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的鬼魅：评旋米特的经济技术理性
来源：UC论文网2016-07-01 16:05
摘要：
人的本质及存在成为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不仅反映了经济技术思维的鬼魅，而且也在重复着启蒙思想所遭遇到的窘况，即从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下逃脱出来的人们又重新披上了技
一、现代性与对现代性的超越
现代性主要是以科技理性为支撑的工业现代化，理性与科学在思维中取得了霸主地位，由这种思维导引下的技术浸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和每个环节，以至成为左右经济社会甚至于人本身的东西，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所谓的“困境”。卢梭以其对自然的洞悉，企图帮助人们找出一条走出理性吊诡的出路。卢梭的这种具有自然力的感觉哲学，使我们看到了对自然的征服必然隐藏着巨大的灾害。他试图通过改造政治、实行教育重新建立起谐和良好的自然秩序，但是卢梭对此却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在卢梭看来，文明与文化的发展恰恰证明理性内部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W康德从目的论出发，认为历史总是按照必然的律令发展的，从而确立了人的“自由”，即主体性原则。然而，假如人是有目的的运用理性，同时也就失去了自由，因为，自由一旦成为实现目的的工具，便具有了种种限制。实际上，目的论潜在地存在着一种虚无主义。现代技术的去意识化、去目的性，也恰恰是自波普尔以来对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目的论的反动的最好回应。施米特的反自由主义、反经济技术思维以及从右边对韦伯思想的发展，正是这种潮流的理证。结果是，无论是以卢卡奇（从左边发展韦伯的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传统，还是以“存在主义”或尼采式的传统（海德格尔），他们都在寻求对技术做出理论和实践上的回应，但是，这些回应都是成问题的。作为韦伯弟子的施米特也企图做出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具有“采取哲学上辩证的取径来面对与技术思维相联系的显然二元性”的特点，121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探求，而不是对问题的最终和最好的解决，事实上，施米特在理论上没有解决任何“出路”，而在实践上成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附庸。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因拒绝宗教，拒绝对世界的形而上学或者迷信的解释（即缺乏信仰），而唯独偏爱（痴迷)经验的解释（即实证主义），由此把世界简约为“因果机器”。那么，社会就是以“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驱动着现代世界。理性过程的继续前行，就助长了“铁笼”的建造。生活本身变得并不比运动更为严肃，在整个技术运动的过程中找不到真正的目标，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自启蒙思想以来，科学与宗教是相对立的，但是，在本质上科学与宗教具有相同的性质，因为“与宗教不同的科学，根本不为人性提供实质意义。它只为通过‘计算’取得‘主宰’提供了情感上、心理上和精神上都不满意的手段。这种主宰不只包括宰制自然，也包括宰制人性。”D1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人们对科学过分崇拜，科学也就变成了“宗教”。
施米特承继了韦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传统，企图通过恢复宗教情感和宗教伦理来对抗技术理性，只不过施米特比韦伯走得更远，不是恢复一般的宗教，而是诉诸于罗马天主教。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上，施米特认为，“这个时代自身显示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机械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的时代。事实上，‘工厂’似乎是时代的标记。当朝向某种可鄙的或无意义的目的的功能性手段的强加，当普遍地把手段的紧迫性置于目的之上，工厂如此扼杀了个人，以致它并不认识到自身被消灭了。”