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发达国家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上）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权”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法律文献和学者著作中。在欧洲发达国家，逐渐显露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环境权领域，注重和强调道德和精神取向的环境共享权，越来越严格地限制财产和物质取向的个人权利，并通过创制一系列新的程序工具来保障环境共享权的实现。在这一发展趋势中，出现了“未来人环境权”、“公民环境权”、“人民（环境）权” 、“良好环境权” 、“洁净空气和洁净水权”、“环境问题上公众获得信息、参与决策与获得司法救济权”、“土著人环境权”、“儿童环境权” 、“妇女环境权”等环境共享权术语。  此外，欧洲学者普遍从“人权”角度阐释环境权，并使环境权、传统民商法上的个人财产权（如放牧权、狩猎权、山林权、采矿权、水权、土地所有权、他物权等）和人权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例如，“当今和后世的每一个人”在“适宜于他/她的健康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是哪一类型的权利？“为了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健康与福利”， 或者“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他们的生态区域和栖息地不受公害的不利影响，以及维护土壤的生产力”  意味着什么？这些，已经明显地与过去的法律传统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许多有争议的“法律主体”和权利持有者的出现，包括公民、个人、人类、人民、各族人民、土著民、妇女、儿童、当代人、未来人，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动物与植物”等，并给欧洲法学界带来了一连串有趣的争论。同时，在环境问题上，在欧盟、北欧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公民的个人权利在环境法理念指导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公民环境权的两种类型

　　（一）人权、环境权和环境程序权利的关系

　　许多欧洲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欧洲学者倾向于从人权的角度来解释环境权。实际上，确实有某些因素将人权、环境权和环境方面的程序权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弄清这些权利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对欧洲发达国家环境法中存在的公民环境权进行重新分类。

　　1.人权促进了环境权的发展

　　很明显，近几十年来，国际人权公约对环境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发展环境权的概念和拓展环境权的范围方面，欧洲法学界的学者们运用已有人权公约给予了很多阐释。举例来说，R.R.丘吉尔通过研读国际人权公约，发现了许多环境权来源于人权的线索。

　　根据丘吉尔的发现，包含“公民的和政治的”环境权的条约有：《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关于人权的欧洲公约》（1950）、《关于人权的美洲公约》（1969）以及《关于人权和人民权利的非洲宪章》（1981）。这些人权公约中的环境权包括了生命权（引伸为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环境问题给生命带来的风险）、任何人的住宅和财产不受干涉的权利（引伸为避免环境噪声和其他相邻妨碍）、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引伸为有反对国家的损害环境的计划的诉讼权利）以及信息自由（引伸为有获得环境方面的信息的权利）。丘吉尔希望能够通过司法实践中的示例来验证“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中隐含了环境权，但他未能如意。

　　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环境权有关的条约包括：《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欧洲社会宪章》（1961）和《关于人权的美洲公约的协议》（1988）。从这些条约中，丘吉尔找到了有益健康的环境权、良好的工作环境权、良好的生活条件权和健康权。

　　其实，按照丘吉尔的这种研究思路，还可以在《关于人权和人民权利的非洲宪章》（1981）中，找到一组所谓“第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是法兰西革命时代倡导的个人权利，“第二代人权”是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垄断以后出现的普遍的社会权利），即“发展权”、“和平权”和“一个普遍令人满意的环境的权利”。在这里，“一个普遍令人满意的环境的权利”的表述有些不同于“一个有益健康的或良好的环境权”；而“发展权”与“可持续发展权”的表达方式则相当不同。另外，在欧盟，还一度存在“可持续增长”（sustainable growth）  的提法，并受到学者们的批评。但是，这一提法在《1997阿姆斯特丹条约》第2条中被“可持续发展”一词所取代。《关于人权和人民权利的非洲宪章》中的发展权，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是指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在这些国家，生存权成了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前提。而在欧洲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同时包括了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的发展权。所以，发展中国家提倡的“发展权”也许隐含着对未来世代人的环境权的某种可能的侵犯。

　　2. 不应将环境权看做人权的一部分

　　人权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从最广义上说，人权意味着所有个体的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所有方面。如果环境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法律界几乎找不到一条可以共同遵守的环境法原则。事实上，人权已经成为了一个最有争议的概念，各国法律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此都坚持各自的观点，作出各自的解释。从世界范围来看，根据不同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很大。正如挪威环境法教授汉斯·克里斯蒂安·布葛（Hans Chr. Bugge）先生所指出的，“东方和西方基于两种社会制度区分而对人权所作出的不同的解释，也许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隔阂。公民和政治权利是西方民主自由价值的遗产，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更符合前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当人们在国际环境法中以各自的方式解释人权的时候，许多实际问题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