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实施军事理论创新具体措施

　军事理论的发展水平集中反映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整体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能力的重要标志。当前，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设正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进入攻坚阶段，我军转型建设步入关键时期。如何深入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积极抢占世界军事领域博弈的制高点，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着眼前瞻性探索，充分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

　　在飞速发展的军事实践面前，军事理论体系加速着解构与重建进程。军事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已有实践的诠释与解析，而是对未来走向的揭示和引领。美军认为，军事理论研究的重点应着眼于对未来军事斗争走向和发展规律的预测上。美国军事理论研究的预测范围广泛，包括战略环境、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冲突热点等，但更为关注对战争和威胁的预测。依据这种超前性的宏观预测，美国提出对未来战争的总体构想和作战理论，规划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使军队更能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在《2010年联合作战构想》中，美军强调发挥信息和技术优势，借助新的概念、新的编制和新的武器系统，实现优势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和聚焦后勤等新的作战指挥理念，为美军建设提供了前瞻性理论指导。而非接触作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理论、数字化部队建设等一系列全新的军事理论不断推出、翻新和融合，既是新军事变革催生的产物，又为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正如美国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所言：若不能准确预测未来，那么现在就可能做出错误而荒谬的决策。可见，前瞻性是衡量军事理论创新力度的重要标尺。

　　前瞻型思维方式，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超越时空限制，依据对事物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对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做出科学决策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呈曲折性发展和波浪式前进”的客观规律为认识基础，按照历史—现实—未来的线索，从局部到全局、从现象到本质进行预测，既是对过去、现实的反映和延伸，也是对未来的推断和创造。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我们确立前瞻型思维方式。一般而言，和平时期越久，理论的前瞻性就显得越重要，但也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做过于精细的描述与规划，不仅可信度不高，其真实价值也难以判断。因而，把握好前瞻性的度十分重要。前瞻性的超前期应依据科技水平的发展、大国战略调整、地缘战略变更、力量对比变化而定，否则，前瞻性就会因缺乏依据变成盲目的设想。例如，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写于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前夕，但它基于战争的四个鲜明特征，科学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与指导规律，准确预测了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衔接与转换，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战略思维能力。毛泽东并非先知先觉，而是凭借抗日战争十个多月间大量的、丰富的事实，创造性地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准确的前瞻性预测。

　　二、打破机制性瓶颈，善于捕捉理论创新的最佳时机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也就是说，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在于“客观需要”。胡锦涛同志曾深刻指出，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是“两个不适应”，即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这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我军改革发展既面临“矛盾凸显期”，又蕴含“发展机遇期”，理论创新必须在解决主要矛盾上下工夫。

　　近年来，我军建设和改革已攻克不少关键性障碍。现阶段，许多深层次矛盾，如制度安排、体制调整、结构重组等，正成为影响我军改革发展的突出矛盾。这些矛盾之所以难以解决，除涉及利益调整外，还根源于矛盾本身的难测性、连锁性、复杂性特征。解决矛盾既要搞清其“空间”范围边界，又要明确其“时间”维度顺序，否则都有可能因“蝴蝶效应”

　　而难以取得实效。因此，必须充分发挥理论的引导功能以规避风险。一方面，要进行严密论证，趋利避害，尽可能减少失误；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好解决问题的时机，顺势而为。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重大改革捕捉时机，缺乏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改革常会因操之过急而欲速不达；反之，如果时机业已成熟而行动却迟滞缓慢，则会丧失机遇。例如，制约联合训练发展的突出矛盾是指挥体制不顺畅，但指挥体制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先期建立起联训联演机制，通过机制创新为指挥体制改革摸索经验，等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机。

　　三、增强敏锐性意识，着力提高理论创新的科技含量

　　技术进步和武器装备改进，始终是军事变革的先导因素。马克思在考察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后说：“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这表明，马克思深刻地从发明射击火器这一表象，看到了军队结构变化的本质。技术进步影响着整个军事变革，人们将之升华为对战争和作战方式改变的理性认识，由此推动了组织体制、管理方式和作战样式的变革。近代世界军事变革和作战理论创新，大都发端于此。但从中国传统军事发展看，由于技术长期停滞不前，极大弱化了人们对技术进步的自觉意识及理性升华能力，并形成了很强的惰性心态和惯性思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在此基础上把技术进步自觉意识升华为理论创新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进入信息时代，大量高新技术涌入军事领域，技术变革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密切。如果说海权论、机械化战争论、制空权理论改变了作战方式的话，那么超视距打击、非对称作战、网络中心战等新理论则改变了整个战争的面貌。

