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儒家价值观对鲁浙商文化的影响

　　一、引 言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域的不平衡现象，各省在经济总量、发展规划、产业创新、贸易结构以及企业家资源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学术界对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将山东、安徽、山西这些北方省份与浙江、江苏、广州等南方省份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尤为多见。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近年来，南方、东部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商业文化氛围，极大地推动着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到过温州、台州、宁波和绍兴等地的人会发现，这些地区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每个城镇均有成规模的企业群、工厂和各式作坊弥漫于各个村落，家家都在计划创业，梦想着如何成为一个企业家，江浙区域弥漫着浓郁的商业气息。

　　众多学者将研究视线转向了除资源禀赋和政策体制等方面外的深层次原因，得出了一个相近结论，即造成近年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等方面的差异。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经济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张佑林(2007) 指出，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范式是: 文化———经济主体行为———区域经济发展。毋庸置疑，任何经济形式、经济现象生成的背后总有某些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在起作用，因为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要受其所在环境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

　　本文在借鉴相关商业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发掘山东省和浙江省这两个经济发达同时也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大省在商业文化的形成过程、文化特质及对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等方面的差异，讨论鲁商文化和浙商文化是否受到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传统与现代鲁浙商业文化存在的差异性及鲁商文化和浙商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等问题。

　　二、文献综述

　　根据英国《商业历史和商业文化》论文集，商业文化被称为“某个特定商业社会里流行的文化，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商业者的经济行为和决策取向”。孟铁(1998) 认为商业文化是一种具有人文特质性的商品，它具有人本特质、商业精神、价值增值性等特征。其他观点包括将商业文化定位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模式，以提高企业绩效和其员工综合素质为主要目的，研究对象为商品和服务文化、企业价值观、外部环境文化、企业管理传统与营销文化等。本文认为商业文化与普遍意义的文化一样，是从事商业行为的经营者拥有的价值观，以及受这种价值观影响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一种关于如何从事商业行为的哲学。

　　对于鲁浙两地商业文化的研究，很多学者从鲁浙经济发展路径入手研究商业文化的不同。张卫国(2005) 认为鲁商文化重农抑商官本位、循规蹈矩求实在，是典型的内陆文化; 江浙文化崇文、开放、冒险，其特征与其地域性有密切关系。张佑林，王成菊(2010) 对文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和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山东省经济发展总体上落后于浙江，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鲁浙两省文化的差异。孙海燕(2009) 对齐鲁文化与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齐鲁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负面的影响。

　　另外，很多学者就山东和浙江商业文化的形成和衍变分别进行了探讨。孙建华(2011) 认为鲁商文化受多种自然、文化、社会“源素”影响，形成了鲁商思想文化的“元素”，其中包括官商文化、货殖文化、智谋文化、儒家伦理文化、农本治生文化等元素。章剑鸣(2010) 剖析了浙商文化的发展瓶颈，认为家族观念、实用主义等是浙江文化发展的障碍，并认为浙江文化拥有和谐中庸的特质，缘约性和仁义性也表现得很明显。杨轶清(2007) 对浙江商帮和商业文化的形成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宁波帮和温州帮殊途同归，并对商业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以看出，学术界已开始重视鲁浙地域文化的研究，并在商业文化的特点及形成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尚未从儒家价值观视角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

　　三、基于地域特点及商帮文化视角的鲁浙商业文化比较

　　(一) 基于地域特点的商业文化起源比较

　　从商业文化起源来看，两地商业文化萌生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山东又称齐鲁，古时齐鲁以泰山为界，齐发端于山东东北部，临海的地域特征孕育了东夷人敢革新、开放和善包容的文化特点，齐的文化体系以重实务和重功利为特点; 鲁文化是以礼义为核心的周文化系统，是儒家文化发源地，传统、伦理、道德、礼仪成为其文化重心。后来两地的文化体系逐步交融，形成了鲁商业文化诞生的土壤，鲁商文化中不仅具有齐文化的灵活和包容性，也拥有鲁文化的沉稳厚重。

　　浙江濒临东海，浙江人历来过着“十五习渔业，七十犹江中”的生活，忧患意识浓厚。浙江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江苏和浙江史称吴越。从文化历史源流来看，南下的夏文化与会稽地区的鸟图腾部族文化相结合，孕育而成越文化; 东下周文化与太湖东畔无锡、姑苏地区的鱼图腾部族文化相结合，交融而成吴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各具特色。浙江商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其特殊的地域性，深受越文化品格的影响。

　　浙江人素以“擅商”著称，浙江文化元素中最强有力的是重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受到“陶朱遗风”的影响，激发浙江人纷纷走向工商业界，并以经商致富为荣。

