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科技战

　　【内容摘要】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等理论中汲取思想元素并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潮，技术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不同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存在实质性差别。根据其目标、动机、政策表现与影响，技术民族主义可分为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和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后者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及其发起的对华科技战，标志着进攻性民族主义政策倾向急剧上升，这反映了美国维护全球经济与技术主导地位的霸权思维。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美国国内亦具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在政策实施中，美方在强调中美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价值观差异与国家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将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及相关高科技企业视为安全威胁，通过“安全化”的政策过程与扩大对华科技战国际联盟体系，不断推进对华科技战。美国的这一政策倾向正在并将继续侵蚀中美关系的基础，削弱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并與其他影响因素相互叠加，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关键词】技术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科技战美国对华政策

　　【作者简介】孙海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D09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20）05-0046-19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2005003

　　自启蒙运动以来，民族主义无疑是最持久和最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自18世纪末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往往与战争和冲突、民族独立密切相关，其对政治、社会与经济领域的影响一直持续。民族主义的范围和解释可能会随着时间、地点和观点的不同而改变，但总体上民族主义是一种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资源，强调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本国与他国的身份差异以及对外部威胁的警惕。因此，民族主义往往是国家在危机时刻进行国内动员的有力工具。正如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GilDelannoi）所言，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是恐惧（对衰亡或敌人）、反应（对任何威胁或灭绝）、社会有机论（强调群体高于个体）以及宣传。上述要素与特征具有恒久性。可见，民族主义并非蛊惑人心的政客、经济萧条和民众不满所造成的历史反常现象，其在现代世界中主导着人类的主体性，人类也根本无法避免民族主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迁，民族主义理念已扭转了曾经短暂消退的趋势。成为目前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技术革命和反对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强大运动的意识形态支柱。随着经济民族主义重现于主要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之中，技术民族主义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以及包括技术决定论等在内的技术发展理论中汲取思想养分，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就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而言，技术民族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当然，技术民族主义概念这一往往存在定义宽泛、褒贬不分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思想来源、应用语境和类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政治社会基础、构建方式及其影响。

　　一、经济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技术民族主义

　　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推动力之一的工业社会的发展是民族主义发展与扩散的重要条件。由此，随着国家间经济与科技产业关系的发展，经济民族主义以及作为其支脉的技术民族主义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现象。通过对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及其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技术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技术民族主义元素

　　只要民族国家依旧存在，经济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民族国家与经济民族主义是一对共生体。在政治经济学中通常将经济政策的解释视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三大理论。其中，民族主义视角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经济民族主义而言，其思想可溯源至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其内涵，一是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地区利益与国际利益之上，二是将提高本国生产力作为核心目标，三是以民族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支撑力量。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国家间为经济资源而进行的斗争视为国际体系的一般性质，并基于以下因素将工业化作为首要目标。一是经济民族主义者相信工业对经济具有溢出效应，会促进经济的总体发展；二是将工业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及政治上的自主权相联系；三是由于工业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因此工业受到格外重视。经济民族主义的工业化目标本身就是经济冲突的重要根源。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大国竞争的历史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一直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就美国而言，经济民族主义始终是其国际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独立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挣脱英国的重商主义“枷锁”，因此，从理论上讲，在这个否定重商主义的新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很难找到产生与发展的土壤，而且在美国许多开国元勋的言论中，多是对重商主义的抨击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弘扬，但他们根据本国的利益需要，逐渐形成了最具功利性的商业理念，许多人经历了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向有助于美国实现经济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转变，并对彼时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美国建国以来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关于国家要支持工业发展的观点，即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会增加国家整体收入和财富，并使国家更安全，这一观点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一直影响着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在汉密尔顿于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他主张美国政府应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并对本国制造商给予补贴，以支持民族工业发展，但在这两种方式之间，汉密尔顿更倾向于后者。由此开创了美国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先河。

　　（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民族主义

　　在过去四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体系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交织的趋势，一方面是民族国家数量激增，另一方面是资本、商品、人员和信息跨境流动的全球化进程。这两种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排他性民族主义和包容性世界主义，前者常以表面上的自力更生和仇外描述为基础，后者则以群体间相互依存为基础。由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利益己超越边界，而国家又试图通过政策调整来管理这种利益流动，从而导致国家发展的悖论，并集中体现在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平衡方面。

