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摘要]从2000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增加了一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选。中国的昆曲首次进入2001年第一批保护名录，2003年联合国发布的第二批代表作名录，中国的古琴艺术也获当选。两年一次的评选工作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欢迎。据悉，中国各地对于申报的热情非常大，以至于各地仍在发掘、征集、论证新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项目。在这种热情的背后是否真的是对于文化的保护，抑或是有着其他利益的驱动?笔者拟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以及延伸出来的文化人类学的诸问题，跟中国文明的关系作一个探讨。目的在于：不要将这个有意义的申报工作变得庸俗化。

　　[关键词]口头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文明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相对于有形的物质遗产而言的。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人类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财产，可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1972年巴黎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对人类的整体有特殊意义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及自然风光和文化及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这种有形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比比皆是，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等这一类古代建筑和文物都属于通过人工创造的遗产。长江三峡、黄山、三江并流等等又都属于自然遗产。但是，这个公约不适用于非物质遗产。在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获得通过之后，一部分会员国提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制订有关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遗产各个方面的国际标准文件。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建议。这也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申报的由来。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在长时间的自身发展中慢慢形成的精神产品，它的主要特点是群体性、独创性、完整性和民族性。它在公众的集体创作中表现情感、宗教、礼仪、娱乐。 
　　以下，我想从传播媒介、形式、功能和作用、与当地文化的联系、传承的延续性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传播媒介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首先要探讨的是它的传播媒介，这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差别。非物质文化通过媒介才能够产生和存在，而只有通过媒介，非物质文化才得以继承，同时也有可能得到保护。在运用媒介工具方面，仔细分析，在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这两者之间还有着一定的差别。 
　　 
　　1．口头文化遗产的媒介 
　　口头文化遗产，顾名思义就是人类的口头传播。有的人将之翻译成口述，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口头还包括了口头演唱。并不局限于叙述。其媒介工具是人类的口，也就是由人的这一发声器官发出的声音，进行有序组合具有意味的内容，其中包括用口来表达的语言，叙述的故事、史诗，用口头进行传唱的民歌、历史故事，用某种特殊的语言结构来进行信息联络、传递消息、暗语。围绕着口头表达这一特质，可以引申出很多形式。西方的口头传说故事，史诗，吟唱诗人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虽然当时没有用文字传下，但是口头传说这一个最古老的文化传承方式，使古希腊人的历史可以代代相传，并成为后来用文字根据传说而记载的正史。古希腊同时还有很多的口述历史，其代表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着重的就是口述，究其原因是因为古希腊拼音文字是后来借用腓尼基人契形文字为源，故此西方的口述历史特别发达，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古希腊的口述史诗和吟唱文学，都属于人类的口头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将人类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完整地保存下来。 