　　(二) 基于商帮文化的鲁浙商业文化起源比较

　　1． 山东商帮文化。山东商帮的内部结构颇为复杂，影响力最大的是胶东商帮，由登州、莱州等地的商人组成，其次还包括济南帮和济宁帮等。在经营范围上，由于胶东地区临海，其贸易多以海货为主，济南帮和济宁帮位于山东的内陆地区，以丝织品经营为主。在山东之外，鲁商的活动范围首先是在东北，“闯关东”就是例证，其次是长江流域，而后是河北、河南、天津、北京。齐鲁饮食业在北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在近代，山东商帮将鲁菜作为活招牌，诞生了一系列著名品牌，如便宜坊、正阳楼等，闻名全国的“瑞蚨祥”也是鲁商品牌。

　　山东商帮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部分山东商人具有浓重的官商文化情结，很多商人具有官员身份，如驰名全国的济宁玉堂酱园孙家，从几千两银子起步，经过几代人呕心沥血的经营，资本规模达到十万两之巨，创始人孙玉堂、长子孙善宝、三子孙瑞珍均担任过省巡抚以及尚书等重要职位。第二个特点是山东商人同时兼地主，具有农商色彩文化，如章丘孟洛川，孟家经营的“八大祥”遍布诸多城市，作为丝绸行业的翘楚，其规模和行业影响力无出其右，然而除卓越的经营业绩外，孟家的实力还体现在其大量的土地储备上，商业经营过程中常彰显出农耕意识。当然，鲁商中也有部分身份纯粹的商人，但其趋势并不主流。

　　2． 浙江商帮文化。浙江商帮古有龙游商帮、宁波帮、温州帮，龙游商帮历史上颇负盛名，“遍地龙游”的说法便是例证。龙游商帮以县级单位为大本营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商帮群体，龙游商人历来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浙西龙游是浙江商业文化的发端之地。然而，令人抱憾的是，龙游商帮未能战胜传统人文观念的束缚，农耕文化淡化了龙游的商业精神，但龙游的影响力仍体现在以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

　　宁波帮是目前浙江商帮的典型代表，“宁波帮”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辉煌成就无可比肩，正如谚语“无宁不成市”所描绘的景象。宁波帮的特点是“海商”，在与大海的搏斗中，宁波人形成了进取和冒险的精神，以及与他人精诚合作的态度和群体意识。近代宁波商人致力于形成各具特点的行业商会，以便更好地实现协同之力。宁波帮所体现的商业文化核心是开放与务实，这也是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在宁波商人身上融合后的具体体现。当宁波人的资本量汇聚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倾向于将其投放于实业继续扩大经营，而不是买田置地求稳求妥，这体现的正是其勇于冒险和开拓进取的商业精神。

　　温州人走出了不同于宁波人的另一条发展道路，“外流”是其典型特质，温州人的性格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会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做生意从小处着手，赚钱不嫌小利，只要是市场需求的，有利可图的，温州人就会涉足其中。温州人无地缘和资源优势，更没有政治背景做后盾，凭借极强的商业创造意识，开辟了小商品市场，以打火机为代表的小产品迈向了国际市场。温州模式所包蕴的敢为人先、吃苦耐劳以及抱成团等温州人精神都与该地域的民间信仰文化有关，通过民间信仰，温州人强化了原有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进一步地，温州人还在国际社会中发展出其独特的社会资本，形成了海外关系网，帮助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四、基于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传统鲁浙商业文化比较

　　基于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商业文化特质比较，旨在用儒家文化价值观核心维度对不同地域的传统商业文化进行解释，并揭示出商业文化的样式和规律。儒家文化是学派体系上的文化类别，以往研究认为儒家要旨与重视功利是无法融合的，正如“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但实际上儒家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孔子对商人非常尊重，对春秋时期自由商业繁盛持肯定态度。《论语·述而》篇中提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对于如何获取财富，孔子强调手段的正确性，要以其道取之，同时强调富民、惠民的积极政策，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孔子的义利观，为后来仕商阶层的形成、道义和商业之间的贯通，奠定了基础。

　　此外，经过历代发展与衍化，儒家文化价值观精髓已渗入传统鲁浙商业文化的商业理念和行为中，且引导了商业文化的衍变。许多商帮文化、地域文化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山东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自不必说，浙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较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然其意识形态中必然会承继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因子依然浓郁。从儒家文化核心维度———仁义、勤奋、和、诚信、官民对鲁浙传统商业文化特质进行系统比较。

　　(一) 仁义维度

　　传统儒家仁爱思想是指亲亲之爱，对他人和自然的爱护，正如孟子提到“亲亲、仁民、爱物”，体现为重血缘、重奉献，这个维度在传统鲁浙文化中均有体现。除此，山东商业文化中的仁义维度还包含了恪守正统、服从权威的涵义。鲁商文化普遍求稳求妥，隐藏于其后的是对“仁”的尊重，对正统和权威的顺从，对上级政策和体制严格遵守，不打擦边球，不在权威中寻找变通的余地，想尽办法把权威的政策落到实处，不越雷池一步。遵守规矩意味着对仁义的顺从，有些情境中“仁”凌驾于“利”之上。

