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农学诗刍议

　　摘要：本文联系清代农学诗的创作及民间风俗景物，探讨此类诗歌在主题、内容及形式技巧等方面的特色，对具有突出成就的诗人及诗歌创作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评定清代农学诗在诗歌领域的价值。

　　关键词：清代农学诗，农业知识，经世实用功能

　　作者：李志国

　　清代诗坛自始至终不废学术，自顾炎武“以余事为诗人”开其端，至朱彝尊“全以博学入诗”而扬其波；到翁方纲更公然声称：“宜博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故以农学入诗、以农学育诗的现象在清诗中屡见不鲜，诗人们记录农书；以注、序形式考农业习俗及村镇沿革等，保存了丰富详实的农业知识，也更显清代学人之诗的特点。

　　大量农书在清代农学诗中出现，这与清人对农学的重视并有意识地采集结撰有很大的关系。如张履祥有《补农书》，巢鸣盛有《老圃良言》，盛国芳有《老圃志》，徐石麒有《花庸月令》，陆世仪有《思辩录》，等等，故清诗人在“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１］之际也自豪的发出“自古儒书本农书”之咏。如田雯（1635―1704）《瓜隐园杂诗九首》其二：“攘臂今朝展书卷，养鱼经与相牛经。”其三：“一班都出园丁手，况有齐民要术篇。”钱陈群（1686―1774）《丰润道中次慎斋韵》：“樵仍山�窬叮�农熟水耕书。”金文城（1753―？）《月夜与村翁语》：“斗室月明欣共话，相牛经与种鱼经。”尤维熊（1762―1809）《燕齐道中杂诗》其十：“留与村翁支半榻，日书驴�豢闻＞�。”许宗彦（1768―1818）《木棉花歌》：“蛮娘�D女谢蚕织，要术可补齐民篇。”王汝璧（？―1806）《苑家堡宿田更家》：“药物桐雷辨，农经汜蠡�。”（注：案头有素问及月令种植诸书。）所提到的除了传自北魏的《齐民要术》外，还分门别类的述及养鱼经、牛经、相牛经、种鱼经、水耕书等，足见清代的农、副业生产知识的结集及传播普及程度。

　　农村谚语俗谣的形式在清诗中出现，既有乡土气息，又是“农学”在诗歌中的体现。这些农业谚语广泛流传于民间，以通俗易晓的词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经验，多为口头流传的短句或韵语，言简意赅，知识含量却很高。如乾隆年间太仓诗人苏加玉《稻蟹行》：“风多西北稻伤风（注：农谚云：‘西北风，稻伤风。’作花时所忌，今年独多），况复摧戕遭介虫。”另有黎简（1747―1799）《村南》：“东风吹雨涨春江，三月田沟咽碧淙。”（注：粤中农谣：“二八东风是旱天，三七东风水浸田。”）《和区�D滨咏稻花》：“岭南初夏稻花明，映日行云白雨横。”（注：早禾宜白雨，俗呼‘白闯雨’）”《四月甘六日》：“稍杜同心翔米价，更欣今日免雷声。高田低田谷应实（注：是日雨而不雷，俗云：‘雷则不实。’），小暑大暑苗复生。”则是对农作物的栽培方式、禾苗种植应注意的问题及防治病虫害提出了建议，是农民长期实践中的积累。

　　诗歌容量毕竟不如文，清代农学诗在涉及一些稍复杂的农业知识时就需要以注来完善，以补充诗中未说明白的部分。在对诗歌内容进行补充阐释的同时，“注”本身是不可或缺的结构组成，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周作人说：“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必具的一部分。”对竹枝词中“注”的作用予以肯定，并进一步赞扬道：“往往如读风土小记，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如杨�ぃ�1787―1862）《荠》注：“风俗上巳簪荠花”写的是农村花草与乡间风俗的关系；钱竹汀《练川杂咏》其二十二注：“杭家村在顾浦西，明巡抚周文襄尝微行至此，土人因名曰‘周公’村。”钱大培《榆瓜谣》注：“榆次三郝村以东西中别之，并产瓜区……”记村名的建制沿革；钱陈群《淤荫》注：“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胜之术疏，农书有数家，汜胜为上……”可见清代农民开始认识到对土地的保护使用。

　　清代农学诗“由以情感为中心转到以知识、义理为中心上来……使本来蕴涵在抒情诗学中的一种倾向真正独立出来有了一种理论系统，成为与抒情诗学相抗衡的诗学系统”。［2］知识性与现实针对性兼顾，不失有益民生，具有很强实际操作性，是“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的作品。如金孝�埂冻醢巳战�界口自此入徽州境道中寓目成咏作五言三十韵》及翁心存（1791―1862）《�蝻子》、《�m生》等。翁心存《�蝻子》写道：“……蝗虫虽死早遗种，钻入土中蛰蚕蛹。三冬无雪压不深，暖气浮蒸便蠕动。君看刚壤最韧坚，已露微芒似�P孔。……”《�m生》：“捕蝗如捕盗，当及初萌时。……岂知潜孕育，入土类暗滋。……�衩窦蓖诰颍�毋俾虫孽遗。……”诗人指出仅灭蝗是不够的，还应提早动手将蝗蛹及幼虫消灭，才能从根源上缓解蝗灾。这些经验技术简直可用来作为对抗蝗灾的指南。