　　当然，经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非完全冲突。冷战结束后，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h）试图以“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来调和经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以应对全球化对美国的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一般对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采取世界主义政策，鼓励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对弱小或关键中小企业则通常采取隐蔽的民族主义政策加强干预与扶持。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处于全球信息产业主导地位的态势下，其仍未放弃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倾向。这也说明虽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背景的经济民族主义承认民族间互利的重要性，并强调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由于当代经济自由主义还摆脱不了其深刻的民族性，因此国际互利具有不对称性、脆弱性和不彻底性，这使得后进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出现了一种以新重商主义为主的保护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这些因素都对国际科技产业合作造成深远影响。

　　（三）技术全球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

　　由于与经济民族主义存在内在关联，在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领域，也存在技术全球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区分。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BureauofAsianResearch，NBR）于200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技术民族主义由政府领导技术创新，旨在阻止全球化和促进民族利益，对外国关闭或有条件开放国内市场；技术全球主义由全球市场力量引领技术创新，旨在利用全球化促进全球利益，通过开放市场促进与他国合作。李三虎指出，技术民族主义支持政府瞄准战略性产业，对国内企业实施扶持政策，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技术全球主义则强调技术创新国际化并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国际合作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加和博弈，技术创新主要受全球市场力量的推动。中山茂（ShigeruNakayama）也强调技术民族主义关注技术安全影响，而技术全球主义则重视技术转移的可能性。罗德里克·庞兹（RoderikPonds）认为，技术民族主义强调政府的技术政策应有利于本国企业提升在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一些亚洲国家采取这种政策，但可能导致国际利益冲突；技术全球主义则强调科技国际化是各国融入国际研究网络的自然趋势，这最终对所有国家都有利。通过以上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出，当代技术民族主义存在于与技术全球主义相比较的语境中，而且对两者的区分与一国的经济制度、发展阶段以及国际环境存在密切关系。实际上，全球范围内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实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当然，国家科技创新政策中的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思想元素也并非完全互相排斥，其往往因不同的合作对象与不同的技术领域而表现出不同政策倾向。

　　二、两种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存在经济与技术竞争关系的国家之间往往将对方的产业发展或技术创新政策冠以“技术民族主义”的标签。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广泛应用即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经济与技術竞争。之后，这一概念往往用于描述不同国家的科技与产业政策。鉴于这些政策的出发点、目标及影响的差异，笔者认为需要对不同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进行区分，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各国的政策取向。

　　（一）区分不同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的原因

　　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民族主义溯源可以发现，虽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使两者存在诸多共同特点，但由于历史记忆、现实境遇等方面的差异，两类国家的民族主义在生成条件、价值取向与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与帝国主义、对外征服相联系，意欲维护自身的优越地位；而由于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更偏重独立自强，以避免再次遭受来自外部强权的霸凌为目标。特别是由于西方的剥削、压迫导致存在大量针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民族主义怨恨和猜疑，对亚洲的主要经济体而言，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通过保护主义促进本国利益的手段。另外，尽管各国均不同程度存在技术民族主义思潮或政策倾向，但不同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中国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将美国的技术霸权主义行径与技术民族主义画等号，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战略学界却经常将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贴上“（新）技术民族主义”或类似的标签。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技术霸权国美国的科技产业政策的性质差异容易被混淆，并由此产生误导，即中国的自主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政策与美国的技术霸权主义政策属于同一性质的政策。实际上，不同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承载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导向与发展伦理。因此，有必要对其名称与内涵予以区分。本文认为，从动机、目标、方式与国际影响的差异来看，当代技术民族主义可分为两大类型，即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

　　采取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战略的国家的基本动机是自强，即改变本国相对落后的技术发展状况，以提升本国科技产业发展水平和赶超技术先进国家为目标，其主要通过研发资助、政策优惠等方式促进本国的科技创新及科技产业发展。由于各国促进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全球总体的技术发展水平与经济福利，因此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影响往往是积极的，至少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相比之下，采取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国家，其战略动机是压制竞争对手和维护本国在某些领域或全方位的技术主导地位；其以维持本国技术垄断和对他国实施技术压制为目标，主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出口管制、市场准入限制、知识转移限制等政策，并综合运用其他政治与外交手段来支持上述政策。实际上，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就是技术霸权主义。当技术垄断上升为国家意志便成为技术霸权，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霸权的影响。由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所采取的压制路径会阻碍他国的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发展，并会侵蚀国际经济、技术产业合作本可创造的增量收益，因此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经济与科技产业领域，各国在同一时期对不同国家可能采取不同倾向的政策。