技术所创造的产品根本不严肃考虑它们的伦理作用，所关注的只有效率，经济的增长和虚假的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理性等同于高效率生产，而另一方面，消费则被非理性的冲动驱使。”151人们似乎成了一种由技术理性所驱使的魔鬼，一方面不知疲倦地追求技术的增进，目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盲目地、过量地、非理性地消费，尽情地享受。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变成了仅仅受到技术之魔的驱使，而将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目的、意义、价值和责任丢在了一边。“现代技术很容易沦为这种或那种需要和欲求的仆役。在现代经济中，全然非理性的消费方式符合于彻底理性化的生产方式。一种神奇的理性机制永远都以同样的认真和精确满足这样那样的需求，无论是对丝绸衬衣的需求，还是对毒气或其他任何东西的需求。”也就是说，现代性可以简化为技术性，用技术性取代人性，用精确的数量代换本质，用非理性代替理性。
不只是如此，在施米特看来，真正可怕的不只是技术和经济，而是这种已经牢固地在人们中间普遍形成的技术思维，它淡化了技术和经济的初衷，而只是逻辑地、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种“弯曲”的逻辑，即技术--
效率经济消费，全然将人的生命和价值排除出去。显然，施米特的看法是深刻的，也是十分正确的。“施米特要强调这一事实：现代世界因技术的首要性而提出的真正紧迫的问题与其说是在于显示技术特征的机器，不如说是在于创造并继承驱动这些机器的思维方式和精神。”
二、由技术理性宰制的现代性的二元论性质
施米特区分出了“技术特征的机器”（无生命的）和“创造这些机器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有生命的），“因此他的技术性概念接近于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描述，或他的‘支架’观念，因为，一个本身可以被看作几乎是有生命的实体，实际上是现代技术之基本上没有生命的机器的涌现和持续发挥功能这一现象背后的推动力。”18]这个世界成了机械的和活生生灵魂与精神相对应的二元论。康德早就忠告我们，“自然科学理论在各个方面都只能是机械的。”
在技术统治下的社会经济活动，既是机械的，也是被强迫的，施米特声称，“工业主义的商业能动性和浪漫派的美学能动性本质上是被动性的，卢卡奇同样声称，使得对客体的抽离质的操纵成为可能的笛卡尔式和康德式的理性是沉思行动，而不是实践。因为工人的生产模式并没有贡献任何知识上的东西，他们的工作是反应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仅仅是符合已经存在的形式，并因此必然是被动的。”1,01我们看到，无论是施米特还是卢卡奇并不真正了解现代工业的本质，他们把现代工业看作是技术性的操作，而不是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他们过分低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贡献和历史作用。为解决现代性的二元论，卢卡奇和施米特都在试图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卢卡奇把超越主--客二元论寄托于无产阶级，而施米特的历史推动者却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欧洲知识精英。造成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施米特把现代性的二元论的发展归于哥白尼、笛卡尔和康德；而卢卡奇则视它们为社会经济结构的细致反应。”施米特企图从文化上寻找出路，而卢卡奇则坚定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指出发展的未来。但是，无论施米特诉诸于文化或者政治，还是卢卡奇诉诸于经济，实质上并没有反映出主体的优势，也没能反映客体的优势，因为现代性主体已经是被客体内在化了的主体，而客体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客体，而是被主体外在化了的客体。试图通过某种特殊的社会或政治来克服现代性的技术统治或改变技术思维简直就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最终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那么，剩下来的惟一做法就是只能求助于“上帝”了。“对施米特来说,天主教‘代表’人性的方式，以及将之作为某种既不是纯粹是物质的又不是全然是超越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既不是机器，也不是灵魂--来维持，这就保证该建制处于两极之间。”最终，施米特用来克服现代性的二元论的方式，同以往的二元论一样，只能“转向让人联想到尼采的生存论的神话语言”。