　　从某种程度上讲，理论创新的敏锐度体现在对技术发展的把握上。当一系列关键性技术如精确制导、新型动力、高智能作战平台、太空武器、无人化装备等出现后，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上述技术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以及主导性高技术取得了怎样的应用性成果。缺乏对高新技术发展动态的紧密跟踪，就很难预知战斗力生成模式将会发生何种改变。技术进步不仅影响着军事理论本身，同时还改变着理论创新的方法。许多新的理论成果，都得益于高技术手段的运用。各种大胆的理论假说，也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去论证真伪。海湾战争前夕，美军设计战法后通过计算机仿真技术进行战争“预实践”，使各种战法的优劣一目了然，这是现代技术对理论创新的一大贡献。当前，模拟仿真、虚拟现实技术的开发应用，试验部队、作战实验室的兴起，为新理论的试验、论证和评估创造了便利条件，大大提高了理论假说的可鉴别性、可操作性。有人预测，未来的军事理论将主要从战争实验室中“产生”，然后再放到实践中加以完善。

　　四、强化持续创新能力，永葆理论创新的生机活力

　　历史和实践表明，军事理论创新是保持军队活力的动力源。不断用先进军事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再通过军事实践丰富和发展军事理论，二者的良性互动是创新性军事理论的生成基础。军事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摆脱束缚、突破前人、超越自我的过程，更是一个逐步追求真知、探索未知、预知未来的过程。相反，有些理论之所以速朽，原因在于定型过早，缺乏持续创新的空间。美国国防部2003年4月颁布的《国防部转型计划指南》序言中这样写道，“历史和现实趋势告诉我们，只企图维持现有优势是短视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正在营造一种可持续转型的文化，保证美军总是比任何潜在对手超前几步”，这段话道出了持续创新的玄机。当今时代，新旧思想冲撞跌宕，各种理论争锋比锐，表面看是理论的比拼，实质上是创新能力的较量。一种理论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持续创新的空间，那种“一次性运用”就退化，甚至未来得及运用就成为“明日黄花”的理论，只盯住了短期优势或瞬间优势，忽略了预留可持续创新的空间。

　　持续创新需要搞好顶层设计。新军事变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诞生了顶层设计理念。在创新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顶层设计最有利于节约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本。通过科学统筹近期、中期、远期的发展规划，克服注重局部利益导致的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横向阻梗、纵向脱节等弊端，集中创新智慧、形成创新合力，使理论创新进入由浅入深、由内向外、由低到高的流动态势。持续创新需要有活力的创新团队。实践证明，以个人为主体的“小作坊式”创新并不适合当今时代。由创新团队及相关制度构成的创新网络，因其结构上的互补性、融合性而显得更具有“结构优势”。对持续时间长的重大课题，依赖创新团队组成高效率的“耗散”结构，能够确保创新活动有序展开。持续创新能力得益于兼收并蓄，军队应广泛吸纳其他领域的新概念、新经验，并进行有益的尝试。海湾战争后，美军借鉴“沃尔玛”等公司的经营模式，将“即时补给”概念应用于战时军队后勤保障，推出了“聚焦式后勤”的补给方式。可见，深化军民融合发展的研究，破除制度壁垒和政策门槛，将为军队建设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五、突出实战性研究，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核心关键

　　准备打仗、赢得战争始终是军队的使命职责所系和根本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战理论是整个军事理论体系的核心，缺乏成熟的作战理论，军队就难以有效履行使命任务。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展开，机械化战争正在向信息化战争过渡，我军的改革和建设也进入关键时期，加之国际战略格局和我国周边军事形势情况复杂，这都要求军队牢固确立战斗力标准，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上有所作为。大兴作战理论、作战问题研究，有助于我军在世界军事竞争中赢得主动。

　　信息化条件下的训练和战争呈现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新特点，对军事理论、作战思想、战略战术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过去进行作战问题研究，大多从历史碎片、外军“影子”和军事著述中推导、复制、移植等。在新技术新装备层出不穷的当代，创新作战理论和作战方式常常缺少可供参考的“样板”，需要通过构想研究作战问题，并在战争实践、作战实验和军事演习等过程中检验、修改、完善。着眼信息化战争特点，研究创新战法训法，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以作战问题研究带动训练模式与作战方式转变，提高部队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深化对信息化条件下战争本质、战争根源、战争性质等问题的认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信息化战争是综合力量的较量，信息化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人仍是信息化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为此，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探索信息主导下人民战争的特点规律，创造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的人民战争的新战法；持续深入探索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特点规律，发挥信息技术对创新作战理论的促进作用，创新联合火力打击、联合封锁、联合登陆、联合防空等一系列作战问题。突出一体化联合作战指导原则的创新，研究具有我军特色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战法，构建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的联合作战理论体系。充分把握联合作战以及非战争军事行动全要素、全系统整体对抗的要求，深入研究体系破击作战的思想内涵，大力研究战斗力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态，努力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尤其要深化对体系作战能力生成模式、作用机理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侣途.理论创新：警惕“创新的迷雾”[N].解放军报，2012-01-24.
　　[3]肖裕声.21世纪初大国军事理论发展新动向[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