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距离下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策略研究

　　[摘要]语言距离是影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应依据语言距离实施分层传播策略。笔者以WALS语料库中192个语言特征为指标，具体计算51个样本国的语言距离，并以此为依据将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目标国划分为四个层次，其中对语言距离相对较小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国家，实施重点传播，建立相对更为复杂的文化传播体系；而对于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国家，提高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意愿，增强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动力，减少因语言距离所带来的高额传播成本和交流风险；同时逐步在上述四个层次国家中依次开展具针对性的文化交流、实施汉语等级考试，以及建构新型对外传播平台等分层策略。

　　[关键词]语言距离；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20）05—0141—05

　　當今世界是一个更加开放与融合的世界，全球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更加相互碰撞与频繁交汇。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需要借鉴与吸收世界文化的养分，另一方面也需要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对外传播，因此，如何提升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层次和水平，提高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并由此增强中国全球话语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语言距离是影响中国

　　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提高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层次和水平，特别是提升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成效，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客观分析并准确把握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1]。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受很多因素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宏观表现为中国与目标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微观表现为两国的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心理距离及语言距离等多维距离。其中语言距离是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2]。

　　简单来说，语言距离即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而国家语言距离即国家语言之间的差异。这一概念最先由Crystal在语言习得的研究中所提出，他研究发现语言差异程度会带来语言学习困难的差异。随后Hart-Gonzalez&Lindemann选取言说英语的美国人进行语言培训，对他们进行测试评分，在此基础上列出了国际上43种语言与英语距离的评分，并将这些评分称之为“语言距离”。此后，语言学家Ellis提出，语言距离是两种语言真实存在的差异程度，特别是Chiswick&Miller对语言距离的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认为语言距离的含义是通过语言内部因素表现出来的语言差异程度[3]。

　　中国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基础，充分整合了中华大地各区域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与要素。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对日本、朝鲜半岛文化产生了显著影响，也对包括越南、新加坡等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文化，乃至美洲地区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并由此形成了“汉文化圈”。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得到了包括亚洲、欧洲等地区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博大精深，其最具典型代表的是儒释道之家，以及中医、传统音乐、中国功夫、餐饮文化等。

　　语言是文化传播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因而是影响文化传播效果最为重要的因素。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世界其他文化，其表达和传播都必须以相应语言作为工具和手段。不同语言符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常常导致不同文化之间传播不畅，产生文化意义折扣，甚至曲解。尽管由于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复杂性、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使得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但语言距离仍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已有研究验证，使用同一语言将会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文化产品的流通；也有研究验证，孔子学院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对中国文化传播慎重導致不同的影响。总之，语言距离对文化传播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特别是随着语言距离的扩大，文化传播的障碍将会增大。

　　语言距离对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产生的显著影响，首先表现为语言距离影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成本。语言距离小，文化相似度高，意味着两国之间文化传播门槛低，文化交互成本低，文化交流心理成本低，由此必然使得两国之间文化传播密度大；同时语言距离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学习成本，语言距离小，两国之间文化交融性强，意味着文化学习成本低，由此必然使得两国之间文化传播广度深。其次表现为语言距离影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语言的工具属性表现在其对交流沟通效率的提升上，语言距离小，两国之间文化的共通意义空间大，文化相互渗透强，文化传播的清晰度高，由此必然提高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

　　事实上，语言距离不仅对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产生显著影响，而且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两国之间语言距离小，中国文化对其传播效果好；两国之间语言距离大，中国文化对其传播效果差。既然语言距离是影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那么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必须测度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并依据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选择和确定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目标国，以此实施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传播策略[4]。