　　（二）科技自强与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

　　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对于许多经济技术相对落后但有发展雄心的国家具有吸引力。美国在立国之初以摆脱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为目标，在工业与技术领域实际上亦采取了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冷战后，各国均不同程度采取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多采取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以培育本国的企业。这基本属于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展技术产业规划亦恰逢东亚地区的技术民族主义勃兴。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于2004年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制定了以提高本国技术标准影响力为基础的新技术政策，通过“新技术民族主义”谋求技术发展，并拓展经济和安全利益；与既有的技术民族主义不同，中国的（技术）标准战略必然要求关注国际规范、国际合作以及新的公私融合形式。这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官方对所谓的“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倾向的早期判断与认知的集中体现。

　　自2015年以来，美国战略学界往往将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与技术民族主义相联系。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Council）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A.Manning）以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为例指出，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际，世界出现明显的技术民族主义（而非技术全球主义）趋势，这体现在一系列旨在自给自足的产业政策上，并培养国家在技术领域的优势，同时遏制外国竞争。实际上，中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可纳入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范畴。这一政策倾向，体现了中国推动国内技术创新的合理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二战后，美国也存在隐形的产业政策。美国政府通过政府订货与补贴支持庞大的国防工业，使美国在军工、航空、卫星通信及信息产业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的药品补贴是美国企业在新药研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州和地方政府为吸引企业也提供补贴。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创新领域不断完善政策规划，加大对研发环节的资源投入，促进国家技术自给等政策，其中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充当协调人、平台创造者和战略规划者角色，而非强大的参与者，且政府在研发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低于多数主要国家。郑永年也指出，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对高技术产业的补贴，这显示了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误解。中国的科技进步之所以引人注目，与其说是由于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转移，不如说是由于其文化上固有的科学特性。历史上，中国曾在许多科技领域领先于西方，中国认为明、清两代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自身在19世纪末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制造2025》的意图并非如美国执政当局和西方媒体所聲称的那样存在“沙文主义”或“掠夺”性质，而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举措。历史上，中国已错过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中国对160年工业发展史的反思，但美方对中国的技术赶超战略如此敏感，这与其维护技术霸权的战略考量密不可分。

　　（三）霸权维护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倾向被总体上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倾向所取代。之后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倾向体现为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特征。相应地，在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内部，美国实施技术全球主义政策，但在面对敌对国家时，则实施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当时美、苏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缺乏投资与产业链合作。因此，美国对苏联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主要体现为，以遏制苏联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为目标，以军用或军民两用技术为重点，强化实施技术出口管制等政策。与此同时，美国针对苏联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亦存在一定的防御性元素。例如，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率先开启太空时代，由此引发美国社会的震惊以及对美国的技术、价值观、政治和军事能力的信任危机。虽然美国于次年1月31日成功发射卫星，但“斯普特尼克时刻”对美国造成的冲击难以在短期内平复，这促使美国政府对本国的科技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造，并大量增加科技投资，以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隐藏于技术全球主义的外衣之下。进入21世纪，美国先后发动两场战争，大大耗损了国力，加之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政府在促进产业创新以及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能力与充裕的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全球经济与技术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经济与技术全球主义退潮，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上升。特别是随着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以自强、赶超为目的的自主创新战略与美国维护其技术霸权的战略倾向之间的张力与摩擦日益上升与加剧。自2018年以来，在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进程中，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科技战，其对华进攻性技术民族义政策倾向日益明显。

　　在国际产业链领域，美国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压制中国在产业技术标准制定领域的话语权，围绕5G网络标准的国际竞争就是例证。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反对中国制定自主标准体系，并给中国贴上“新技术民族主义”的标签，以维护其从技术后起国家攫取的巨额垄断利益。同时，美国通过技术出口管制等方式强化对华为等从事尖端技术创新的中国企业的供应链阻截。在贸易与投资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通过强化针对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与外资审查，迫使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执行高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人员交流等渠道限制对华技术转移等方式，压制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总之，在美方预感其越来越难以通过科技优势维持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与垄断利润的背景下，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对中国科技产业进行全方位打压，以阻滞中国对美国的科技与经济赶超。这也是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主要目的。

