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建构视域下的伊朗文化民族主义研究

　　摘要：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培育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一方面积极探寻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学习先进文化技术，为本民族国家和发展服务。礼萨·汗统治时期，以波斯文化为核心，建构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和国家认同的“伊朗民族”。具体做法是：（一）恢复伊朗主权；（二）恢复波斯历史文化；（三）强化波斯语地位；（四）进行服饰改革；（五）教育制度改革；（六）国家行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伊朗；国家认同；文化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37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6-0033-04

　　一、研究现状

　　伊朗各民族的语言、信仰、文化差异较大，且游牧部落独立性较强，历史上部落与伊朗中央政府的文化和政治时常处于对抗状态，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建构。

　　礼萨·汗是现代伊朗的缔造者，他推动伊朗现代化建设，打击宗教势力，部落势力，希望建立以波斯文化为核心的伊朗文化，以文化凝聚伊朗各民族，建构国家认同。学界对于伊朗的民族问题和国家构建有着一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论述伊朗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二是剖析伊朗的民族问题。对礼萨·汗时期伊朗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建构则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希望通过对礼萨·汗时期文化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国家认同的建构进行剖析，为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设、民族治理、文化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二、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培育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一方面积极探寻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学习先进文化技术，为本民族国家的发展服务。二十世纪20年代，伊朗外有强敌，内有叛乱，文化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有着抵御外来侵略和巩固国内统治的现实意义。

　　國家认同指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伊朗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利益必须建立在对伊朗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上，而国家利益也应兼顾各民族利益。文化是民族文明发展的沉淀，是国家认同的根基。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需要以文化为纽带团结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离不开文化民族主义。

　　三、伊朗文化概况

　　伊朗文化由少数民族文化和两种主要文化——原生的波斯文化与侵入的阿拉伯文化共同组成。

　　波斯文化以波斯历史、波斯文学、波斯艺术、波斯语为代表，波斯帝国作为政治实体灭亡了，波斯文化这一文化软体却一直存在，在波斯文化的传承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波斯语。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埃及等地后，在被征服地区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政策：强制推行阿拉伯语言文字和伊斯兰教。埃及的语言文字从此断绝，古代书籍也无人可懂，埃及的历史和文化也从此尘封。波斯语通过借助阿拉伯字母进行书写拼读得以延续，由于波斯语的幸存，使得阿拉伯人无法完全同化波斯人。到公元十一世纪以后，波斯语就逐渐稳定成熟，现在的伊朗人依能够读懂当时的作品，本土文字的存续保护了波斯的历史文化。诗人菲尔多西用纯正波斯语写成的《列王纪》传唱了阿拉伯文化传入以前的波斯历史，既是让波斯语重焕生机，又是对古波斯辉煌的再现。长期被异族统治的波斯人十分重视本民族的语言，历史上曾发起波斯语纯净运动，剔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的存在使得波斯文化能够绵延至今，保护了其民族性，让伊朗免遭阿拉伯人的同化。波斯文化是伊朗文化的根，是伊朗人民族自豪感的根源，也是伊朗区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根本之处。

　　阿拉伯文化的核心是伊斯兰教，伊朗虽然被伊斯兰化，但伊斯兰教也逐渐被伊朗化。伊斯兰化使祆教①逐渐式微，但大量的祆教作品在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中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促进波斯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交融。什叶派从祆教中借鉴隐遁、审判日复活等理论加速自己的本土化、伊朗化，且二者的教义有着相通性，祆教重视世俗权力，强调王权和统治者的神圣性和正统思想，什叶派强调伊玛目的神圣性和传承性；祆教主神阿胡拉·玛兹达是没有特定形象的存在，伊斯兰教信仰“不得以物配主”，这使得祆教徒改宗什叶派更加顺理成章。伊朗选择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与阿拉伯人在信仰上划清界线，这是什叶派作为被迫害者和波斯人作为被统治者的共同选择，双方都希望借助对方来保存自己的独特性。

