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多角度批判

　　上帝的死亡和理性的毁灭，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黑格尔作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巨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在后现代语境中亦受到了质疑并成为了批判的鹄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以“先在的理念”为中心且依靠辩证法建立起来，并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世界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囊括于他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但由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自身的缺陷，在它诞生以后便受到了抵制、质疑。在整个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这种反叛的声音越来越强。笔者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与理性相对立的意志的反叛； 其次是方法论上的批判； 再次是叙事主义的转向。

　　一、意志的反叛

　　黑格尔历史哲学以“先在的理念”为中心，并依靠“正反合”的辩证法建构起来，德国古典哲学“擎理性之旗帜，唱自由之凯歌，肯定历史之进步，描绘历史之理念”[1]339的特点，在他手里达到最完备的形态。但是黑格尔历史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其自身的缺陷，他把历史哲学凌驾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上、肆意剪裁历史事实使其符合历史哲学的先验图式的做法，终于招致了德国思想界的抵制。

　　在黑格尔去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不光对他的哲学体系，甚至也有人身的攻击，如死狗，诚然，历史哲学也受到了人们的冷遇。

　　黑格尔之后，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对立。“老年黑格尔派”对于黑格尔一些根本点消极保护，但是抵挡不住“青年黑格尔派”的强烈攻击。“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的“绝对精神”及其诸多附属概念是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或者超越性的，与实际的、有限的生命无涉，或者至少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要抛弃的，另一方面则认为他的辩证法是要加以保留的。基于此，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是基督教神学的残余，不值得保护。甚至有人将其与普鲁士政府挂钩，黑格尔哲学为“普鲁士国家哲学”的说法不胫而走且几乎成为“公论”.这两个方面的指责至今仍然是一般研究者对黑格尔的印象。其实深入研究的话，如果黑格尔哲学有问题应该是他的体系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某一部分的问题，同时亦有背后的时代问题，不能仅仅单提黑格尔理论中的某一部分作为问题大加批判，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绝对精神”丢掉或替换就可以解决问题。况且诚如叔本华所言：“在一个精神伟大的人物的作品里指出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比明确而完备地阐发这作品的价值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这些错误总是个别的、有限的，所以是可以一览无余的。与此相反，天才打在他作品上的烙印却正是这些作品的优越性，既不可穷竭，又取之不尽。”

　　[2]562黑格尔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外专门研究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着作并不多。狄尔泰首倡发掘青年黑格尔的思想资源之风，详尽考察了柏林时期黑格尔的思想环境。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历史距离对黑格尔进行更为客观的研究了。狄尔泰主要是借助黑格尔部分资源来阐述自己的“生命”、“精神”与“历史”概念。他用“生命”一词来指人类生活的整个范围或者整个历史世界，对于黑格尔历史观本身，狄尔泰并没有全面阐述和形成深层对话。出身新康德主义的克罗纳在其《从康德到黑格尔》中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非理性特点，驳斥了扬康德抑黑格尔的做法，挖掘了黑格尔的“生命”概念。卡尔·洛维特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进行考察，始终认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是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 或者说线性历史观） ,在黑格尔与歌德比较中寻找虚无主义在德意志产生的根源。

　　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主体性概念的考察，马尔库塞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已经开始。在其着作中他首次将对《逻辑学》的考察与历史、生命、主体等概念联系起来，其后伽达默尔的学生杜辛在《黑格尔与哲学史》一书及其《黑格尔研究》中的若干文章里集中突出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体性概念，并且精致详实地梳理了这一主体性概念与康德、费希特、谢林的主体性概念之间的渊源与纠葛关系。伽达默尔的另一个学生布珀纳在《历史理论与行动规范》中考察了黑格尔历史观并对黑格尔历史观在思想史上的定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亦可以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了式微的趋势。“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历史本身的运动，它试图从整体上来解释人类过去的历史从而勾画出历史的整体图景，构建出历史的整体框架并找出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坚信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普遍秩序或目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在康德时代，康德号召人们“解放思想”.他坚信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应存在着普遍历史观念，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方向前进的，“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3]16.同时他坚信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具有理性的生物，因此不能浪费这一“天赋”的才能。与康德同时代的历史思想家同样具有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心态，积极从事分析人类历史演化的奥秘。更为重要的，虽然他们不一定说这个世界由上帝创造，但却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的到来和将来必然体现一定的目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孔多塞指出历史经历了十个阶段，而他所处的时代便是其最终的阶段，尽管他本人正是在法国革命的浪潮中被送上了断头台。孔多塞的同胞十九世纪的孔德也指出了人类历史的阶段发展即神学阶段（ 虚构） 、形而上学阶段（ 抽象） 和科学阶段（ 实证） .他对人类历史进化的概括也继承了启蒙运动思想家所开启的历史哲学传统，认为历史非但会必然进步而且还会遵循一定的规律。

