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总成绩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前提和基础。试图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必须先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相当的了解。近百年来，有很多学者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石峻、萧萐父等。要掌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成就，就必须全面学习和了解这方面的系列成果。然而，与此相关的著作和资料书太多了，如何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系统地把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呢？最近出版的曹树明的新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以下简称《史论》）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有一部很有影响的文献学著作，名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据此，该书也可以称为“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总成绩”。通读《史论》一书，笔者认为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创新性。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会在研究内容或方法上有所创新。《史论》一书在很多方面就实现了创新性突破。

　　从总体上看，《史论》的选题本身就是一项重要创新。在该书出版前，很少有学者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路径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学者所做的相关工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的评介，比如《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读后》、《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先秦两汉的著编体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读后感》；二是新的史料学著作对前人成果的简单总结，比如《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对冯友兰、张岱年、刘建国、萧萐父史料学著作特点的概括。这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完善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不利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大都偏爱哲学思想，对文献性质的史料考证或史料列举等内容提不起足够的研究兴趣，或者由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基础性质而认为它是一种水平偏低的研究，从而对之不屑一顾。”[1]《史论》的出版克服了这一缺陷。

　　从具体方面来说，《史论》也实现了诸多创新。一方面，《史论》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术贡献的总结，有不少内容属于开创性的，比如对朱谦之、冯友兰、萧萐父、刘文英等学者史料学成就的研究。这对全面认识他们的学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有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比如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等，哲学史研究者在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时，往往偏爱其哲学思想而忽视他们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上的作为。就此而论，《史论》一书不无补偏救弊之功。另一方面，《史论》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纠正了学界的习见，比如对于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路数，学界一般认为是“以西释中”，《史论》一书通过具体的史料分析，认为：“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时，胡适坚持‘以西释中’。然而，就中国哲学的史料整理方法而言，他却将西方的实证主义考证法和中国的传统考据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71）这是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二，全面性。

　　作为一部系统总结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展的著作，《史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全面性。可以说，该书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演进的全面展示。

　　《史论》一书的全面性，首先体现在总体内容的设定上。一方面，对近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展做出了突出成就的学者，比如胡适、梁启超、朱谦之、冯友兰、张岱年、刘建国、石峻、萧萐父、刘文英、商聚德等，《史论》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探讨。这也是《史论》一书内容的主体。作者之所以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些学者不仅有专门的中国哲学史料学著作，而且有系统的史料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史论》对于各时期史料学研究方面的其他成就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列。比如，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萌芽时期的成就，《史论》除了对胡适、梁启超的成就给予评述，还介绍了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陈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史料学方法或史料举要式的专著）。在作者看来，这些学者虽然不是专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但他们有关史料问题的论述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展有一定贡献。《史论》中这部分内容的设定，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各阶段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成就。

　　《史论》一书的全面性，更突出地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的个案研究方面。在《史论》所探讨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中，有些学者在其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同时期都曾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进行过研究，因此《史论》对其成就采取了分阶段的总结方式，比如对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石峻、萧萐父、刘建国六位学者的史料学成就的评述。有的学者，除了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外，还探讨了具体领域的史料学问题，比如胡适对佛学史料学的研究、张岱年对伦理学史料学问题的论述，对这些内容《史论》也都进行了总结。另外，学者们的史料学研究一般是与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直接相关的，为了了解其史料学成就，也需要对其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向、观点和特点等有概括性的把握。《史论》在介绍各个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的成就之前，都有篇幅不同的学者简介，不少简介的题目颇具特色，比如“珞珈山上的‘吹沙’诗哲——萧萐父”、“东方的‘释梦’者——刘文英”等。这为人们全面地把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的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史论》一书的全面性，还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研究成果的评价上。评价是研究学术思想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其基本的要求是客观。但从以往学术研究的实际看，研究者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好恶，往往出现人为地贬低或盲目地拔高的情况。《史论》在评述史料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时就突破了这一点。作者在评述时一方面充分肯定各位史料学家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绝不回避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比如对梁启超研究成果的评价，认为存在着“研究视域不纯粹”、“缺乏自主的学科意识”、“史料方法尚待深入”的不足；朱谦之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为“篇章体例设计欠规范化、科学化”，史料学方法的理论阐述“不够集中、不够充分、不够系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自己敬重的两位授业的恩师刘文英和商聚德，也指出了其史料学研究中的不足，比如对商聚德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作者认为存在“‘常见易得’原则之实效性值得怀疑”等缺点。