　　文化交融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两种文化共同影响着伊朗，使伊朗人在社会生活中属于伊斯兰，在民族心理上属于波斯。

　　四、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内忧外患的伊朗

　　（一）英国与俄国的侵略

　　英国和俄国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对伊朗的侵略，在礼萨·汗上台以前，英俄两国在伊朗已经享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甚至拥有伊朗的关税主权和发行货币的权力，伊朗的军队被外国军官把持，交通被外国公司垄断，银行被外国公司操纵，与邻国的国界都是由英俄划定的。

　　英国与俄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伊朗的权益，一方面给予各种贷款以寻求恺加王朝的支持来获得各种官方特许权进行合法掠夺，一方面又支持部落制衡恺加王朝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英国通过支持部落势力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

　　（二）伊朗的部落问题与宗教问题

　　伊朗的40多个民族语言、信仰、文化有着较大差异，且各部落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经济模式、财政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伊朗中央政权往往需要借助部落领袖才能间接统治部落地区，人民天然形成的是部落认同。部落所沿袭的政治传统——乌玛克制度，使部落的权力体系并不稳定，暴力政变在部落政治中时有发生，这使得伊朗经常处于动荡状态，部落政治阻碍着主流文化的传播和国家认同的建构。礼萨·汗以军事手段血腥地镇压了部落。

　　与部落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不同，伊斯兰教——乌里玛阶层，作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力量正干预着国家政治，礼萨·汗打击宗教势力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建构国家认同的需要。伊斯兰教掌握着独立的宗教学校，独立的宗教法庭，独立的瓦克夫和宗教基金，宗教势力在部分领域取代了国家的作用，脱离了国家的管控，这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建构。

　　第二，伊朗现代化建设的冲突。追求国家的现代化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礼萨·汗西方化、世俗化的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冲击了伊斯兰教团体的利益。宗教保守派试图阻碍改革，这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礼萨·汗建构国家认同的理念相左。

　　礼萨·汗逐步将宗教势力驱逐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仅保留其宗教地位。

　　五、礼萨·汗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文化”，通过建构人民对某种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建构对国家的认同。礼萨·汗以波斯文化为核心，通过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和行政体系强化国家的职能并培养爱国者，从而建构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和国家认同的“伊朗民族”。

　　（一）恢复伊朗主权

　　1925年礼萨·汗掌握伊朗的大权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逐步恢复伊朗的主权。先后废除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并于1928年实施关税自主的法律。1930年，伊朗国家银行收回发行钞票的权力。礼萨·汗对军队进行了改革，驱逐了外国军官，加强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提升了伊朗的军事实力。礼萨·汗保卫了伊朗的独立，提升了伊朗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来自伊朗精英和国民的支持，人民的支持成为了推行伊朗现代化建设的动力。

　　（二）复兴波斯历史文化

　　1935年1月1日，礼萨·汗正式将国名改为“伊朗”，意为“雅利安人的土地”，据哥伦比亚大学的EhsanYarshater教授考证，“波斯”主要是外国对伊朗的称呼，由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转化而成，古希腊人以波斯称呼居鲁士一世建立的古波斯帝国，而生活在伊朗土地上的人自古以來称呼自己的国家为“伊朗”。“波斯”代表的是波斯民族和他们的帝国与文化，“伊朗”代表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王朝，既富有广泛性，又富有正统性。礼萨·汗强制推行新国名，正式外交文件上所有的“波斯”均改为“伊朗”，也要求外国政府使用“伊朗”，甚至民间的邮政投递，若采用不同于“伊朗”的邮戳，则不予投递。礼萨·汗选择“巴列维”这一姓氏，旨在与曾经强大的安息王朝产生历史联系，具有正统性和传承性。礼萨·汗废除了恺加王朝时期贵族的封号，改用波斯姓氏，在他的推动下，数月之间，百姓们用波斯姓氏迅速地取代了原来的突厥语和阿拉伯语姓氏。礼萨·汗还重新启用了伊朗古代的月份名称，使用波斯帝国时期的太阳历取代了伊斯兰历。