　　诗歌的社会功用与艺术审美并重的诗学价值观在清代农学诗中得以体现。儒家习乡饮酒与乡射之礼，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乡饮酒义》）《论语・乡党》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孟子也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亦是强调乡邦观念。“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传统儒家诗教观强调诗歌“成教化、成人伦”的作用。清代著名诗人和儒学名臣钱陈群便是在以农学入诗之际，融议论抒情于一体。虽无鲜明的形象，而颇具理趣，在描述乡间的人文风物之际，亦不忘有俾于世道伦理。“盖将以教当世之才士，伸学者而可以授政专对、事父事君、博物不穷者也。乌有不学之词，入于其中者哉？”［3］《双槐书屋消寒第二集各赋冬月土风成十六首》其五注：“煤值素贱，守山庄者按时致送辄犒以酒食，近山僻乏薪多搀以灰土。”是对村中以次充好、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提出批评的。其六：“木架纵横闲篾萝，溪边处处晒场多。香蒸秫�L磨�@粉，恰称新晴齐出窠。”（注：冻米并研粉晒之曰出窠，架木以支几无隙地。）其七：“深闺旨蓄菜畦丰，结束红裙洗绿菘。不解御沟流叶意，残英随水自西东。”（注：蓄菜以备来岁之需，妇女沿河竞洗残茎剩叶遍满溪涧）其十一：“白木长铲�嵬粮�，脱绷新�S佐壶飧。更饶菽乳油煎急，阑栅家家具特豚。”（注：腊月初即多煎豆腐贮瓮并预养猪以供祭。）写乡间腊月农闲时对米、菜、豆腐等的深加工制作，以及女主内职、家族重祭祀的景况。诗人对家乡风物的看法当然直观真切，诗、注结合注重的是“人事”，即乡间的社会制度和家族伦理关系的规范。

　　使事用典是清代“农学诗”的重要艺术手段，赵翼说：“诗写性情，原并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己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浑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4］郑珍也主张：“奇字异文，一入于诗，古色斑斓，如观三代彝鼎。”（陈田，《黔诗纪略后编》）清代诗人既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又有前人文学典籍翻览陶冶，故虽阐述农耕之事却不失典丽。如吴省钦（1729―1803）《水车》，尤维熊《水碓》，陈文述（1771―1843）《水车行》等等都有这样的注或序中引经据典，尽量使作品显得雅致。陈德调《桔槔歌》注：“案桔槔本井上汲水之具，《庄子・天地篇》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抱瓮而出灌。……案此即今井上辘轳。此借咏水车。水车亦称龙骨车，宋以后两浙盖已盛行。苏轼《无锡道中赋水车》诗：‘翻翻连连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已称造语天拔，此诗前半亦曲盖形容。”吴省钦《水车》序：“……按魏马钧作翻车，令儿童转之更入更出，灌水自给。东坡有诗、来仪子有谣、王半山所称沟车亦此。”以《庄子・天地篇》、东坡诗、来仪子谣、王半山所称等佳句名典入诗；对水利工具来历、构造和功能进行详细描写。

　　以农作物的俗称别名精心结撰构建诗篇，化俗为雅，踵事增华，使清代农学诗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诗之为道也，从性灵出者，不深之以学问，则其失也纤俗；从学问出者，不本之以性情，则其失也庞杂。兼其得而无其失”。［5］清人治学既深，诗艺亦醇，在农学诗中农业知识进行诗的艺术加工，使二者结合的愈紧密，如吴省钦（1729―1803）《村居杂诗》其五：“浦东种花女，花熟弹絮飞。”（注：吾乡谓木棉曰花，犹洛阳谓牡丹为花也。放翁诗自注：吴人谓桑曰叶，王逢吉有浦东女诗。）钱宝琛（1785―1859）《四叠尖叉韵送毕雪慵南归》其二：“饯岁酒杯馀柏叶，隔年心事祝春花。”（注：吴中谓二麦为春花。）钱竹汀《练川杂咏》其三十四：“菱角青青豆荚黄，秋成风侯未全凉。老农屈指稻将熟，下马试看鸟野香。”（注：鸟野香，下马看，皆稻名。）其四十六：“半塍黄豆半青秧，花药围村竹绕冈。河射角时勤夜作，商量莫负花秋光。”（注：蓝靛，俗呼“青秧”）以俗称“二麦”为“春花”、“蓝靛”鸟为“青秧”及“野香、下马看”的稻谷俗名，点缀连构以抒怀记事，别出心裁，艺术性与学术性并存。

　　钱仲联先生说：“中国诗歌发展到清代，前面已有从《诗经》到汉魏六朝唐宋这样悠久丰富的传统，欲想另辟蹊径、再造天地，就非要具备厚实的学识与广博的艺术修养不可，这是古典诗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清诗发展的必由之路。”寓学于诗的特点经过乾嘉汉学的推动及清中晚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使清诗与农业知识密切结合，为清代乡村田园诗中增添了浓重的书卷气，从而摆脱了空疏的绘景抒情而更倾向于经世实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