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钓鱼岛

　　1996年，正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担任客座教授的郑海麟，查到了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收藏的《顺风相送》的誊写本，这是一本成书于1403年、在钓鱼岛（又称钓鱼台、钓鱼屿）问题上被中国人无数次引用的航海指南。历史学家向达曾在1935年手抄过这本书，并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是，对于一门专业而枯燥的航海书，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啃它。郑海麟是中国人中不多的几位啃透了《顺风相送》的人。

　　永乐元年刊刻的《顺风相送》，引领着明清两朝中国册封使去往琉球，也带着两年一趟的琉球朝贡使来到中国，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它的原始版本。郑海麟查到的誊写本是耶稣会传教士16世纪从中国带回欧洲的，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购得此书，于1639年赠给了波德林图书馆。这一年，在中国是明崇祯十二年。

　　《顺风相送》不仅引领明朝册封使去往琉球，事实上，它最初是一本为明代使臣海路去往东西方各国开诏时查勘航线、校正针路的航海指南。

　　发现钓鱼岛

　　在从福建前往琉球国的航线上，郑海麟看到《顺风相送》详细记载了沿途各岛名称如花瓶屿、钓鱼屿、赤坎屿；航程中的针位就是航向，如用卯针或用艮针来选取航行的方向；用“更”来计算里程，一更为60里，约相当于今天的10海里。

　　这本书记载了从福建出发，曾有过的五次航海查勘——为了找到通往琉球那霸港的航路。第三次查勘曾到过福建近海的钓鱼岛。

　　中国对琉球国的册封始于明太祖，1372年，第一位册封使杨载如何通过海路到达琉球目前还没有找到文字记载。能看到中国册封使在通往琉球的途中以钓鱼岛为航标的记载始于1534年对琉球国中山王尚清的册封。

　　1526年，琉球国（当时分为山南、中山、山北）中山王尚真去世，两年后，世子尚清上表嘉靖帝，要求继承王位。又过了8年，1534年，册封使陈侃乘船从福建闽侯南台山出发，郑海麟将这次出洋复原得栩栩如生：由于册封使的船体硕大，吃水很深，所以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等到五月初一潮涨了上来，陈侃才来到厂石。初二拜祭了天妃登上大船，不料这一天风急浪高不能起航，等到初五才起了航。在近海航行三天又遇到水浅的地方搁浅起来，等到初八才出到闽江以外的洋面上。此后，这位册封使的航行一帆风顺，初十，顺着强劲的风力，陈侃的船顺利地经过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五月十一日傍晚，作为中琉边界的古米山（今久米岛）已能看见，船上的琉球水手知道快到家了，“鼓舞于舟、喜达于家”。此时，航道上青色的海水颜色变成黑色，船已驶入了黑水沟。黑水沟在今天被称作冲绳海槽，深2700米，海水由蓝而变为黑色。东海海槽是传统的中琉分界线，分界线以西的清水区处在中国大陆架上。过了黑水沟又航行两日，到达久米岛。后来几日因逆风航行，直至二十五日，才抵达琉球那霸港。又过了21年，到了1555年，被陈侃宣旨册封过的琉球国中山王尚清辞世了。3年后琉球国世子尚元又向明廷请求册封。1561年，又是一个南风劲吹的夏天，册封使郭汝霖从闽江口梅花所起航。闰五月初一经钓鱼屿，初三至中琉分界的地方山赤尾屿。

　　郑海麟认为，郭汝霖的“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意指赤尾屿以西为中国领土，以东为琉球海域，与陈侃的“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的领土划分是一致的，因为赤尾屿和古米山之间，隔了一道深2700米的黑水沟。

　　清朝的册封使继续从福建往琉球册封琉球王。1683年，已是清朝第二次对琉球王进行册封，这次派出的册封使是汪楫。从汪楫的航行记录来看，他更加顺风顺水，六月二十三日从五虎门启程，二十五日，“使船由钓鱼岛直接航至赤尾屿”。就在这天下午，使船经过中琉分界的黑水沟，这时“风涛大作”，船上的人马上往黑水沟中抛入一头活猪一头活羊，还有五斗煮好的粥。除了给黑水沟海神供饮食，还焚烧纸船鸣钲击鼓，身披铠甲做战斗准备。

　　与陈侃出海前祭天妃不同，汪楫祭的是中外交界处的海神——过了黑水沟，就到了外国的海域了。

　　这里，对于钓鱼岛的记载，已经非常明显的既有发现、命名，又有利用。而对古米山和黑水沟的记载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知道了两国的分界，界内有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界外是一片深黑的汪洋。

　　列入中国海防

　　《顺风相送》中，中国界内的钓鱼岛、黄尾屿到了明中期，已被划入中国海防。这部海防著作就是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

　　明代历任皇帝对琉球国王册封的时代，中国的东南沿海经常遭受倭寇的袭扰，并于嘉靖中期频繁起来，且御寇官兵往往不敌。兵部尚书、江浙总督胡宗宪为加强海防延请郑若曾入幕，专事《筹海图编》的编纂。

　　郑若曾原是国子监的贡生，仕途不顺。他有心学问并热衷于山经海籍。在倭患频繁之时，苏州府刊刻发行过郑若曾绘制的海图《郑开阳杂著》《筹海图编》，在这些海图中已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列入中国东南沿海版图，这些海区都是抗倭海防防区。胡宗宪发现了这位专才，招其入幕后，郑若曾就在胡宗宪的主持下重新编纂《筹海图编》。

　　郑若曾不仅绘制海图、编写御寇著作，还亲临过前线，御敌有功，然而他却既不接受朝廷锦衣，又不愿去修国史，仍是专事海防研究。胡宗宪出资刊刻了新版的《筹海图编》，这是一部明朝海防的集大成之作，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中国近代海防思想。

　　《筹海图编》中绘有“沿海山沙图”，钓鱼岛、黄尾屿等小岛被划归在福州北部的罗源县、宁德县的海防范围，并收入多种版本的海图。1562年明朝政府将钓鱼岛及周边岛屿划入海防区域，它的管理部门是东南沿海最高军事指挥部，隶属福建省。

　　郑海麟从国际法的视野来考察这部海防著述与钓鱼岛群岛的关系，他认为，从发现、命名而取得原始权利，到划入版图实施管辖，这种不间断地使用的行为已构成国际法上的领有主权。

　　发现《大日本全图》

　　1990年代初，郑海麟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历史和国际法的研究工作，他经常星期天到书店去淘书。在一家书店的旧书堆上，偶然发现有只牛皮纸信袋，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份在背后裱着防潮棉纸的《大日本全图》，绘制出版时间是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上方正中为隶书大字“大日本全图”，下方正楷书写“陆军参谋局”，左下方注明“陆军少佐木村信卿编次，陆军十二等出仕澁江信夫绘图”。　　作者：杨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