　　（三）强化波斯语地位

　　语言是一种身份的区分标志，统一的语言对促进文化的传播和巩固国家的统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礼萨·汗进行了波斯语改革，以满足推广波斯文化和建构国家认同的需要。礼萨·汗于1935年成立波斯学院，负责改革伊朗文字，以期将波斯语改革为纯净的国家语言。波斯语改革将日常用语当中的外语词汇如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欧洲国家语言剔除，用波斯语词来代替，并停止拉丁化波斯语字母，沿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为了强化波斯语的地位，礼萨·汗要求世俗学校、国家机关、世俗法院甚至普通民众的日常交流必须使用波斯语。在世俗学校均使用波斯语教材，教师在上课时必须使用波斯语进行教学，并且必须发音准确，不得使用其他语言甚至方言。非波斯语的地位遭到严重打击，非波斯语刊物不得发表，广播和报刊均被禁止。伊朗历史上的作家、诗人也遭到了甄别，用波斯语写作的古典作家菲尔多西被认为是真正的伊朗民族主义者，受到了特别的颂扬。

　　（四）服饰改革

　　礼萨·汗的服饰改革旨在强调“伊朗元素”，剔除部落元素和宗教元素。1928年颁布《强制着装法》，宣布传统的民族服饰为非法，禁止人们戴传统的波斯缠头，转戴巴列维头巾，后来又强制人们戴欧式礼帽。1934年礼萨·汗从土耳其访问归国后，出台法律，禁止女学生和女性教师在公共场所穿传统的查达尔。1936年，该法律将范围扩大到公共场所内的所有妇女。礼萨·汗用强硬手段推行这项社会生活改革，1936年在马什哈德，礼萨·汗命令军队用机枪扫射对换帽子不满的示威群众。人民对服饰的态度蕴涵了对文化的接受程度，礼萨·汗借服饰改革打击非波斯文化，强化国家权威。服饰改革削弱了民族间的差异性，强化了人民对“伊朗国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加强了统一性。

　　（五）教育制度改革

　　教育是建构国家认同最直接的手段，礼萨·汗对伊朗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通过建立世俗化、西方化的教育体系，推广波斯文化，消除宗教和部落的影响，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建构国家认同。

　　1934年成立的德黑兰大学设有六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工学院，后来还设立了神学院。神学院的设立将宗教教育掌控在了伊朗政府的手中，以进一步削弱宗教势力。伊朗还开展职业教育，设立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等等，积极向农民、工人、士兵等基层民众推行教育，设立了许多夜校，并且要求军官教授士兵读写和基本运算。根据伊朗官方的资料，1923年学生的总数仅为55000人，到了1938年，已经达到230多万人。

　　礼萨·汗推动国民教育以弘扬波斯文化和加强国家认同的建构。1925年伊朗教育部成立，并在20年代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统一的教科书，在中小学尤其强调波斯语和伊斯兰化以前的波斯历史，强化学生对波斯文化的认同。成人课程也必须使用波斯语教授《古兰经》。在部落地区，伊朗政府于1933年开始推行创办部落学校，该计划最先于土库曼部落实施，此后部落学校遍布俾路支、卡什凯伊、卢尔、克里曼沙、阿胡拉马巴德等部落地区。这些部落学校只用波斯语进行教学，教授农业知识或者建筑知识以及相关技术，“将危险的游牧民转化为有用的工匠、技师和农民”。

　　伊朗的教育大臣曾表示，教育改革将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1.通过向人们展示历史上种族的伟大成就使人们心中对其有真切的体会与认识；

