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第七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观点

　　2013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 由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吴国盛教授发起，九江学院主办、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和思政部承办的第七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研讨会在白鹿洞书院和庐山（九江学院庐山培训中心）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 中国社科院等 23 所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围绕科技的现象学诠释和现象学反思这个基本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共交流、研讨论文 25 篇。 山东大学张祥龙教授提出的儒学科技哲学、融分析哲学入现象学和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研究等内容，颇值得学界关注。

　　一、语言、文化与科技
　　
　　通过对库恩与维特根斯坦的比较，以及对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现象学阐发，张祥龙教授（山东大学）的《范式、家族与文化间性———库恩、维特根斯坦与儒家的比较》认为，库恩范式学说的哲理依据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和语言游戏说。 “语言游戏”意味着语言活动参与着语言表达的意义构成，“语词运用”总在“遵守规则”之前。 家族相似出自家族的生活形式，生活形式也是一种范式，但却是柔性的范式，即能够读解与之不可公度的其他范式。 西方的生存范式和文化范式始终具有一种硬化的趋势，而儒家的家族范式则是柔性的，所以张先生提出可以建立一种儒学科技哲学。 由此似乎可以认为， 儒学范式下的科技体系以及体系间的演进，能够突破西方理性主义科技的单向、线性的“逻辑主义”和机械性，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品格。 不过，吴国盛教授（北京大学）评论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与儒家的家族范式的内在关联是不够明晰的。

　　颜青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以分析哲学的进路认为，基于语形的语义学和基于指称的语义学都不足以说明语言的意义问题，所以可以诉诸一种现象学的语言哲学———言语德性论来描述言语实践和意义生成行为。 通过现象学分析，感受质（qualia）和领受额（quantia）分别说明了初阶（直接的）和高阶（反思的）两种不同的言语体验。 在感受质层面，人们的理性能力是相同的；在领受额层面，科学家们拥有更高的言语德性和领悟能力，更容易捕获某些不明晰的经验而取得科学成就。 张祥龙教授对这种能力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人类确有这种现象学前反思能力。

　　刘胜利（四川省社科院）运用身体现象学试图对中医的整体观进行辩护。 作者认为，西医的对象整体是一种封闭的、静态的、缺乏内在动力学机制的机械论整体， 而中医的现象整体则是一种活的、开放的、自组织的整体。 运用现象学研究中医理论的确是一个值得开拓的方向。 不过，西医理论中人体是否缺乏自组织能力，中医的五行理论是否不是某种机械性，这样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吴彤教授（清华大学）点评认为，中医的科学性是可疑的。

　　二、技术与现象学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 是在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 由此出发，包国光教授（东北大学）在《“技术的本质”与“本质的技术”》中借鉴海德格尔的言说方式，认为“本质的技术”是“成其本质”的技术，是从存有 （seyn） 而来的技术。 从逻各斯和 “用”（τòχρεων）出发，可以进一步把技术的本质阐释为，技术的本质表明自身是从本质（存在本身）而来的技术（用）。 舒红跃教授（湖北大学）论述了柏格森的乐观主义技术哲学。 生命冲动在于一种创造的需要，而技术促成了生命的创造进化。 技术是运用形式（理性）剪裁物质，只有借助于技术 ，人类才能更好地与世界交往。 生命冲动必须经过技术这一 “岔口”， 才能实现更充分、 更自由和更多可能性的发展。 蒙绍荣教授（广西大学）也乐观地认为，看似乱象丛生的网络新媒体，正在悄悄重塑现代人的理性精神；它最终要回到人本身，回归生活世界，为现代人确立新的价值和真理观念。