　　“故者，古也。”(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国的讲故事就是讲“古代的事”，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口头传承。但是在中国的殷商时代，文字的发明，使记录古代事迹的口述故事可以通过文字保留下来，后代历史学者往往又用修史的方式改造远古传说，成为所谓钦定正史，于是口述历史的传统就不如西方那样发达。这也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显著不同点。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找到这种传说的痕迹。保存到今天的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其中的《国风》部分，就是用口头传唱的一大批民歌。传说周王室每年春天要派“行人”“道人”(专门为王室采集民风的史官)到十五国民问采风，采集民歌，用来献给官府，作为一种对老百姓的民意调查，让统治者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风”既可以作为风俗民情讲，也可作为讽谏时政之说，由国风可见民间生活。这种民歌也就是现代意义的口述史诗，口头创作的历史。传说周代的民歌成千上万，孔子将其中的三千余首进行删改编辑，选其中三百零五篇，作为一种经典定本，这就是《诗经》的由来。本来是活泼泼的口头传唱民歌，经过一番删改之后就变了样。“诗言志，歌咏言”。 
　　原本是最早的人类口头文化遗产。但是经过孔子改订写成书之后，就变成了文字材料，虽然这样一来流传保护就容易多了，不过也失去了它的口头性、民间性和完整性。历代皇朝都要将这部书作为官方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工具，乃至注家蜂起，各种说法迭出。今天流传下来的《诗经》，它的原始面貌已经起了变化。从经学的角度看《诗经》，是一部儒学思无邪的教材，从文学的角度看《诗经》，是一部艺术性很高的诗集，从史学的角度看《诗经》是一部周代的历史，但当我们从传播学、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它又是一部非物质遗产转化为一部有形的文化遗产的典型例子。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就是人体。用人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的动作构成了各种形式的表演内容。它包括下列诸方面： 
　　戏剧表演、舞蹈、宗教礼仪、节庆仪式、传统的用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崇拜天地自然的形式。请注意，这些用人体进行的各种动作都有它的文化意味，也就是这些动作不是无目的的，而是为着某种宗教信仰、礼仪、传统生活和历史延续的需要而作。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舞”字了，写成一个人双手举着火把在跳跃，那是远古时期人们节庆时的舞蹈。今天的彝族火把节、纳西族围着火炭跳舞，保留着这种远古意味。他们跳舞都有着某种意义。或庆祝丰收，或祭神祭祖宗、或崇拜天地，也就是古人说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比起口头文化遗产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似乎更难界定。有时候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跟非物质文化遗产交织在一起。例如在中国贵州民间文化中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傩戏，表演者戴着一种色彩丰富、奇异夸张的面具进行表演。这种面具可以单独看做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的一种木雕刻品甚至也可以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但是它在傩戏中成为一种道具。那么它究竟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呢? 
　　我们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必须要将其置于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考察它的功能以及在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同样是傩戏的面具，如果单独考察，可以说它是物质的，但是当这种面具一离开傩戏的具体文化环境，就不再是傩戏中的有意味的形式了，而变成了另外一件工艺品了。由此，只有将面具统一于傩戏中才会成为文化现象。而傩戏当然也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将这口头传唱和人体表演两种媒介形式结合起来，就成为有较高艺术的戏剧。在中国，戏剧的产生比较晚，西方崇尚模仿说，从古希腊开始就有着完整的模仿真人的雕塑，同时他们还在祭酒神的时候狂欢作乐，成为最早的歌舞的起源。宏伟的剧场成为古希腊歌剧表演兴起的重要原因。上万人围在一个圆拱形剧场中观看真人的模仿表演，这种形式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 