事实上，费希特早就预示到：“‘理性统治的开始’也正是罪孽和贫困已达到顶点的地方。”尼采以其非理性的强力意志认识到现代性的不足，而把根源归结为基督教。他认为，“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将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基督教道德就是在科学中‘魔鬼化’自然、贬低世界和让生命无意义的那个精神的根源。”也就是说，对于基督的信仰和对于技术信仰有着内在的联華，“正是基于反对这样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尼采才在他的著作中采取‘敌基督’立场。”然而，施米特则从另一个极端人手，以达到与尼采异曲同工的效果，那就是施米特不仅没有采取“敌基督”的作法，而是运用天主教“对人的社会生活进行规范指导”。在这里，尼采走向了非理性的意志主义，而施米特仍然囿于理性，只不过施米特的所谓理性直通“宗教”。“施米特声称，天主教保留了什么是人应该做的这一规则，尤其关注什么是善的--这预示了他对抗技术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知识精英问题。按照施米特，经济技术遮蔽此要点,漠视‘生命’，并因此引起了‘天主教徒特别的忧虑’。”其实，经济技术的理性作用并不是十分巨大的，还有比这更大的--那就是经济技术思维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神话人物”，“像敌基督者这样的神话人物可能会强大到足以令人颤栗，甚至比经济技术理性更可怕。”M施米特从某种意义上，即从技术思维的意义上看到了敌基督者这样的神话可能造成的灾害比经济技术理性更巨大、更可怕，这种预见无疑是深刻的。
尼采的敌基督与他反理性以及反对任何“偶像”有关，并将其斥责为“魔鬼的拥护者”；而施米特则把经济技术思维归罪于“敌基督”，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尼采的“敌基督”无非就是使人抛弃对任何事物的盲目崇拜，应该把生命意志当作基础；施米特则认为经济技术思维正好拒斥了天主教，用经济技术思维来取代天主教的企图只能使人陷人困境，一旦离开了天主教就不能为人的社会生活进行规范的指导，因此，人们不应当过分地崇拜经济技术思维。总之，无论是尼采，还是施米特，都是用一种崇拜去反对另一种崇拜。
启蒙运动的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对中世纪宗教的反叛，使得理性大发异彩，科学战胜迷信，人性取代神性，然而，最后又回到了“宗教”。“人杀死了神，为的是成为‘高高在上的惟一的神！”这便是二元论哲学的归宿。施米特对于古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使得他在社会的建构中不得不采取精英式的“主权专制”。
三、以精英为主体的社会构建
如前所述，我们说施米特和卢卡奇同韦伯一样，也没有为技术理性的现代性找到一个恰当的出路。但是施米特所创制的由精英为主体的社会却再现了“罗马天主教”时期的主权统治。施特劳斯认为，“假如这不需要技术、不需要有形统治的机器就能实现，必须另有某种东西占统治地位。”
在施米特看来，如果谁反抗秩序，反抗形式本身，只能导致秩序的最大的滥用，由此，“施米特把俄罗斯视为共产主义中的经济一技术理性以及无政府主义中的对任何种类秩序的非理性反抗力的基座。”?在一种缺失形式和秩序的思维模式下，经济技术理性就会演变为经济技术思维，并且这种思维模式可能在政治上被官僚体制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以至于对自然、对人性毫无顾忌，使得传统失去任何权威，使得任何行动都变得冠冕堂皇，秩序、规律、道德也随之消失殆尽。施米特在建制天主教这一人的实质和政治形式时，极力反对以经济技术为惟一标准的苏联政体，用天主教教义反对苏联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社会主义。施米特看到了技术的权威和力量的强大，正是由于苏联掌握了强大的技术机器，由此对欧洲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施米特提醒人们说，“以技术反对宗教已经在俄国付诸实施。”这样，施米特就把俄国提升到“敌基督”的化身。
施米特看到了经济技术不利的一面，但同时也看到了经济技术的具有活力的另一面，技术变成了一个新的、确定的冲突根源。人们可以运用技术改变自然，去拓展新领域，化解各种复杂棘手的问题。然而，依照本雅明的观察，“技术并不提高普通大众的理性化，反而加剧了他们的神学和神话倾向。”施米特也沿用了这种看法，认为正是大批的世俗的群众“跳过了所有曾标志着领导精英们思想特征的过渡阶段，并把信仰奇迹和来世的宗教毫无过渡地转变成信仰技术奇迹、人类成就和宰制自然的宗教。神奇的宗教性转变成同样神奇的技术性。20世纪不仅成为技术的时代，而且成为把技术当作宗教信仰的时代。”施米特想让人们从技术宰制转到天主教的信仰上去，但是群众却从传统的宗教直接过渡到了技术宗教上去。同样是信仰，但差别显然是巨大的。因此，当代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信仰的斗争，就是宗教战争，是天主教与技术宗教之间的战争。