　　第三，逻辑性。

　　《史论》的目的，不仅在于介绍各个时期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具体成就，而且试图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发展的规律。可以说，《史论》不仅叙述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历史”，更注重揭示该学科发展的“逻辑”。因此，逻辑性成为《史论》的又一特色。

　　《史论》的逻辑性集中地体现在该书的基本框架上。《史论》一书，除“绪论”和“附录”外，共有五部分内容：第一章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萌芽，第二章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形成，第三章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第四章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突破，“结语”反思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并展望其未来研究趋向。这样的内容安排，是建立在作者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分期思考的基础上的。

　　“分期标准”是进行历史分期的依据。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的历史分期应该着眼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本身的逻辑演进。”[1]（8）在作者看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演进，主要体现为探讨方法理论的“史料学通论”和介绍具体哲学史料的“史料举要”两部分内容的发展。因此，作者提出：“我们以史料学理论和史料举要在某个思想家的史料学研究中所表现的特征为主要分期标准，辅之以时代和学科意识之有无的次要分期标准，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分为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突破阶段，并以之作为研究框架的主体。”[1]（8）这样的分期标准，不仅是全面的，也是合理的。

　　从研究思路来看，《史论》既叙述历史，又揭示逻辑，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众所周知，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之一。但在《史论》作者看来，学界对此方法的运用经常是用历史统一于逻辑，而不是用逻辑统一于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受预设论历史观支配的本末倒置式的研究方法。《史论》作者则明确地提出其研究应用“逻辑统一于历史”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力图通过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发展历程本身的回顾和反思去探寻其发展规律及趋向，而尽力避免预设论历史观的影响。”[1]（7）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第四，前瞻性。

　　关于历史的研究固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历史，回顾其发展的历程，揭示其发展的规律，但是，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毕竟，述古为的是鉴今，《史论》一书在此方面也做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探索，正像其“摘要”所讲的：“试图追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之产生、发展的过程，进而揭示其发展规律并预测其未来趋势。”这充分体现了作者自觉的前瞻性视野。

　　《史论》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这样一些具体的研究趋向。第一，进一步深入对史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第二，反思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模式。第三，展开断代史、专门史和宗派（学派）史的史料学研究。第四，继续吸收相关的考古新成果。第五，介绍具体哲学史料时，注重分析其史料属性。第六，进一步使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学科体系规范化和科学化。第七，要及时容纳信息化、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相关成果。第八，重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的研究。《史论》做出的这些预测性的概括，并不是无根据地冥思空想出来的，而是在系统总结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具有很大的合理性。比如其中的“展开断代史、专门史和宗派（学派）史的史料学研究”一条，因为之前就有学者开始从具体领域（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佛学史等）进行史料学的建设了，这样的工作肯定还会进一步地做下去，正如《史论》作者所预测的，出现一系列的断代史、专门史、宗派史的史料学著作。

　　《史论》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展的预测是很有建设性的。就“进一步深入对史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来说，虽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们进行了很多探索，但这些探索大多与一般意义的史料学方法混合在一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方法方面的专著的撰写也是有必要的。”[1]（286）在论述“介绍具体哲学史料时，注重分析其史料属性”一点时，作者提出了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特殊性的角度凸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设想。在“要及时容纳信息化、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相关成果”方面，作者指出：“电子书、学术网站和数字图书馆为我们搜集、检索中国哲学史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289）这的确是网络化时代的研究资料收集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

　　作为第一部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的著作，《史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然而，正是因为其开创性，难免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就研究内容来说，《史论》已经评述得非常全面了，但由于作者关注的都是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方面有系统性的论著的学者，对其他没有专门性论著的杰出哲学史家，比如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大陆学者任继愈等人的相关成就没有作具体探讨，这是需要补充的。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学的关系方面，作者更多强调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独立性，事实上两者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这特别地体现在作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灵魂的史料方法论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道理上讲，‘史料学’和哲学史研究虽是两门学问，但实际上它是脱离不了哲学史研究的。”[2]另外，《史论》在结构上也存在详略不均衡的问题，对有些学者如胡适史料学成就的研究就特别全面细致，而对在史料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梁启超则研究不够。尽管《史论》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毕竟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力作。我们衷心地希望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这项研究继续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