　　计海庆（上海社科院）仔细分析了伊德的“后现象学”的学术性质，认为应该把后现象学放在技术哲学领域内考察。 伊德的“物的解释学”要揭示物（工具）的认知意义，因为物也是语言，能传达意义，所以物的解释学是后现象学的意义基础。 吴宁宁博士（北京大学）的《汉森的技术存在论》介绍了汉森所试图建立的关于源始技术性的技术存在论。 汉森认为，“使触和被触的连接得以可能的这种不可触，这一自身与自身的不重合性，意味着在身体自身之中源始地包含着一个触摸不到的他者，这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否定性， 是最源始意义上的自身—他性。 ”身体内在地有一种内在性与外化性的源始偏离，也就是源始的具身性与源始的技术性。 它是尚未现象化的存在之中的潜在性本身，是现象层面上的触觉、视觉、技术性得以可能的基础。

　　三、现象学与科学
　　
　　雷德鹏教授（广西大学）全面研究了胡塞尔关于科学的论述后认为，胡塞尔是一位哲学科学主义者。 胡塞尔不同意把数学的自然科学视为人类一切知识的典范，认为哲学科学是最终的科学并为一切科学奠基，一切科学只有作为普遍的哲学才是可能的。 史现明（洛阳师范学院）的《海德格尔论“科学进步”与“创造”》认为，在科学变革过程中是科学本身、集置（Ge-stell）和形而上学，而非主体性的人起决定作用。 科学变革和广义的创造来自于“无”，这种创造是一种汲取、接受。 任何科学创造都是一种“冒险”，因为它遵循着一种生产性的逻辑。 张昌盛（中国社科院） 从现象学的先验主体间性视角考察了科学理论的构成以及它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并不是提供了比直观经验更本质更精密的关于世界的真理，而是立足于我们的直观经验才能获得间接的充实和明见性。

　　苏丽博士（清华大学）《在现象学视角下对感觉运动理论的批判》一文，清晰地论述了阿瓦·诺伊的感觉运动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和面对的困难。 诺伊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技能性的感觉运动参与了知觉并生成了知觉世界， 但由于自然态度的失误，诺伊混淆了事物本身与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不能认识到我们所知觉到的世界比我们由对知觉经验进行反思而认识到的世界更加丰富。 所以，作者基于先验现象学重构了一种新的感觉运动意向性理论。

　　吴国林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借助现象学认为，现代物理学中 AB 效应和 EPR 关联可以说明实在（reality）与实体（entity）的区别，实体是存在者，实在是存在，实在可以“说明”实体和物理现象中特定性质的客观存在。 而延迟选择实验表明，光子的实在由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观察联合定义，这与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同构。 李义民博士（九江学院）追随英美学者用分析的方法研究胡塞尔的数学哲学。 作者在《胡塞尔论形式公理系统的完全性》中，介绍了胡塞尔早期利用形式公理系统证明实数系统形式上的一致性和胡塞尔对希尔伯特的完全性公理的批判。

　　四、《物理学》及其他
　　
　　晋世翔博士（北京大学）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运动、自然概念》深入地梳理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等概念的原意，以及欧洲哲学史上人们理解这些概念的演化情况。 作者认为，亚氏哲学中的“形式”除了表现为事物的“外观”之外，它还规范、指导着事物的本性，将生成着的、自身维系的事物统一为一个如其所是运动或活动的整体。 而唯名论者却将“形式”之上附着的层层意涵逐一剥除，不但否定自然存在物自我生成的权利，而且将其从所属的世界中拔起，服从于僵死的、静止的广延量的处理。 在海德格尔工作的启发下，人们有意识地摆脱拉丁翻译的影响、尝试着开启一条原生性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道路。

　　与此相应，李章印教授（山东大学）运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方法，在《亚里士多德因果概念新解》中对亚氏的因果概念做出新解释。 由于对亚里士多德四因的通常翻译和理解很容易把其原因误解为现成存在者，通过考察《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希腊文本，李教授认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应该更准确地称为适指因、形聚因、始动因和终在因。 四因是四种存在状态或存在方式，所有原因都是贯穿事物存在之始终的起始和指定。 此外，张秋成（东北大学）根据海德格尔区分在手之物和上手之物的思想，反驳了海德格尔关于实践态度优先于理论态度的观点，认为实践态度和理论态度彼此交融渗透，没有明确的先后主次之分。 张志平（上海师范大学）以休谟的事实推理及其“必然性”为例诠释了休谟哲学的现象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