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新工业化思潮

　　关键词：新工业化思潮，新工业化道路，重化工业化，市场化

　　进入新世纪初，在国家政策触动下，学术界与地方政府兴起了一股探索新工业化道路的热潮，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新工业化思潮。其中流派纷呈，理论形态各异，甚至形成了几次论战高峰，有重大分歧，也有基本的共识。由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实现工业化，被确定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因此，新工业化思潮方兴未艾。本文试着就已有的理论形态和演化轨迹对这股仍在高涨的思潮进行一定的考察，以分辨其中的是非得失，观察思潮演进的方向。

　　一、新工业化思潮缘起

　　新世纪新工业化思潮的勃兴，有深刻的实践背景，但也有政策方面的触动因素。“九五”规划时期，国家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的、粗放的转变为内涵的、集约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十五”规划继续强调要优化并提升产业结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走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来支持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指出，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要求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业，明显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并提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5个统筹重要思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更是对如何走新工业化道路的作出了基本安排。这些具有连续性的国家政策与规划安排，推动着新工业化思潮的不断高涨。

　　新工业化思潮的勃兴更重要，也更深刻的是，在已经变动的新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工业化要探索新的路向。即我国工业化在“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巨大历史机遇面前，在资源环境人口压力种种限制条件下，如何在日趋剧烈的全球性竞争市场中定位自己。上世纪后期，知识经济迅速崛起，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掀起一场“新工业革命”，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己从100年前的5-20%，提高到70-80%。如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与技术，如何在现有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成为我国继续推进工业化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特别是经济市场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何在这种日趋激烈的全球性市场竞争环境下，发挥比较优势，开辟出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培养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亟需解决的课题。再则，经过先行工业化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大规模、甚至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越来越少，四大生态系统——海洋、草场、森林和耕地，都在经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我国传统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为特征的工业化在政府力挺了50多年以后也难以为继。

　　二、新工业化思潮的特点

　　新工业化思潮直接受国家新工业化政策触动并在连续性政策的推动下不断深入，在强烈的实践指向基础上，论题极其广泛，探讨活跃，期间就新工业化能否绕过重化工业化展开了激烈争论，在整个思潮演进过程中，工业化理论得到不断深化，出现可诸多的理论形态，以前有关工业化问题的一些误解得到消除，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但也有不少议论属于为政策做注脚，缺乏理论深度和实践力度。另外，在“重化工业化是否为新工业化之必然与必须”这个最尖锐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

　　新工业化思潮议及的论题广泛，涉及到新工业化的概念、必要性、紧迫性、时代背景与体制环境、内容、特点、国际国内比较、地方实践、政府角色、市场化与工业化关系、成败预期等等。期间，就重化工业化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包括：新工业化是否为“新的重化工业化”、重化工业化是否为工业化之必然、中国事实上是否进入新的重化工业化阶段、新的重化工业化阶段是国家推动的还是市场推动的、重化工业化是否会大量消耗资源与严重污染环境、目前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推动产业升级还是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等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重化工业出现了高增长，2002年以来又出现了新一轮高增长，一些学者连续发表研究报告和文章，提出“新的重化工业阶段论” 。争论从2004年下半年进入高潮。岁末，吴敬琏长篇撰文，呼吁警惕片面发展重化工业，然后是厉以宁认为中国不可能避开重化工业的发展。其后，《经济日报》的《理论周刊》开辟了“我国工业重型化之路怎么走”的专栏，不同见解展开讨论和争鸣。2005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吴敬琏以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为主题发言，提倡多搞研发和品牌，反对过分依赖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制造业。随后，龙永图提出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言，形成赞成重化工业发展、不完全赞成重化工业发展以及反对重化工业发展等几派。2005年《中国发展观察》第2期发表赵晓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观察评论文章《中国能越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吗——“十一五”的一个重要问题及其争论》，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要经历一段重化工发展的历程；而且惟有制造业的大发展，服务业才有最好的发展基础。2005年8月20日《商务周刊》开辟了《工业化道路大论争——专访吴敬琏、林毅夫、李佐军》专栏，吴敬琏发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与扭曲》，反对将“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同于重化工业化。认为目前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并非市场自主配置资源的结果；否认重化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认为工业化中后期不是重化工业居主导地位，而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强调现代经济增长靠的不是投入资本，不是重工业的发展，而是依靠效率的提高；主张新工业化主要应该是服务业——工业化。李佐军发表《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力挺重化工业化。认为根据历史分析，重化工业化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中后期之必然；根据国情分析，重化工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根据实践分析，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林毅夫发表《谨慎对待“重化工业热”》，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目前加速重工业化并非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而是走进了岔路，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国应该主要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资源禀赋升级之后，产业结构方能够随之升级。2005年8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该刊记者对樊纲的的专访文章《中国要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樊纲提出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2005年底，刘世锦发表《正确理解“新型工业化”》的回应文章，对重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作出澄清。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先例；我国大量需求的重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重工业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新一轮重工业快速增长中，投资主体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属于市场选择；增长方式问题本质上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并不与特定行业相关。因此，所谓“新”“旧”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是否要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而在于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