施米特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同尼采一样。但是，在政治主张的结论上，施米特与尼采却是截然不同的。如前所述，一个是敌基督的，一个却是复活天主教。实际上，施米特所极力推崇的古罗马天主教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正是他所反对的技术理性发展的“顶峰”。施米特在国家社会主义问题上犯了和海德格尔同样的错误，一方面过分夸大了“上帝”（天主教）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把技术过分夸大为魔鬼。正如阿多诺所认为的，“一旦魔鬼化为某物，原来完全不值得受到崇敬的某事物也许就在人们对它的回应中被圣化了。”因此，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由尼采开始的消解了技术精神的敌基督的语言反而进一步造成了与施米特所称的由经济技术思维所导致的“不可言说的混乱”相同的“不可言说的混乱”。这种“不可言说的混乱”实际上导致了对经济技术思维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形成强大纳粹的重要原因之一。
施米特试图采取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立场来为主权专政作辩护，“只要对获得具体的成功来说是必要的事情，就是正当的。”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宪政体制无法适用于紧急状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盲目地相信其已经确立的宪政之技术工具，盲目地相信自然之规律的科学观，这就使得自由主义以为，它不需要针对非常状态的技术，因为常规的宪政技术被假定适合于没有非常状态的自然。”所以，施米特更加地推崇古罗马的主权专政。实际上，施米特在探讨主权专制与自由主义的分权制时，仍然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操作上，而没有看到二者的本质区别。施米特这种所谓的“例外”呼唤着“主权专制”政治主张，是他恢复古典罗马天主教的发展。但是，假如主权者借口紧急状态，如何保证人民的权利不被滥用呢？施米特本人也表现出了这种担心，大众主权与紧急权的“这种融合有可能被滥用”。这就使得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无所适从，如何保证主权专制不被滥用，也即主权专制仅仅是在紧急状态下所采取惟一有效的专政形式。在这里，施米特实际上仍然像他从前一样陷人了“二元论”。施米特的摇摆不定也无力反驳苏联的魔鬼化的主权专政，因为照施米特的紧急权而言，魔鬼化的主权专政正好对应的就是紧急状态中的魔鬼。不仅如此，施米特的主权专制简直就是在论证苏联经济技术思维的合理性，于是这种“二元论”像以往一样又在求助于“上帝”或“神明”了。“施米特呼唤用神话统一起来的欧洲对抗被魔鬼化的苏联。”借助于神话来对抗一个魔鬼化、强大的经济技术理性构成的专制政权，显得既无奈又苍白，这也正好印证了像施米特一样的知识精英所具有的共同命运。我们说，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的实践，离开了“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无论是把捉经济技术理性，还是克服经济技术思维使其回归到人的本质上来，是永远办不到的。
施米特在反自由主义和反技术理性思维中针对现代性困境所作的有益尝试，尽管他根本不可能找出一条正确的出路，但他的探索留给我们的思考仍然是深刻的。神话的创造源于他对古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但是任何一种主权专制，不论是否存在“应急”状态，都会不同程度地制造出所谓的“应急”状态，从而可能形成类似法西斯式的专政。另外，对任何（包括科学技术、理性、宗教、甚至知识精英）的非理性的盲目崇拜也可导致一种灾难。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技术思维的盛行，尤其应当让我们关注，否则，这种经济技术思维会遮蔽住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知道我们该走怎样的路，甚至不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活着，在忙碌着什么。
作者简介：周书俊（1963--)，男（汉族），河北临西人，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南昌市，33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