　　三、美国对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国内基础与实施路径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不少美国政客在选举中鼓吹反对自由贸易与“反全球化”论调，但当选后则难以兑现其选举承诺。特朗普的当选主要依靠美国深厚的经济民族主义传统，其选举承诺与政策高度一致，并真正落实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这是美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转变。这一态势也标志着美国在对华科技与产业合作政策中的进攻性民族主义成分显著上升。

　　（一）美国实施对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国内政治背景

　　美国的政界、商界及学界的对华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政府实施对华经济民族主义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政治基础。自2012年以来，特别是在2015年进行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辩论之后，绝大部分美国精英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走向并未朝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要求改变对华“接触”政策的呼声逐渐增多。

　　美国国内在中国议题上主要存在几类相互联系的观点。其一，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论”，即美国政界及战略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符合美方预期，因而产生“失望”和“幻灭”情绪。其二，对华经济领域的“美国吃亏论”，其中包括三种相互联系的观点，一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有害论，即美方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商业秩序相抵触，并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是中国侵蚀美国就业论，在美国对华鹰派的竭力误导与大肆渲染下，许多美国蓝领阶层已将中国视为其国内失业问题和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特别是鹰派人士与部分美国企业诬称中国长期针对外企采取的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政策之后，这一印象很难消除。三是美国相对收益不足论，包括因美国贸易逆差以及中国技术进步导致美国在双边产业合作中相对收益减少的种种论调。其三，中国冲击美国国际地位论，代表性观点是哈佛大学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Allison）所提出的关于“中美陷入了一场经典的修昔底德式竞争”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看来，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很难接受其不再是无可争议的创新领导者的前景，而且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美国朝野对其未来是否能够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的担忧。同时，美国官方、战略界以及主流媒体还不断渲染所谓中国输出“技术威权主义”或“数字威权主义”会冲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观点。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考虑到美国抗疫不力对中美国力对比具有重要影响，加之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华科技遏制的力度。总之，在美方看来，赢得技术优势的竞争是中美争夺权力的一部分。以上论调不仅折射了美国对维护主导地位的危机感，也反映了美国占据领先地位的关键在于坚持双重标准，即美国可以变得富有，但他国不行，至少不能富有到足以挑战美国领先地位的程度。

　　（二）美国对华强化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社会基础

　　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选举政治等因素的叠加，为美国强化对华经济民族主义及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创造了社会基础。民族主义的兴衰很少取决于精英或有魅力的领导人的行动，而主要取决于和经济与社会相关的长期结构性力量的运作。虽然经济和社会动荡可以加剧民族主义，但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与萧条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早已植根于社会之中。因此，民族主义并非特朗普总统所特有的思想特征，而是与美国保守主义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西奥多·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均认同的美国传统。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主导国际体系，但目前美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丛生，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面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虽然技术进步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但曾很容易获得的高薪岗位在这些国家已大为减少，在科技进步过程中，机会与福利受损的群体产生怨恨、怀旧感和守旧意识，这成为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美国的精英阶层坚定不移地推动美国成为全球霸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属于既得利益群体，但普通民众的财富却急剧减少。由于美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部分民众陷入贫困，人们对精英阶层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共识产生了怀疑。这使美国国内要求调整全球化政策的民意基础逐渐增强。

　　在此形势下，民族主义和各种与历史潮流相悖的民粹主义的幽灵被唤醒。特朗普政府坚持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美国民众的政治诉求。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反精英、反既得利益者。作为民粹主义的近亲，民族主义与身份和归属感密切相關。因此，民族主义在当今美国具有吸引力是由于其能够利用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传统与话语。实际上，作为一名政客，特朗普不是所谓“俄罗斯人的工具”，也不是民主党人最害怕的“未来独裁者”，而是民族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施政的一大特色就是将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披上民粹主义“诉诸人民”的外衣，辅以社交媒体，使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愈发牢固。总之，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套旨在将美国的问题归咎于外国的政治论点，而打压中国则成为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与呼应国内民粹主义诉求的切入点之一。虽然部分美国企业反对其政府扩大对华科技战，但在美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以及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显著上升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其对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

