　1但是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这说明，郭大有评价历史人物时，虽然看重特定环境对历史人物发挥作用的影响，但他依然不能完全走出理学思想的圈子。

　　四、矛盾、混乱的历史观

　　郭大有受理学支配，纲常伦理在他那里成为了最高的历史评价标准。理学观念凌驾于史学之上，这使得他的许多史论显得迂阔，有些评价自相矛盾，而他又不惜牵强附会地予以解释。如他全面否定唐代魏徵、王珪的功绩，认为他们是“罪臣”,理由是他们“不能引太王传位季历之事以谏高祖，坐视相残，不能谕之于道，遂成弑逆之祸”[3]（卷六《以魏徵、王珪为谏议大夫》，P356）.这与其上文否定汉唐政治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从理学观念出发，偏执一端而否定整体。这是用义理思想来任意解释历史，而离中国史学据实直书的传统越来越远。

　　郭大有试图用理学思想规范历史，以经驭史。但是历史现象千变万化，又怎能是理学思想统率得了的呢？而试图以理学思想强加解说，则往往会出现矛盾、混乱的现象。比如，郭大有提倡统治者要“举贤不避亲”.冯野王是汉元帝的亲戚，汉元帝为了避亲属之嫌，没有提拔他。郭大有评论说：“愚谓野王果贤，虽亲必用，不贤，虽踈必废。……汉治后世，不以私亲为嫌，而以用贤为羡。”[3]（卷四《汉元帝不用冯野王》，P339）这是批评汉元帝用人避亲。而在评论“窦宪勒功燕然”时，他却说：凡椒房之亲，人主但常尊位重禄，不当委以兵政之权。权柄一专，谋为不轨。……（窦宪）倾无量之费，击无罪之虏，夸张功德，纪于燕然，何有补于汉哉？

　　[3]（卷四《窦宪勒功燕然》，P343）前一论赞扬举贤不避亲，后一论主张用人要避免任用外戚，两则评论自相矛盾。郭大有赞扬汤武革命，主张“处变行权”,这点上文已有论述。但是他又以纲常苛责唐太宗“胁父起兵以篡隋”,“胁父起兵”为不孝，“篡隋”为不忠。[3]（卷六《世民诛佞人》，P355）这与前一论赞扬汤武革命又相互抵牾。同类性质的论断，书中还有很多。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以理学观念来解释历史所面临的困境。自宋至明，理学家认为“大道在六经”,“经细史粗”,主张“以经御史”.如南宋张栻：“读史之法，要当考其兴坏治乱之故，与夫一时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权度，则不差也。欲权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经乎？”[13]（卷三十四《西汉蒙求跋》，P814）以六经为史之权度，其评史自然以义理为裁断标准。他们把理学思想凌驾于史学观点之上，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探究历史的真相，而是为了阐发义理，以史证理。这种不顾事实而空谈天理性命的论史风气，不利于史学实事求是学风的形成，因而遭到其后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实际上，在历史评价中，道德原则与事实原则往往发生矛盾。而优秀的史学家可以二者兼顾，不偏废其一。如赵翼所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

　　[14]（P552）郭大有虽然看重“时”、“势”与“天命人心”,但理学仍然是他的立论之本。他注重理学的义理，而忽视了史学求真的特征。事实与褒贬是史学研究中互相关联、对立统一的两个因素，只讲事实而不讲褒贬，则史学无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离开事实谈褒贬，则不能称其为客观的历史评价。《评史心见》中的矛盾、混乱之处，正是郭大有犯了后一种错误的体现。

　　结 语

　　郭大有评史，一方面是阐发理学，扶纲常、振风化，另一方面也有以史为鉴的用意。他的史论，有的结合明代的现实，有的则对先贤的史评再加以评析，作出自己的论断。作者生活在理学大盛之明代中期，他的思想固然超脱不出理学的窠臼，他的许多史论也因此显得保守和迂阔，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值得参考。

　　作为受明代中期理学论史风气影响的学者，在逐渐注重实学的晚明和以考证着称的清代，其书因有浓厚的理学特征而渐渐无传，以致湮没无闻。清人对明代史论评价不高，“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1]（卷八十八，P2289）.以清人崇尚考据的学术眼光来看，《评史心见》正是“徒侈游谈”的史论代表之一，故此书仅被列入四库存目。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评史心见》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它作为弘治至嘉靖前期正统史论之一，对此书的研究依然有助于从一个方面了解明代史论的面貌。
　　
　　参 考 文 献

　　[1]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