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变化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是一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要的一对关系，涉及两种主义、两种制度、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的关系。回顾 20 世纪两制关系的历史可以看出，两制关系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其对立性表现为斗争和替代关系，是绝对的、永恒的； 其统一性表现为历史继承、相互借鉴和共处合作关系，是相对的、暂时的。”①在新世纪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绩，正确认识和把握两制关系仍然是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其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的新变化，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合作与竞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二十世纪的历史也是一部两制斗争史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是指两个性质不同的事物构成对立的两个方面，双方共处在同一个星球上，形成 “一球两制”,两者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相互对立和相互否定是二者关系的实质。

　　两制关系的对立性具体表现为斗争关系和替代关系。从两制斗争关系看，由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两者维护的阶级利益不同，使用的统治方法不同，发展的方向也不同，在国际舞台上必然是明争暗斗。从两制替代关系看，社会主义是新型的社会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替代，奋斗的长远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希望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日走向社会主义阵营； 而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像过去一切时代的剥削阶级统治者一样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阻止和镇压被统治者起来革命，甚至联合起来干涉、推翻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两制对立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一产生，这种斗争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后，两制对立关系就更加尖锐，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潮起潮落表明，这一世纪的历史也是一部两制斗争史。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列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武装干涉，结果失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也失败了。

　　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的尝试失败以后，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又转而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目的是通过和平的办法演变社会主义。这一战略在 1990 年前后成功实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5 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 10 个被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 “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图谋仍继续存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对内没有实行正确的政策，固守斯大林模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对外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警惕，在资本主义的援助面前迷失了方向，社会主义改革变成了改向，最终国家改变了颜色，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 “一球两制”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既要和资本主义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学习借鉴其有益成果，又要对资本主义敌对力量保持高度警惕，对其和平演变的企图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有时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可以预见，只要两种不同的、相互否定的社会制度并存，两制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就不会停止，只是它们解决、处理对立关系的方式和手段会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生变化而已。今后，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会有新的发展，但双方相互否定和对立的关系实质是没有也不会改变的。

　　二、冷战结束后两制关系的新变化

　　苏东剧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②，两制国家间的共处、合作与竞争关系进一步凸显出来，两制统一性特点更加明显，似乎两种制度在“趋同”.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两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没有消失，与苏东剧变前相比较，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显示出新的特征，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频发多发，形式更加隐蔽。

　　第一，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攻守易位更加明显。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本身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所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虽然是一个历史进步，但这个进步是以对内的残酷剥削和对外的野蛮掠夺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 “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苏维埃俄国诞生之后，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很快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影响力逐步扩大； 二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两种制度开始势均力敌，资本主义不得不向社会主义学习； 而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脱离资本主义列强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被革命的危险逐步增大，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被迫处于守势。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待帝国主义的战略策略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伴随着国家利益冲突，中共与苏共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中苏分裂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入低潮，到苏东剧变时跌至谷底。此后，两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攻守易位，资本主义转守为攻，社会主义开始处于守势。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两种力量由基本平衡到严重失衡： 从国家数量上看，“资”多 “社”少，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五国，并且是 “一大四小”; 从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资”富 “社”贫，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从 IMF2014 年 4 月 8 日公布的2013 年数据看，仅占美国的 55% ,西方七国经济总量仍占世界总量的 42%⑤； 从科技发展水平来看， “资”高 “社”低，科技人员90% 左右集中在发达国家⑥，尽管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⑦，但整体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从国际分工看，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总量较小，国际影响力有限，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表面上已经淡化，但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既可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预谋，也可以看作意识形态攻守易位更加明显的标志。

　　第二，两制国家经济、政治相互依赖度进一步增强，但斗争形式更加复杂、隐蔽。冷战期间，两制国家间的斗争和冲突简单、直接，冷战结束后，两者之间的斗争形式变得复杂、隐蔽，国际竞争与贸易摩擦加剧。

　　目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依赖增强，市场也更加开放，但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复杂，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争端步步升级，经济殖民主义、金融霸权主义日益发展，主要表现为资源掠夺、金融控制、超额剥削、经济侵略等国家利益的冲突，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不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把贸易战作为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并成为其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各项制度的日益完善，西方国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所享受的 “特殊待遇”已经不复存在，有人因此批评中国越来越趋向于保守，抱怨外国公司在中国遭遇的障碍越来越多，并把这种障碍看作是中国新的长城，认为中国新长城的建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还正在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苦苦挣扎的欧美国家来说，都不是好事。⑧事实上，这些所谓的 “新长城”恰恰是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以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利用多种手段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国家反和平演变任务繁重。20 世纪下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得手主要靠经济援助的办法，苏东剧变后，冷战虽然结束了，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西方国家运用非战争或非军事等间接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  