　　这场争论之所以关系重大，牵涉到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走向，而要害则在于如何评估实际上的“重化工业化”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根本的目标指向是新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究竟应该体现在哪里。这场争论也的确成为新工业化道路方针确定以来最大规模和最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之争。工业化,思潮-[飞诺网FENO.CN]
三、新工业化思潮的主要理论形态及其得失

　　新工业化思潮在争论和演化中形成了各种理论形态，主要有五种：科学发展观、新重化工业论、服务化——工业化论、工业文明论、新工业文明论、比较优势论等。其中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总纲，其他理论形态都在此主题下展开。这些理论形态各有其基本主张，相互之间也展开批评。特别是新重化工业论与服务化——工业化论之间展开了激烈交锋。

　　科学发展观为国家发展最新最高理念，是引领新工业化发展道路之灵魂。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为主旨的“新四化”即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发展的人本性、可持续性、质量与效率，特别关注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村和培育现代农民。十六大提出的“2个全面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5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及“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4个发展”(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表达。新工业化道路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在十六大报告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对新工业化道路作了理论阐述和具体安排。

　　十六大报告规定“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主要特征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何开拓和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报告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对新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总体设计和全面安排。总体设计是：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具体安排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6000万人。耕地保有量保持1.2亿公顷，淡水、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保障水平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达到20%，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增加到2%，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新工业化理论与安排落实的关键有二：一是通过学习与宣传转换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的发展理念；二是通过政府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监控去强制推进。但由于科学发展观只是一个理论总纲，具体的新工业化道路究竟新在哪里，仍然有重大分歧。新重化工业化与服务业——工业化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之争，就显示了这种论争的尖锐性与复杂性。

　　在科学发展观和新工业化政策的触动下，各种具体形态的新工业化道路理论浮出水面，展开了争鸣。其中新重化工业化理论认为新工业化就是新的重化工业化。该理论从现实、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出发，论证重化工业化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中后期不可绕过、必须大力发展的阶段。所谓“新”主要新在：推动重化工业化的主体主要不是政府，而是市场需求和民间投资；实现效率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能源耗用的最小化。基本理由有七：

　　其一，所谓“旧式”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是否要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而在于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重工业既可能是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

　　其二，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工业增长加快是国际范围的规律性的现象。在大国类型中，这一增长阶段特征更为明显。工业化先行国家都是在重工业特别是其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后，迎来了服务业的大发展时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其三，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在“十一五”期间，不仅不可能越过重化工业的发展，而且应该充分利用重化工业发展的良机。唯有如此，才能抓住“关键发展期”，实现新的经济腾飞。

　　其四，中国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是不可能总做低端如造鞋制帽，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跑到高端，如研发和品牌，而是要经历一段重化工发展的历程。高消费阶段必然要求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以便提供足够多的金属材料和重化工产品来满足市场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等日益增长需求。从我国的特定国情看，大量需求的重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从技术进步发展的角度，中国只有先做好世界工厂，才可能做好世界实验室，服务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才可能稳固。

　　其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什么产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选择过程。中国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固然有政府拔苗助长的成分，但主要力量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建立在良好效益的基础上。投资主体较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投资者已经不是政府，其中较大比例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其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看好重工业的发展。政府不应介入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不能陷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重复建设的竞争中去。

　　其六，中国发展重化工业最大的问题是在当前引起了国内煤电油运的紧张，并引发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升。长期看这个矛盾，则是中国14亿人口要加入到目前总量才7亿人口的世界发达工业化国家当中去，必然引起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紧张。但这一发展中的矛盾不太可能通过中国人“自废武功”来解决，并且不能用现在的静态眼光来看，而是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定要靠效率提高而不能只靠投入增加。

　　其七，重化工业本身也许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为重化工业前前后后服务的这些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而按照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将来还需要转移出两亿到两亿五的农业劳动力人口，才可能解决现在的收入差距问题。

　　新重化工业化理论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保持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作为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的赶超型战略理论，虽然新重化工业化理论强调重化工业化的市场性、技术与效率性、资源能源的节约性、环境的保护性、充分的就业性，但在目前的人口规模、技术力量和体制弊病制约下，重化工业化的加速无疑会造成各方面的紧张。

　　服务业——工业化理论在与新重化工业化理论长期论战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看法。该理论不同意重化工业化之必然与必须论，认为服务业一直是20世纪工业化的主体力量，重化工业化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不符合中国国情，应该按照我国资源禀赋特点，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分工，大力发展服务业，这就特别要求我国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弱化政府权力，加强法律法治，建设有限政府，突出市场功能。基本理由如下：

　　其一，“服务业一工业化”是后期工业化的基本特征。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认为经济发展的顺序应该是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这个说法没有历史根据，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不是一个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而是很早就发生了的事情。服务业在19和20世纪之交异军突起，很快超越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20世纪早期的英国、美国，服务业比重都占了GDP50%以上。

　　其二，重点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国情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尽量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

　　其三，历史已经证明重工业化优先增长的赶超型战略的失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搬用了苏联的工业化理论和增长模式，把人力、物力、财力重点投入重工业建设，希望靠重工业超常增长促成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实现。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型化一直以来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

　　其四，产业结构“重型化”，将造成一系列消极后果。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放松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上的努力；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造成水、土、煤、电、油、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

　　其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品外，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贸易取得。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尽量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换回自己不具备优势、自行生产不符合经济性原则的产品。

　　其六，根据其它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要靠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