　　（三）美国进攻性技术民族义的政策构建

　　为压制中国经济与技术竞争力的上升，美国政府不断将中国的技术进步、技术成就意识形态化，以强化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并不断渲染中国技术产品的安全威胁，借此强调其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的合理性并推动盟国和伙伴国配合、参与对华科技战。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其不断以中国技术产品的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市场准入、外国投资审查等政策领域的“国家安全”条款，压缩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增加中国企业海外供应链的脆弱性，限制对华技术转移。在政策制定中，美国利用国家权力确认外部威胁或风险，在进行内部协商后推动民粹与精英的合作，进而启动政策制定和政策输出过程，完成“安全化”的政策建构。“安全化”过程的关键是将极端的政策主张作为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特别措施，而关键环节是将中国确定为重大外部威胁并提出应对之策。目前，包括网络通信设备与设施、大数据资源、关乎舆论引导力的新兴社交软件等已成为美国对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重灾区”。其主要表现为只信任本国产品，以国家安全名义排除使用他国产品并阻碍外国投资；利用垄断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优势强化对他国的出口管制，并以此产生威慑效应。同时，美国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其拥有技术优势的高端芯片、先进工业设备以及工业设计与科研软件等领域对中国企业与机构实施制裁。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的这一逻辑逐渐扩散到教育、科研、外交等领域。

　　与此同时，鉴于全球产业链与高科技产品市场布局的全球化特征，美国竭力动员其盟国与伙伴国支持自己扩大对华科技战。在美国高官的斡旋、诱压与战略研究界、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美国的部分盟国亦以中国企业的网络通信技术产品存在潜在“安全威胁”为由，将这些企业的产品全部或部分排除在本国的数字基础设施系统之外，并积极响应美国国内法的长臂管辖法则，试图阻断相关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由此，通过构建对华科技战联盟体系，美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日益严密的“代理人制裁”网络，以限制中国企业的供应链与市场空间，并迟滞中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进程。

　　四、美国对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

　　美国对华科技战及其所体现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是中美关系中的巨大绊脚石。由于美国官方与战略学界这一对华政策基调已基本形成，未来一段时期，在科技产业领域，其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将很难显著改变，并将对全球战略稳定与世界经济造成诸多不确定性。

　　（一）侵蚀中美关系的基础

　　美国的国际地位可能更多受到其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的威胁，而非其他大国崛起的威胁。美国的对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将加剧其对华政策的零和思维特征，并且正日益削弱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合作关系。首先，美国的政策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信息产业类企业的海外供应链与市场空间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挤压。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受国内选举政治的影响，美国政府存在大幅强化针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出口管制与市场准入限制的政策动机，这将冲击乃至颠覆全球供应链。其次，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美国的决策层更关注那些与国防和国家安全存在直接关联的海外供应链的脆弱性，如稀土原料的加工环节。这为美国创造了进一步推动中美产业脱钩的动力。再次，美国对华科技战的不断升级正倒逼中国进一步强化本土创新，以维护本国企业的供应链安全。上述因素会削弱中美两国在科技产业领域的合作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在中美关系的竞争性逐渐上升的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对华科技战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向金融、外交与安全等领域外溢，并与两国在地缘政治等领域的矛盾相互叠加，有可能导致双边关系的恶性循环。

　　（二）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可持续发展

　　美国的经济政策具有双重属性，即国内层面的相对理性和国际层面的非理性。美国出于本国利益而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在逻辑上具有一定自洽性，但在国际上粗暴推行损人不利己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却明显有违常理。这两种属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将给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商业发展环境。在美国强化对华出口管制与市场准入限制等政策所产生的政治压力之下，许多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被迫改变其原本基于市场规律的经营行为，这将造成供应链的紊乱与资源错配。同时，美国企图以构建对华科技战联盟体系的方式来推动西方国家强化对中国企业核心供应链的限制以及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压制，这使得美国对华科技战所蕴含的遏制色彩日益浓重。在此过程中，美方意欲迫使部分外企将其研发机构与工厂迁离中国，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孤岛”。显然，这种状况会导致大量美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但较之将中国高科技企业挤出全球市场而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还能借此获得中国企业退出的市场空间，并遏制中国科技与经济的赶超态势。这也是美国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并获得部分盟国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以及对华科技战的发展不仅会进一步导致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向去全球化和去区域化方向发展，并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局部解构，还可能助推中美之间的市场分裂以及产生互不兼容的标准和规范，从而造成重大的经济和战略后果。不容忽视的是，主要经济体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进行的政策协调，曾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但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仍在继续，且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新一轮经济衰退的风险，在此背景下，通过全球政策协调避免更大危机的前景并不乐观。历史表明，当各国采取自行其是而非协调一致的方式应对全球问题时，会侵蚀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广泛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倾向将对国家间政策协调构成重大障碍。