　　黑格尔更是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展开。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阶段，对于历史的必然进步不像先前历史哲学传统那样自信了。马克思认为历史单线发展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工业化英国的“现在”便是滞留于农业经济的印度的“未来”,而人类历史的理想终点便是共产主义的到来。但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等人的不同，不仅在于他寻找历史演变的动因与视角即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而且在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特征。马克思对于他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不像孔德、黑格尔等大部分西方人士那样沾沾自喜，而是假以颜色，严厉批评，指出了其衰亡的必然性。

　　20 世纪前半期是一个悲惨的时代，两次世界战争及杀戮规模的扩大以及手段的飞跃发展，恰似印证了马克思所说西方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预言。如果说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说明和解释西方的迅速和“神奇”崛起，那么 20 世纪的历史哲学家的工作则是为了对西方文明做深入的诊断，分析其病症，希望指出其未来“痊愈”或者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换言之，20 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家如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无法再有他们前人那样的自信，不再认为西方文明是“天命所归”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及趋向使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式微。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反叛的声音越来越强。

　　最明显的是意志哲学的反叛。意志哲学中的意志直接取代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性”.在整个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理性遭到毁灭，意志哲学异军突起。意志哲学的代表，首推叔本华和尼采。从年龄上看，叔本华比黑格尔晚出生十八年，几乎可以说是黑格尔同时代的人，但他对黑格尔乃至整个传统的哲学却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叔本华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三大骗子”[1]340,在叔本华看来，黑格尔哲学“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4]48.叔本华广泛吸收柏拉图、巴克莱、康德、古印度哲学和佛学的一些思想，抛弃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力图从非理性的生存意志出发寻找新的出路。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里，意志取代了黑格尔哲学体系里的理性。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意志是世界的内在本质，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它的显现和客观化。理性和思维只是生存的工具。以生存意志来看待历史，叔本华认为历史是一场无序的恶梦，并否认历史有任何的规律性或进步性，在历史中活动的永远是同样的人。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到了尼采手里得到了放大及发挥。作为对西方传统文化最激烈的反叛者，尼采高呼上帝已经死亡，要重估一切价值，重建西方社会文化，为具有创造力的“超人”的诞生提供良好的环境。“超人”的创造力来源于激情、直觉和本能等非理性的“酒神”力量而非理性和知识。尼采对于历史的看法沿袭叔本华而又超越叔本华。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提出了“历史的”“非历史”和“超历史”的概念。所谓“历史的”就是把过去作为一种存在，但这种存在总是给人们造成沉重的负担，是人们承受着过去事物的重压； 所谓“非历史的”就是能够像动物一样遗忘过去，不被过去的事物所束缚，从而找到真正的幸福； 所谓“超历史的”就是认为世界在每一刻都是完美的，实现了目的的，抓住现在才是最重要的[5]3.在尼采看来，历史不应该作为一种包袱背在身上，而应该为生活服务。尼采坚决反对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与生活相对立的，它们意味着湮灭主体性。尼采凸显主体性，强调历史为人生、生活服务，颠覆了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宣称的“人应该服从于历史发展”的观点。

　　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面前不要为过多的历史所束缚而要从中摆脱出来，使历史适应人，人应该能够把握历史、驾驭历史，也能够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人生。至此，由叔本华宣称历史的科学性不可能到尼采宣布历史的科学性不应该，非理性主义又上了一个台阶。

　　二、方法论的批判

　　方法论的批判主要围绕着历史学科性质的讨论和科学方法。自十九世纪中叶始，历史哲学领域内部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革。历史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历史本身，不再孜孜以求地寻找历史规律、历史发展的模式，而是思考历史认识何以可能。自此，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关注的重心，被推向前台，历史哲学家们集中讨论历史的学科性质、科学性及科学方法。兰克学派成为首倡的代表，它们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兰克是黑格尔同时代的人，亦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年轻同事，他虽未指名攻击黑格尔，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哲学的追求和观点却成为了兰克批判的对象。

　　他曾写道： “经常可以发现一种不成熟的哲学与历史学的争论。他们从先天的思想推论出必然存在的东西，不管那些思想招致了多少怀疑，他们致力于在世界历史中重新发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无限多的事实中筛选出那些似乎能够证明这些思想的事实。人们也称这种东西为历史哲学。”

　　[6]36兰克主张要摒弃主观偏见进入历史，切勿将历史学家自身的好恶掺杂进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必须“如实直书”.兰克指出历史是“复数的”进步，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家们所认为的“单数的”历史进步，历史发展中不同时间、地区限制以及巨大的历史倒退等事实足以证明。兰克倡导应公正无私地、毫无偏见地对待历史及现实中的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显然，兰克的批判抓住了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要害，为后来的方法论批判及转向奠定了基础。

