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始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中国的戊戌年。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推动下，光绪帝终于决定实施新政。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标志着一直以来倡导宣传的“变法”终于付诸实践。诏书号召举国“努力向上，发愤为雄”，“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康有为鉴于光绪帝受到慈禧太后的多方挟制，为减少来自慈禧和后党的压力和阻力，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勿去旧衙门，而惟增设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召见之后，光绪帝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随后接连向光绪帝提出了一系列新政建议：在政治方面，“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开制度民政之局，拔天下通达之才，大誓群臣以雪国耻”；在经济方面，要求振兴商、农、工业，劝募工艺，奖励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漕运，裁厘金，保护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废八股、改书院、兴学校、废淫祠、办报馆、禁缠足、废发辫、改制服，开通社会风气；在军事方面，要求裁旧军，练新兵，整顿国防，创办军事学校，实行征兵制，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能力。这些建议后来大部分被光绪帝采纳，并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

　　从颁布《明定国是》之日起，光绪帝前后发出变法诏令、谕旨达180件，其主要内容有：

　　①政治方面，裁汰冗员，删改则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员上书言事，允许“族人”自谋生计等。

　　②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鼓励发展农工商业，设立路矿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创办邮政，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

　　③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书院，设立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

　　④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裁减绿营，力行保甲，使用洋枪，改练洋操等。

　　然而，对于光绪帝这一系列的关于变法新政的诏谕，除了一些手无实权的开明帝党官员表示支持外，从全国各地来看，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稣较为热心，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有些督抚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不能推行。可以说，光绪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这些变法新政的举措，是要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的制度模式取代传统的封建制度，这就大大触动了顽固派的既得利益，危及到其统治。《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帝连发三道上谕：①罢黜帝党首领翁同稣；②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帅甘军、武毅军和新建陆军，身兼将相；③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对于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来说，无疑是要孤立削弱、甚至重新控制光绪帝了。

　　面对慈禧太后的一连串行动，光绪帝决心顶着压力逆流而上推行新政。主要对策有：①频频召见维新派人士，共商变法大计，所见者如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等，皆为六品以下的小臣；②打击顽固派官僚，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睽等六人全部革职；③提拔维新派官员，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这些举措表明光绪帝试图通过壮大自己的力量来与慈禧和后党进行对抗，以便加紧推行新政。

　　慈禧与光绪帝针锋相对的排兵布阵，使得两派的斗争逐渐加剧升级，日趋表面化。慈禧任命了心腹官员控制了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军事警卫权。光绪帝和维新派手中没有兵权，面对危机四伏的局势感到恐慌，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冒险拉拢掌握天津小站7000新式陆军的袁世凯。而慈禧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很快，荣禄调动聂士成的武毅军移驻天津陈家沟，调动董福祥的甘军移驻北京南面的长辛店。军队的调动，预示着政局即将发生变化，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9月)，此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最后对决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光绪帝判断事态即将剧变，惊惶之中于七月三十日(公历9月15日)召见杨锐并授以密诏(据康、梁自述)，明喻局势逆转，诉说慈禧太后及昏庸大臣反对变法及自己无权之苦，并表示自身难保，希望杨锐等人能想一良策，既可打破维新变法的阻力，除旧布新，使中国转弱为强，又不致有拂慈禧太后圣意。康有为、谭嗣同等相对痛哭，束手无策，除拉拢袁世凯外，又幻想取得英、日等国的支持，挽救败局。由于此前英、日等国曾表示愿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认为可引以为援，于是四方奔走，欲寻求日本的伊藤博文、英国的李提摩太、美国公使馆等的帮助，但最终均无结果。

　　八月初一日(公历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袁表示谢恩感激。

　　初二日(公历9月17日)，光绪帝为保护康有为，并希望他能设法求援，诏令其去上海办报。

　　初三日(公历9月18日)，御史杨崇伊密报慈禧，“至颐和园递请训政折”。该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法华寺袁世凯寓所，劝说袁拥护光绪帝，诛杀荣禄。袁当面表示愿效忠皇帝，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回天津部署。

　　初四日(公历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

　　初五日(公历9月20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请训”，再次表示自己的忠心。然而，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至总督衙门府向荣禄告密。

　　初六日(公历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经过周密部署，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宣布重新“训政”，继而大肆搜捕维新派。慈禧在政变当日谕旨中称：“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劾，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结局

　　顽固派成功政变后，对维新派人士及支持、同情维新的官员进行清洗。康有为已于政变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亡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亡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出走日本的劝告，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决心为变法而死。随后几天，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徐致靖等人被捕入狱。维新派遭受重大打击。

　　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斩于北京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

　　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罢黜，或被放逐。对严复虽然也有人主张惩办，但因为未参加维新活动而未被追究。

　　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部被取消。重新禁止士民上书；废官报局，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集合结社；新政所裁减的闲散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予以恢复，又废农工商总局；恢复马步箭弓刀石的武试和八股取士的文试制度，罢经济特科，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

　　光绪帝被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之后再也没能走出去。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最终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