　　中国早期的表演都是在宫廷中进行的，适应皇宫的需要。这种小范围的私密性的表演很快就失传了。传说中殷纣王设酒池肉林，“大置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长期以来人们注意这段文字描述殷纣王让男女裸体追逐，荒诞淫荡，但没有看到这本身也是一种乐戏，而且就是一种地道的奢华表演，可称得上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脱衣舞，而酒池肉林很有可能是一种布景。但是这一乐戏却失传了。真正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而且可以流传到后代的是为广大民众观看的戏剧表演，差不多到南宋以后，中国的戏剧才开始登上舞台。这也成为中国昆曲的起源——南戏得以壮大的第一步。用口头吟唱同时在舞台上表演，加上音乐和剧情，这种集合口头和非物质文化的艺术表演，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文化的嬗变是很快的，往往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它却是相当稳定的。因为由口头和人体作为媒介的文化，口耳相传，在一种静止的范围中世代继承，除了一些局部的修正之外，在很长的时间中可以保留下来。 
　　 
　　二、形式 
　　 
　　与雕塑、建筑、绘画等物质的文化相比，用口头和人体作为媒介创造的文化艺术，它的形式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首先它是一种动态的造型艺术。这种动态艺术在提炼生活的真实性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运用人体主观的创造能力，连续地、变化地直接向观看者传送一种凝缩的自然。众所周知，人对于世界万物的美感，直接来自人体本身的构造。曲线、柔软、刚强、色块，黄金分割律，无一不能在人体本身找到美的源泉。如果说物质性的文化只能在静止中找到美的享受，那么，人体创造的艺术，则是以一种强烈的动感和变化创造了更为强烈的美。 
　　其次，人体包括口头的吟唱，是一种声音和动作的配合，经过提炼的韵律感非常强烈的乐声使人体活动创造的艺术达到一种交融酣畅的境界。声音在早期人类的原始歌舞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了早期中国人的歌声。根据《礼记·乐记》记载，远古时期留下来的最早的歌只有两个字：“候人兮猗。”(《札记·乐记》栽涂山氏女歌)就是这两个字：“候人”，白描、平凡的语言，一旦加上了强烈的语气词“兮猗”之后就变成了抒发心中等待伊人归来的歌声。语气词在抒发人的情感中加强了要表现的内容。鲁迅这样描述了中国古代歌谣的诞生：“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义而已。声音繁变，寝成言词，言词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欢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商，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在强烈的歌声中配以人体的舞蹈，正是“言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则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礼记·乐记》)于是真正的人的载歌载舞就出现了。西方最早的歌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祭酒神歌舞，也是通过人的歌声和强烈的动作来表现对于酒神的崇拜。这种歌舞后来就演化成西方的歌剧和舞剧。早期中国的歌舞则是合而一，没有情节，没有盛大的配乐，只是一种宫廷乐舞而已。
　　道具的运用成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的第三个形式。最早的人类对于火的崇拜都是一样的。火使人类脱离了蒙昧时期进入文明阶段，同时也是人的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必需品。于是用火作为歌舞的道具是原始形态的文化特征。除了火之外，中国古代典籍中还记载了用牛尾作为道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纟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你看，手持牛尾，有节拍地投足而舞，多么生动的画面。 
　　运用生活中的情节，用故事的形式来表达，这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又一个明显的特征。虽然早期的歌舞不需要很多的情节，只要直抒胸臆即可，但是到了后来，逐渐增加了表现内容，歌舞在中国没有分化为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舞台上却巧妙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糅进了情节，戏剧的要素增加了，观赏性和连续性增加了。在这方面，昆曲五百年的兴起和逐渐成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功能和作用 
　　 
　　根据西方人类学家的说法，人类运用自身来进行歌舞或者崇拜的缘起，是因为宗教和礼仪的需要。人类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的功能离不开宗教和礼仪。 
　　盛大的古希腊丰收之后崇拜酒神的大型歌舞，通常是作为西方歌舞剧和音乐剧的起源，其功能建立在古希腊人的多神教的崇拜礼仪方面。反观中国古代，虽然宗教的意义没有古希腊那样强烈，但是中国人代之以祖宗崇拜和天地神的崇拜。最早的巫师就是用各种道具，用各种繁琐严肃的礼仪来进行烧香祭祖，其礼仪后来保存在中国的道教礼仪中。顺带说一下，中国的道教(不是道家)中很多的音乐、礼仪等最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也到了濒临绝迹的时候。 
　　大致上来说，中国文明中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以下功能： 
　　1．作为神灵崇拜的仪式。中国古人没有单一的宗教，而认为天地万物山川河流都有神，都具有至高无上的主宰权，因此不可触怒神灵，由此而产生了很多的神灵崇拜仪式。这种仪式一代代流传下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一切神灵崇拜的形式。从殷商时代开始就有所谓的门神、山神、河神、树神、日神、月神、雨神、雪神、四方之神、社祗之神等等。这些神。未必要具有人格，却都有灵。 