　　施耐德巴赫指出： “黑格尔之后的原则问题采取了提问的形式，即历史作为科学何以可能。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令人想起康德。它在这里并不是任意拣选的，因为十九世纪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恰值一个普遍地回想起康德的认识论的时代。这种回想并不仅仅决定了人们通常与‘新康德主义’这个名字结合起来的那个哲学思潮。最起码，康德捕捉和讨论认识论问题的方法继续被看作样板”[6]89.德罗伊森被公认为是这一思潮的先驱人物，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学纲要》中。施耐德巴赫曾评价这部小册子指出： “德罗伊森的《史学纲要》是现代历史科学的第一部全面的方法论经典。它主要是沿着历史学家的内部学术传统的道路塑造传统的。但同时这部着作也标志着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结合部。德罗伊森的功绩在于他把同时代的、由兰克学派规定的历史科学的自我阐释……提高到方法论反思的水平上，并且把兰克的普遍历史概念的尚属于神学的前提表述为哲学的前提。”

　　[6]89-90由此可以说，在德罗伊森这里，历史哲学认识的对象由历史本体向历史认识转变。

　　德罗伊森将自己的研究做了规定，首先他与以历史本体为对象的传统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做了区分，并将历史与自然科学做了区分，进而德罗伊森认为史学所探讨的对象是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论。德罗伊森指出： “史学不是历史科学的一部百科全书，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也不是历史世界的一种物理学，更不是历史着述的一种诗艺学。它必须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成为历史思维和历史研究的工具论。”

　　[6]90狄尔泰站在德罗伊森的思想基础上继续前进，在《精神科学引论》中，他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狄尔泰所谓的“精神科学”是指以人类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科学，在精神科学中，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创造物，是生命。狄尔泰用“生命”一词来指称人类生活的整个范围，或者说整个历史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深入到他的内部去感受其实在性，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对自己对象的体验、理解、解释。在这方面与狄尔泰所不同的是新康德主义弗勒堡学派创始人文德尔班，他倾向于从认识的目的和方法即从认识主体方面来区分历史和自然科学。文德尔班在《历史和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种“以严格的逻辑概念为依据的经验科学分类法”.李凯尔特吸收文德尔班的这种科学分类法同时也吸取了狄尔泰的思想，提出价值区分法。他认为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的，价值是区分两者的标准。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不必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 反之，一切文化产物都具有价值，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李凯尔特也吸取了莱布尼茨的单子的连续律和差异律，认为1要研究文化的价值，必须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叙述对象的一次性发展，因此，历史的文化科学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即遵循价值原则拣选出历史学家认为有意义的材料。兰克、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等批判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明确否定历史规律的概念，认为规律的概念与历史发展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

　　在这股思潮的前后，意大利的克罗齐、英国的布拉德雷、科林伍德、卡尔·波普尔也都提出了相1中，从方法论和逻辑的角度来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所谓历史决定论是相信社会科学能揭示社会进化规律以便预见它的未来，卡尔·波普尔明确提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人类历史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用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三、叙事主义的转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发轫于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对历史学界产生影响。西方史学家不约而同地对历史文本、话语等语言现象发生了兴趣。海登·怀特于一九七三年发表《元史学》，这一事件标志着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一转向，有关历史研究性质的关键问题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转变为“历史学是不是小说”了。换言之，历史叙事的“诗学”成为研讨的中心问题。史学家们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历史着作中的“诗学”维度，如海登· 怀特和杰姆逊不约而同地研究了历史着作中的比喻法问题。海登·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的历史文本分析理论，他把历史叙事看作是再现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并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基础上，对叙事所采用的传达叙述者意图的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他发现决定历史解释的最重要因素是文本中隐喻的丰富程度。罗兰·巴尔特通过对历史话语的结构分析，抹平了历史语言和小说语言之间的区别。在德里达那里，“文本之外再无世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透过这种结构在理解整个世界。历史事实永远在语言的遮蔽之下，语言的功能被文化规范制约着，语言是横在真相面前的不可逾越的沟壑； 符号只是代表历史事件或过程，并非就是历史事件或过程本身，人们以为是真理或真相的东西无非是无休止的符号游戏而已。

　　其实，历史叙事古已有之，在西方历史编纂史中，历史叙事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式微再到勃兴的曲折过程。在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叙事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和凯尔纳等后现代历史哲学家看来，历史编纂不可能超越叙事，如果叙事不能形成，“历史”也就无法存在。在对这种后现代主义叙事观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西方历史哲学家们认为描述与理解、解释等诠释活动密不可分，理解乃是对叙述的理解，它需要对叙述中直接表现出来的东西进行解释； 如果没有解释，我们不可能通过故事性叙事直接领悟事件之间的联系。叙事和解释是历史学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解释学理论认为，通过语言所反映的现实都是象征性的，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释。换言之，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释，任何事情都会产生多种不同的阐释。