　　在此背景下，新兴技术本可发挥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将受到抑制，随着国家安全压倒经济关切，经济工具将更频繁地被视为武器，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前景更加不确定。作为全球性大国以及全球领导国家，美国在道义上有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应对疫情之下的全球经济衰退，避免陷入疫情导致的大萧条陷阱，这个陷阱甚至比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更危险。国际社会面临的真正威胁在于美国将奉行一种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的“以邻为壑”的做法，这会损害各国利益以及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而且这种损害难以在中短期内得到修复。

　　（三）危及全球安全前景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处于初始阶段之际，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催发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显著增加了全球的安全风险。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扭转目前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国际规则建构的停滞状态。由于美国政府所坚持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动辄渲染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差异，将加剧中美以及世界主要國家（集团）之间在新技术领域的竞争。这一发展趋势将会使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具有潜在威胁的新兴全球性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议程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与更多的制约因素。

　　同时，美国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与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等叠加，将对地区与全球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西方的民族主义具有外向性与进攻性，认为自己有权基于自身的优越性而支配他国，其对威胁的感知程度上升后，可能演化成军国主义。当前美国实施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前提是世界已进入一个西方与中国的经济模式进行系统性竞争的新时代，而且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差异将进一步助推国家间技术竞争。由于各类国家都在寻求建立技术支持机制并提升各自的技术影响力，并与其他领域的竞争互动叠加，导致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或将以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方式破坏国际体系。

　　结束语

　　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对所谓中国实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指责，是无视中国促进国内科技发展与改善民生福祉的合理诉求，并混淆了中国创新政策中的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特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护技术霸权及垄断收益的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基调间的实质差异。鉴于目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及中美关系中竞争性因素逐渐累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不会随美国政府的更替而有实质性缓解。

　　在此形势下，如何调适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因素，维持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良性競争格局，将是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首先，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政策趋势，将有助于拓展与诸多发达经济体的合作空间，并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及其国际影响的积极预期。其次，中国在大力促进自主创新进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外开放，有助于突破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封锁体系，逐渐缓解美国对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冲击，并可拓展与诸多发达经济体的合作空间，弥合南南经济与技术鸿沟。这也有利于推动形成更加均衡的全球产业链合作体系与全球化发展格局。再次，在有力回击美方在外交、经济等领域的挑衅行为的同时，切实管控中美在战略与安全领域的分歧与冲突，有助于防范因美方的激进或冒险政策可能导致的中美双边军事对抗或意外冲突事件的发生与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特朗普执政被广泛认为是西方世界民族主义复兴的一部分，但即使在右翼阵营，特朗普的民族主义政策也遭到了相当强烈的抵制，这是由于移民、贸易和外交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保守派，其中许多人更倾向于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观念，而非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因此，从长期来看，尽管美国的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会严重侵蚀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并制约大国间合作，但主要国家的社会形态、国家间交流的便捷与密切程度、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基础与发展水平、西方国家对工业化时代大国冲突历史教训的记忆与反思程度已与百年前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次“大脱钩”时期显著不同。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及中方采取妥善因应措施的基础上，美国的对华战略及其国际经济战略难以彻底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更为可能的前景是，由于美方的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及其对既往全球化政策的否定造成的经济与政治后果，会导致这一政策倾向在未来再次遭到否定或大幅度修正。因此，经济全球化在遭遇阶段性挫折与回调之后，会在获得新的发展动能的基础上，以更为均衡的方式实现进一步发展。总之，尽管美国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以及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负面冲击是中国在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的严峻考验，但妥善应对这一挑战，以坚韧且不失灵活的战略姿态抗御这一冲击，将为中国积聚新的发展动能，并将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