　　2．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对已逝的列祖列宗的崇拜，从中国早期的概念中，都是已经归天的神灵，当然也要进行祭祀，这是一种家族式的宗室崇拜。延伸开来，对于刚刚逝去的人的敬拜仪式，也就是丧葬礼仪的运用，在中国古代都有非常严格和琐碎的规定。这方面周代礼仪集大成者《周礼》、《礼记》、《仪礼》所谓三礼可以说汇总了中国古代家庭、宗室、祖宗崇拜的所有礼仪规矩。直到今天很多民间祭祖以及周年祭祖都是这种文化遗产的留存。 
　　3．对于皇室至高无上权力的崇拜，由此而产生了很多皇室内宫的崇拜以及对于皇朝的崇拜礼仪，延伸开来，历代保存在皇宫中的所有有关礼仪形式都是皇室崇拜的延伸。从周朝开始这些礼仪成为一种制度，延续到后代两千多年，直到清朝皇宫的礼仪制度还是在这一制度上的延伸。 
　　4．英雄人物和伟人的崇拜。这种崇拜都是在英雄和伟人去世之后的崇拜祭祀。因为中国人相信一个人的灵魂会随着人的去世出现在冥冥的阴间世界，从而可以保佑阳间的人类。而英雄或伟人的生前就具有超凡的能力，死后还将继续这种伟大的影响力。 
　　中国民间的很多节庆礼仪，是民间自发的对于某一个神话传说或者民间故事中的人物的崇拜，有的也和古代的历史史实有关，其中很多都有非常完整的仪式崇拜。例如三国人物关羽被封为关帝，唐代将军尉迟恭被封为门神，五月初五端午节的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七月初七的“乞巧”、九月初九重阳的登高插茱萸、八月十五中秋的赏月、吃月饼，其最初都有着民间生活中的实用功能，流传到后来，才慢慢丧失了它的原初作用，而只流于形式。就如春节到元宵节这一段十五天的时间，在古代农业社会中正是农闲休息的时候，过了元宵节，农人们开始下田劳作。而它的节庆功能在今天已经超过了实际功能。 
　　对于一些原始功能已经丧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还要作为典型的代表作进行保护，是可以讨论的。例如，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申报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中国媒体和民众的紧张，很多人认为它是沿袭中国的端午节，应该由中国申报。但是细细分析和研究下来，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和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习俗，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农历五月初五作为端午节起源，根据传说是纪念屈原投江自尽以报楚国的日子。楚国后人划龙舟以招屈原之魂，散撒糯米到江中以饲鱼虾。这种举动演变到今天就是划龙舟、吃粽子的风俗，至今在中国各地犹存，不过已经成为全民性的一个节日。甚至对很多人来说，除了吃粽子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其他的文化意味的活动了。而韩国江陵的端午祭则不一样，它从中国的端午节而来，不过它的所谓纪念屈原的意味早就淡化了，反之用这个节庆来作为江陵这个地区的一个重大地方文化活动。这种活动包括了各种地方游戏、仪式、食物以及欢乐鼓舞的形式，历经数百年没有改变，打上了明显的地方特色。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用这个节日团聚当地人进行民俗活动的功能更加显著。显然韩国江陵端午祭已经成为韩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 
　　 
　　四、与当地文化的联系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地方性，鲜明的民俗、民风，它们都应该是扎根在本地的民间风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些遗产，一般都是口耳相传或者手把手地一代一代教出来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性。如果缺少了当地文化的特征，而成为一种普及性的遗产，那么就缺少了它的个性，从而也失去了它的地方性和民间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从交通、商业贸易方面来说，都属于比较封闭的社会，群落和村落之间的联系不够频繁，自然民的自给自足生产环境，使人民居住点相对比较分散。从而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文化和语言。即使是在传说中的夏商周三代，也是不同地区群落人民之间的此消彼长过程。历史上的中国统一的时间短于分裂。地方文化特别发达。在南部很多地区，方言的特色从来就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遗产自然也有着浓厚的区域特色，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风”，就是说的这种文化特色。中国还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民族源远流长，但是都有着各自大源头传说，因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广大的地区，却又呈现各自的特点。这种地方文化，通过历代的文化演变，有的进入了主流文化，有的因为得不到重视而自生自灭。 