　　同时，历史叙事与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有相互纠缠的关系。由于语言是人的语言，它与语言自身的体系和外在的文化规范有密切的关系，在历史叙事中，要想排除主观性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非常注意编年史和叙事史的差别，这一差别也是他在《元史学》一书论点的基础。叙事有开始、过渡和结束，因此，史家写作历史时必然遵循一种既定的模式，如浪漫史诗式、喜剧式、悲剧式和反讽式。这些模式对应到修辞学上就是“隐喻”、“转喻”、“提喻”、“讽喻”.海登·怀特认为史学家根据个人性格所好，会将他所处理的历史编织成不同的故事也即他所谓的“情节设置”,而“情节设置”的观点，亦是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的核心。由此，海登·怀特指出了史书与文学作品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历史写作依赖于叙事，而叙事则必然依赖想象。对于历史研究中想象的重要性，科林伍德的研究是最为着名的。科林伍德的研究则是受到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启发。克罗齐认为考证、编排史料只是呈现一种“死的历史”,而“活的历史”必须体现研究者的思想。作为艺术家的科林伍德站在克罗齐的肩膀上，从其实际的研究经验出发来分析历史研究中想象力的不可或缺性。科林伍德指出，既然史学家像凡人一样无法回到过去，只能依靠残缺不全的史料来重建过去，那么运用想象来补充史料欠缺的空白则是必须的。

　　在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客观性、历史事实、历史规律等传统史学观念受到了无情的奚落和揶揄，历史学的合法性和自律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解构和颠覆传统历史学的客观性概念。后现代主义者无论是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历史文本还是极力彰显历史叙事，其目的都在于此。当海登·怀特、罗兰·巴尔特的历史叙事研究明显表现出要将历史叙事纳入艺术的范畴时，其思想中的反历史实在论要求是不言而喻的。福柯在他的多部着作中对传统理性历史哲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历史充满了断层，历史由论述构成，我们应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而这种论述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起来的。

　　福柯拒绝启蒙的敲诈[7]55.他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着手批判，以边缘文化癫狂、犯罪、性等作为切入点，动摇近代哲学的根基，展开对近代哲学全方位、毁灭性的批判。福柯在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借助于尼采的谱系学以建立非理性的、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倡导历史连续性、进步性、总体性的历史观事先假定了先验主体的奠基作用和构造作用。

　　福柯展开历史主义的起源性、连续性和总体性三大论题的批判，目的是让历史领域摆脱那基于主体特权之上的人类学和人本主义束缚，把起奠基和构造作用的主体从历史领域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驱赶出去。福柯借助于尼采谱系学以反对历史主义“起源”,谱系学并不设法探求偶然事物的本质，而是就实际发生的事物本身来考察事物，只是倾听历史本身，还实际历史以本来面目，它更加关注的是事物的偶然性、变化、差异、分歧和偏差； 福柯借助“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批判历史主义的“连续性”,福柯倡导间断性、断裂、界线、裂口等，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构传统哲学家的历史神话。“起源观”、“连续观”势必导致总体历史观。历史的总体观旨在在偶然的历史现象中寻找积聚的某个精神性原则或核心。实际上福柯认为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没有以往史学家所妄求的终极原则和连续性，而是确确实实存在于历史事件中的肉体、本能等非理性力量，是杂乱无序的话语与实际权力之间错综复杂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哲学进行批判的还有马克斯·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等人，他们批判的视角、侧重面各不相同，但无疑其共同点是对西方文化总体性的理性过程进行的批判，从非理性的视角来张扬差异、凸显个体。

　　因此迈克尔·斯坦福概括处于后现代境域下的历史哲学有这样的特征： “（ 1） 历史着述文本自成体系，与历史事实无关； （ 2） 历史着述的好坏，不在于它是否反映历史事实，而在于它文笔是否优美； （ 3） 过去并不存在，而只有对过去的一些解释---这些解释也许言之有理，但也许胡说八道；（ 4） 无法用真假来评价历史着述； （ 5） 历史着述通常是意义含混的，无法重新解说； （ 6） 历史的过去只是‘建构’出来的，其实并不存在。”

　　四、结语

　　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后现代浪潮的影响下日趋式微，其坚定的历史进程必然迈向同一理念的信念亦日趋减弱，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亦是时代的一种表征； 但是三重解构批判的靶子都集中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这也再次间接证明了黑格尔哲学及历史哲学在哲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历史哲学领域中要想前进，黑格尔历史哲学始终是无法绕开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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