　　二语言距离的测度方法及其测度结果

　　对于语言距离的测量方法，一直是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目前语言距离分为感知语言距离和客观语言距离，其中感知语言距离是依靠受试者主观感受而获取的距离，而客观语言距离为语言本身差异而测量的距离。对于感知语言距离，通过考试评测进行度量是比较理想的测度方法，而客观语言距离则主要采用编辑距离来测度，其中Kessler第一次利用编辑距离来测量爱尔兰方言的语言距离，其编辑距离指的是语言中两个字符串之间由此及彼转化所需的最少编辑数，也即某个语言变体的一串语音表达通过一定的逻辑转化对应到另一个语言变体的一串语音表达。而Lohmann在研究语言与国际贸易关系时，引入了语言障碍指数测量语言距离，他将语言障碍指数的区间设定为[0-1]，0意味着两种语言完全通用，1则代表两种语言没有相似性，由此根据WALS等语料库测度出语言障碍指数，以此间接测度语言距离[5]。

　　笔者采用WALS语料库进行语言距离测算。其中WALS语料库指的是“世界语言地图集”，其全称为“WorldAtlasofLanguageStructures”。Dryer&Martin等55名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搜集整理了各种文献中对不同语言具体特征的描述和统计资料，从发音特征、词汇特征、语法特征等多个维度的具体语言特征出发，对不同语言的这些具体特征进行算术平均，进而测算语言距离，绘制语言地图，形成了该语料库。其WALS包含11个大类，共计144章，每一章主要反映一个具体的语言维度。这种语言距离的测度继承了Ellis提出的“语言距离是实际存在的语言差异”观点。目前WALS数据已收录了全世界40多名学者关于2950种语言的上百种语言特点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在持续更新丰富中[6]。

　　笔者以WALS语料库中的192个语言特征为具体指标，考虑到其中的39个指标中没有Mandarin（汉语普通话）样本，因此，只选取其中的153个指标进行数据选取和计算。借助人工识别判断，在每个指标上，如果样本语言与汉语普通话的特征相同则记为0，不同则被记为1；在标记完所有特征值之后，对每个样本语言的特征值进行加总，得到语言距离总和。语料库中并不是每种语言在每个指标上都有取值，存在一些语言指标数的差异；为了更大程度地消除语言特征指标不同而带来的误差，因此将所得到的语言距离加总之和除以该样本有值特征的个数，得到语言距离指数。如果某样本语言与汉语普通话的语言距离为LD，特征值为Ti，则语言距离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基于语言的使用人口、语言的代表性、语言使用国的实力，特别是样本语言国在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人口规模等的差异性，以及解释变量和因变量数据可得性，即语料库中该语言指标完备程度等，笔者从WALS语料库中选出51个国家的语言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语言。经过对WALS语料库的数据整理，特别是通过人工识别和判断，获取各样本语言的特征值，代入语言距离计算公式，则得到51个样本语言与汉语普通话（Mandarin）的语言距离（如表1所示）。

　　笔者所选择的51个语言样本，涵盖了欧亚大陆及非洲大陆。其中南北美洲国家所使用的语言主要为英语、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大洋洲国家使用的语言主要为英语，因此，本文的样本语言其实已覆盖了世界主流语言。从表1可以看出，51个样本语言与汉语的语言距离数值处在0.66～0.32之间，其中排在前三位的语言分别为修纳语、孟加拉语、格鲁吉亚语，对应的国家为津巴布韦、孟加拉国、格鲁吉亚，它们分别为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而排在后三位的语言分别为越南语、泰语、韩语，对应的国家为越南、泰国、韩国，它们都为亚洲国家。从语言距离的数值来看，排在第一的修纳语语言距离数值（0.667）是排在最末的越语语言距离数值（0.323）的两倍多，这充分表明51个样本语言与汉语的语言距离存在显著差异。