　　以百戏之祖昆曲而言，它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就是一个从地方走向主流的过程。虽然它可上溯到由宋元南戏到金院本、元杂剧、逐渐推进、衍变。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贵族的封建统治之后，广大的南方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摆脱了民族歧视的枷锁，同时也发展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戏曲，形成“北剧”(元杂剧)没落，“南戏”复兴的现象。南戏主要剧本是“传奇”，演唱传奇的声腔很多，其中最古老的是发源于浙江海盐的声腔，它流行在嘉兴、湖州、温州、台州一带，万历间复传入江西，明初的贵族士大夫这些上层人士还以北曲为雅乐正声，但是民间的广大群众则普遍爱好词调通俗、故事曲折而完整的南戏。等到“荆(荆钗记)、刘(刘智远白兔记)、拜(王瑞兰闺怨拜月亭)、杀(杀狗记)”四大传奇及高明(则诚)的《琵琶记》从文辞排场各方面都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相当的提高之后，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重视，南戏由才由民间场馆登上正式舞台，从而渐渐走入主流。以今天习见的昆曲曲调昆山腔而言，在明代万历之前，还只是流行于吴中的“小集南唱”的清曲。后来在士大夫的改良之下，终于形成全套昆曲的演唱、伴奏、表演的风格。可见口头文化遗产的地方特色之重要。 
　　从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来看，很大一部分都是地方特色浓烈的歌舞、礼仪、传说，例如，贝宁：杰莱德口头遗产与文化形式(尼日利亚、多哥支持)；玻利维亚：奥鲁罗狂欢节I象牙海岸：塔克巴纳人的横吹喇叭音乐；厄瓜多尔和秘鲁：萨培拉人的口头遗产与文化现象；几内亚：尼亚加索“苏苏一巴拉”的文化空间；意大利：西西里傀儡戏；等等。又比如印尼申报成功的皮影偶戏，很多中国的民俗专家认为这脱胎于中国的皮影戏，被印尼抢先申报了。对于中国的皮影戏是否为印尼皮影偶戏我们不准备做探讨，但是就印尼的皮影偶戏来说，它早已经成为印尼特色的表演形式，加进了大量的印尼人的文化，不能就此说是中国的皮影戏。第三批中国成功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目艺术，集中了维吾尔族千年流传下来的民歌、谈唱以及讲故事等。 
　　从地方性这一点来说，中国还有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急需重视，例如贵州的傩戏、云南红河哈尼族人的长龙宴、泸沽湖摩梭族人走婚风俗、鄂伦春人萨满教等等都是具有无法替代特色的文化遗产。 
　　 
　　五、历代延续的传承性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传承性，如果已经消失的文化，当然无法作为一种遗产，相反的是如果这种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全民性的承继的普通项目，也没有必要作为紧急抢救加紧保护的项目。例如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从文字的起源和应用上都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这些文字已经逐渐消失在生活的应用领域，被新起的其他形式的文字所代替，虽然是伟大的非物质文化，但是无法作为一种保护项目来申报。又如中国的中医中药，当然是人类的伟大的非物质遗产，不过这是中国的一项延长了千年之久的学科，今天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在不断创新壮大，这项目我就认为不能归入急于保护的文化遗产中去。 
　　民间的地方性文化遗产，从保存的角度来看，是通过个体或地方群体的传承，而不是一种政府行为的国家保存。它的遗传性非常薄弱，一旦发生自然经济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变迁甚至或者移民的迁移，就很容易消失。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项目，其特点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叫做“不绝如缕”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予以重视和重点保护的。 
　　例如起源于曲阜孔庙的每年祭孔大典，是中国最古老的祭祀典礼之一。保留了全套的祭祀仪礼和服装，所有的祭祀程序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包括祝词、三跪九磕、祭拜礼、演奏的韶乐、八佾舞、人的任何一个祭拜动作、长幼分叙等等，糅合了中国古代祭拜神灵、祖宗、皇帝的综合礼仪。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的祭拜礼以及所附着的那套语言礼仪都会慢慢失传，祭孔大典则将全套的祭拜礼延续下来，它的延续性非常明显和典型。今天，全世界各地的华裔都会在九月二十八日孔子生日的那天进行祭拜仪式，只是规模有大小，礼仪有不同，最正统的曲阜孔庙祭拜礼仪是否可以成为中国的非物质遗产永久地保存下去，还有待人们的重视和保护。 
　　又例如，被联合国选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第二批代表作的中国古琴，不仅是一件古代的乐器，还是一门历史悠久的集艺术、哲学、道德于一体的综合遗产。它的承继就是由来有自，流传有序。起源于周朝的中国古琴艺术之所以生生不息流传至今，与它重视传承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早在汉代刘向《琴说》就以“善传授”列为弹琴七要之一。在三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各种流派和风格。所谓的浙派、广陵、诸城、虞山、淮阳等派，都是在私相传授中形成的。这种承继的包容性虽然不够强，但是在保存完整的艺术和独一无二的特色方面却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