　　一些西方势力不断花大价钱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思想渗透，在他们看来，“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 “最重要的是搞攻心战”, “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⑨西方国家积极打入并占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市场，既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又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美国还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中国青少年，据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受过西方生活熏陶的留学生回国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 ⑩面对中国崛起，国际上出现了诋毁中国形象、散布中国威胁论、围剿人民币等现象，都是和平演变的新手段。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已不再将反共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其外交的主要目标，但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自然都被划在了与民主国家对立的阵线，成为民主战略的进攻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和经贸往来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矛盾。为此，胡锦涛指出：

　　“国际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图谋对我国进行 ‘西化’、‘分化',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之机，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我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我们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坚守阵地，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因为 “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因此，在与资本主义的交往与合作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既不能草木皆兵，畏首畏尾，也不能放松警惕，必须充分认识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第四，西方敌对力量对 “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共产党国家”发起围攻，遏制中国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军备竞赛的方法拖垮了苏联，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各种针对中国的遏制活动也愈演愈烈。其一，支持 “藏独”、 “疆独”势力制造分裂祖国的暴力事件，给中国制造内乱，打乱中国发展的步伐。其二，怂恿周边国家对中国一半以上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迫使中国不断增加军事力量，妄图也用军备竞赛的方法拖垮中国。可以预见，近几年以至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的周边都会很不平静。所以，胡锦涛在 2012 年 “7·23”讲话中指出： “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其三，制造 “中国威胁论”并唱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论调不断涌现，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模式威胁论等等，片面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本质。有人指出： “中国马上就要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多年来，中国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目前这种发展达到了上限，因为让民众弃农务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缺少技能或制度障碍也妨碍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巴西受困于这种局面已长达 50 年，泰国和马来西亚如今或许也深陷这种困境。中国能躲过这个陷阱吗？”

　　三、新时期处理两制关系的战略策略

　　冷战结束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对立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斗争形式表现出新的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辩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要从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二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自己的生产关系时出现了新变化，资产阶级吸收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实行国家干预政策，调整劳资关系，实行福利政策，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等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合作经济的发展、资本社会化趋势的加强、社会经济计划性的增加、社会福利范围的扩大、三大差别的缩小等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尽管不具备成熟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性质，但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它们已经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因素而具备了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另外，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力量的壮大 （ 如社会民主主义、拉丁美洲 21 世纪社会主义等） ,摩尔多瓦共产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金融海啸可能催生 “新资本主义”,等等，这些现象表明，新自由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光环不再，资本主义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否定自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将出现多样性，尽管这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中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总趋势。从现阶段来看，资本主义仍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较长时间内还看不出这种绝对优势会有多大的变化。

　　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一趋势在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得到强化---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矛盾的每一次激化都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制调整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恰恰是朝着与资产阶级主观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迫使资本主义向新的阶段发展。资本主义每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都是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

　　第三，要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两制关系。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的总态势来看，由于 “资”强“社”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处。因为，中国和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还比较低，而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远远高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国家起点普遍较低，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其优越性很难充分表现出来。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过程来看，在当前阶段，社会主义要通过改革展现自身的优越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把握好斗争的度。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样性产生的依存性和互补性，要求只有对话、交流、合作才能共赢，但也必须提高驾驭市场经济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发达国家遏制中国的态势增强，但其内部矛盾增多，要努力用好发展机遇掌握发展全局，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如 “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投资银行的建立等； 以国际视野对国内制度进行统一安排，建立自我批判和扬弃机制，克服全球市场经济的缺陷，进行市场机制创新； 要更加大胆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增强自己的制度吸引力，在科学发展中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第四，正确应对唱衰中国的论调，坚定道路自信。三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增长，以 “中国崩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唱衰中国的论调一直没有中断过。在唱衰中国的人看来，中国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不可持续，是短期行为，而且即将崩溃。

　　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中国崩溃论”,并且这种论调更为高昂。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理论所主张的方式进行改革，没有遵循他们倡导的完全市场化、私有化主张。

　　唱衰中国的人通常是拿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来和中国进行比较，尤其是把他们理想中的发达国家的体制、机制作为典范与中国进行对比，他们看到的当然到处都是问题。在他们眼里，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西方的道路。其实，西方社会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崩溃论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高速发展的一种不安甚至恐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被质疑，恰恰是因为它的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既有理论支撑，又有制度保障，得到国际有识之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乔舒亚·库珀·雷默在 2012 年指出： “当今世界是否仅有一条现代化之路？ 应对后现代化又是否仅有一种办法？ 我以为答案还是显而易见的，即道路和办法都并非惟一，并且历史条件和现实挑战所带来的约束也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所以，不能把 “华盛顿共识”和 “北京共识”对立起来，或者意识形态化，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仍然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

　　综上所述，在未来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是共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而看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性和替代性，就会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放松警惕，甚至会迷失方向； 过分强调两者的对立性，不能正确认识两制关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变化，甚至无视两制关系的统一性，就会在与资本主义交往的过程中谨小慎微，搞不清哪些是资本主义的精华，哪些是资本主义的糟粕，不敢大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或者放不开手脚，甚至重走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冷战的老路。

　　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可能是： 所有国家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的国家也许不会重复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和今后走过的道路，甚至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有的国家或者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经过生产力的发展最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