　　三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策略

　　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在具体实施中，或者没有明确的对外文化传播对象，所有国家都为对外文化传播的目标国，既没有重点更没有针对性；或者受“周边传播”理论的限制与束缚，简单地将周边国家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目标国。尽管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目标国的选择中，地理位置与空间距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实际上，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受多种因素影响，正如前述，语言距离是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目标国的选择时，语言距离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由表1可见，所计算的51个样本语言与汉语的语言距离数值处于0.66～0.32之间，并且更多地集中在0.6～0.45区间，基本符合数据集合的正态分布，并呈现分层特征。按照语言距离的数值可将51个国家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为语言距离0.400的国家，第二层次为语言距离处于0.401～0.500之间的国家，第三层次为语言距离处于0.501～0.600之间的国家，第四层次为语言距离大于0.601的国家。这样第一层次的国家有越南、泰国、韩国、巴基斯坦、乌克兰、葡萄牙、柬埔寨，第二層次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日本、缅甸、丹麦、挪威、罗马尼亚、英国、意大利、保加利亚、菲律宾、波兰，第三层次的国家有俄罗斯、马达加斯加、芬兰、匈牙利、爱沙尼亚、西班牙、尼泊尔、瑞典、以色列、土耳其、冰岛、阿塞拜疆、阿尔巴尼亚、希腊、索马里、立陶宛、荷兰、阿富汗、亚美尼亚、德国、乌兹别克斯坦、捷克、埃及、坦桑尼亚，第四层次的国家有埃塞俄比亚、南非、法国、拉脱维亚、爱尔兰、格鲁吉亚、孟加拉国、津巴布韦。

　　依据51个样本国的语言与汉语之间距离数值所划分的四个层次，相应地将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目标国也确定为四个层次。如上所述，语言距离数值与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呈负相关，即语言距离越小，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越好。与语言距离小的国家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沟通成本相对较低，交流意愿相对较强。两国之间不仅可以进行一般层次的文化交流交往，而且可以展开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相互之间将能建立更为复杂的对外文化传播体系。而与语言距离大的国家进行对外文化传播，将面临较高的沟通成本和较大的交流风险，特别是相互交流动力不足，相互交往兴趣不强，因而作为文化传播交流主体，则必须表现出足够的主动性，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才能引发交往对象国的足够兴趣，以此提升其交往需求和交流意愿[7]。因此，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应对上述四个层次国家区分对待，其中对于语言距离相对较小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国家，特别是第一层次国家可以实施重点传播，可建立更为复杂的文化传播体系，而对于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国家，则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其文化传播意愿，增强其文化传播动力，并尽可能减少因语言距离所带来的高额传播成本和交流风险，以此扩大和提升彼此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事实上，语言距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一定方式来缩小的，特别是可以通过语言交流规划降低语言沟通成本，通过文化活动减小语言交流障碍。譬如，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开办的孔子学院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世界各国的沟通成本[8]，在国内举办的面向世界各国受众的成语大赛、汉字大赛、朗读者和汉语桥等电视文化活动，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障碍，而这些举措对促进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特别是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6]。但这些举措并不系统和全面，仅为一些“点”，没有形成“面”，因而产生的作用有限。为此，中国对外文化传播需要依据上述四个层次目标国，逐步在各层次国家开展以下系统的具有针对性的分层措施与策略：

　　首先，依次逐步开展包括孔子学院、汉语角、汉语桥等在内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此建构各层次国家民众的汉语交流平台，特别是丰富和完善各层次国家中那些与中国有密切交流民众的语言生活，让其成为汉语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其次，依次逐步开展以汉语等级考试为核心的汉语语言评测体系，以此促进各层次国家民众对汉语的认同和肯定，特别是让汉语不仅成为各层次国家民众的一种兴趣，更成为他们个人发展通道和生活技能工具；最后，依次逐步建立以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型传播工具为主要渠道的对外传播平台，多层次立体传播和展示以汉语为核心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此增强各层次国家民众的汉语热情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缩小各层次国家语言与汉语差距，降低信息流通与文化交流成本，并最终降低各层次国家的语言距离。

　　由于数据和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仅测度了51个国家的语言距离，并仅针对这51个国家提出了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分层策略，因而本文所提出的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目标国，未能囊括所有国家，未能归类所有国家的层次，而且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是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语言距离仅仅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仅以语言距离来确定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目标国，并不准确和全面。因此，本文研究意义更多的在于，提出依据语言距离来进行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的思路，特别是提出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的具体策略，并最终提高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