　　2.将男孩和女孩培养为现代波斯的合格公民；

　　3.教会乡村及部落人口如何生活、建造住宅、准备日常的食物及衣服、抵御疾病；

　　4.中学及大学要将优秀青年培养为领导并服务于国家的人才。

　　礼萨·汗通过教育，将人民团结在伊朗的辉煌历史与文化之下，消除部落的分离主义，培养忠诚于国家的伊朗国民，推动伊朗现代化的发展。

　　（六）现代行政体制的改革

　　在平定部落叛乱，实行定居化的基础之上，伊朗开展行政区划的改革。1937年11月和1938年6月，伊朗政府先后两次颁布《行政区划法》，将原有的阿塞拜疆、呼罗珊、法尔斯、克尔曼-锡斯坦四个省级单位取消，改为按经济和地理因素划分的十个省，并且将原来的省和区两级行政单位改为省—县—区—市（镇）四级，由内政部统一任命各级官员。伊朗建立的现代行政体系，摆脱了过去中央政权对部落领袖的依赖，削弱部落的影响，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树立起国家的权威。

　　礼萨·汗对官僚体制进行了完善。他学习西方公务员制度，建设规范而高效的官吏队伍，大量吸纳社会中下层进入公务员队伍，政府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教育部等各部门的雇员一度高达九万多人。政府力求建设一支专业的高水平公务员队伍，1932年2月17日，内政部要求开设对公务员的专业培训，国会也宣布表现优异者将获得优先晋升的权力，这为伊朗培养了一批专业且制度化的国家政策的实行者和推广者。现代行政体制的建立，使部落领袖被专业的公务员代替，国家的权威深入基层，建立了稳定的政权，强化了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六、伊朗通过文化民族主义建构国家认同的启示

　　礼萨·汗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国家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和部落认同压到了国家认同，进而引发了危及国家统一的民族分裂活动。礼萨·汗通过消灭国内分裂势力，复兴波斯文化，统一伊朗的语言文字，建立现代化的行政体系，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潮之下逐步建构伊朗的国家认同。世人从中能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建立国族。应建立以文化纽带和国家认同维系的国家民族，国族有利于调和民族间的利益，使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向契合。礼萨·汗以波斯语为国语，把波斯语作为伊朗人身份的标志，将波斯文化上升为国家文化，通过建立波斯文化的认同进而建构对伊朗国家的认同。在建立国族的过程中，应将各民族文化整合，形成以主体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文化。

　　第二，提防简单同化主义。礼萨·汗的政策，本质上是波斯化——以波斯文化、民族为正统。主流文化应享有主要地位，但礼萨·汗将波斯文化等同于伊朗文化，只承认波斯文化的地位，并且强制其他民族波斯化，这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应在保证主流文化地位的同时，尊重和发展其他文化。

　　第三，打击分裂势力。对于分裂势力，军事上予以坚决打击，文化上则积极拉拢，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国家认同的权威。礼萨·汗通过军事打击消灭了分裂势力，但偏向性的文化政策为分裂埋下了隐患。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在文化上仍需采取拉拢政策，强调共性，减少差异。

　　第四，本土化改革。礼萨·汗结合伊朗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革，没有全盘西化。他积极保护波斯语的纯洁性，而不是将其拉丁化，这保留了波斯文化的独特性，他借助西方先进的制度来巩固对基层的统治，通过西方的教育体系来打击宗教势力并弘扬波斯文化，来建构国家认同。改革应当以本国特色为核心，从具体国情出发。

　　结语

　　礼萨·汗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在今天看来或许有过激之嫌，但从当时伊朗的国情出发，平定部落叛乱带来的军事胜利，使得伊朗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无需去寻找别的更加温和的办法来解决部落问题和推动改革。

　　在构建伊朗国家认同的过程中，礼萨·汗忽视了伊朗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事实，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在短期内有利于快速推进现代化，但将其置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样的行为割裂了国家利益与少数民族利益，国家认同危机将长期存在。文化民族主义需要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文化作为基础，若没有普遍的认同，进一步建构国家认同则无从谈起。弘扬主流文化的同时，也需要一个现代化的中央政府进行推动。应强调文化与国族的共性，同时尊重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特性，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才能得到良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