　　浙江商业文化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反对抛弃功利而谈仁义，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正是这种思想的起源，讲究经世致用，讲求事功。浙江商人也重“仁”，但不是固执刻板地遵循已有教条，而是以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实现目标。此外，浙江商人对“仁”的尊重还体现在商帮内的互帮互助，“温州路”、“义乌路”和“浙江村”堪称典范。

　　(二) 勤奋维度

　　在勤的维度上，浙江商人和山东商人有相同之处，他们都能够在艰苦卓绝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吃苦付出，凭借坚强的意志完成商业活动。对于山东人的吃苦精神，从东北的拓荒史到山东企业家的奋斗史中都可以略窥一二。山东商人一旦认准目标，就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奋斗和追求，“苦干、实干”是山东商人在“勤”这个维度中的表现。浙江商人的吃苦精神也是天下闻名，“走过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是对浙江商人精神的写照，浙江商人的勤奋中，带有机智敏锐、精于商道、富有开拓的精神。

　　(三) “和”维度

　　儒家倡导致中和、礼之用、和为贵，以发自内心深处的和谐观和宽容力去处理各种问题，实现“合则众”。“和”的理念在商业环境中可体现为广结善缘，建立和扩大商业交易的联系网络。鲁商和浙商在“和”的维度上亦有相同之处，山东商帮曾在清朝初年就设立了上海、苏州、南京、汉口等地的分会，成为联络乡谊、团结互助的中心，浙江商人间向来联系紧密，商业沟通频繁，信息互通顺畅，小狗经济模式就是典型代表。

　　不同的是，鲁商文化中“和”维度还反映在对于血缘乡情和宗法的重视，恋乡恋土，偏安一隅，守土重迁意识重，从而演化出严重的本位主义。相较而言，由于浙东各学派的学术主张带有极强的包容性，加上“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和对西方重商文化的兼收，浙江“和”文化更多地表现为包容吸纳，能够存“异”，敢于存“异”，体现在浙商的文化气度、行为模式和经商风格中。

　　(四) 诚信维度

　　诚信是儒家文化的伦理基石，孟子曾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是做人与经商的根本原则。注重商誉，以诚为本，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注重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商道”求利润。山东和浙江商人在“诚”这个维度上具有一致性。山东商人以实在著称，干什么事情都以诚信为本，这与儒家文化崇尚传统，讲求忠、勇、仁、义的美德有关。浙江商人也将诚信看得非常重要，胡庆余堂有两句店训，即“真不二价，价二不真”和“虚和无人晓，诚信有天知”。正泰集团南存辉认为诚信是对人承诺负责，是一个企业的立市之本。商业以诚信为根本，这在山东和浙江商人身上都有闪光体现。

　　(五) 官民维度

　　浙江文化是典型的民文化，或可称草根文化，“百工之乡”的地利加上“百姓经济”的土壤，使浙江在全国都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推进经济发展的时候，敢于放手让成千上万“民商”自由搏击。民本的商业思想助浙江商人随机应变，无孔不入，在商战中把握先机，在微利中发现长远之道，具有顽强的商业生命力。

　　鲁商文化被冠以官文化，商业文化中带有强势性和傲气，官本位思想严重，山东商人对小业小利不屑一顾，不愿介入小商品、小生意。官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山东经济的发展。有研究认为其根源在于儒家文化的“重仕轻商”和君臣思想。本文认为，官文化的形成虽有文化传统的作用，但更依赖于现实社会的规则、潜规则及在这些规则下付出与收益的比较，不仅是观念问题，更多的是利益格局问题。

　　基于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传统鲁浙商业文化特质比较见表1。

　　五、基于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当代新鲁浙商业文化比较

　　20世纪90年代至今，山东和浙江经济都经历了调整和腾飞阶段，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认为两省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跟其自身的商业文化紧密相关，儒家价值观在鲁浙商业文化中衍化出新的内涵。

　　(一) 新鲁商文化

　　新时期山东商业文化亦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山东商人做生意“以义制利、诚信为先”的精神内核没有改变，涌现出了“保修终生”的三联家电、“真诚到永远”的海尔集团、“海纳百川、信诚无限”的海信集团等大型企业，以及“大棚蔬菜之父”———寿光孙集镇三元朱村支部书记王乐夫、章丘枣园镇万新村支部书记万守节等诚信仁义的践行者，诚信与仁义已经作为掷地有声的誓言渗入山东商人的骨髓中。

　　其次，山东商人不再守土重迁，偏安一隅，已走向中国和世界的舞台。海尔集团自然是其中的表率，海尔的全球化承诺已经让世人看到了山东商人的气魄。登海种业董事长李登海放弃“商而优则仕”的理念，为开创新玉米领域，远赴海南创业，积极开拓省外市场，山东商人已展示出开拓创新的精神，不再一味地恋乡恋土。

　　再者，山东商人发展大企业的魄力和能力逐步提升。潍柴动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谭旭光开创了一个个潍柴奇迹，潍柴作为内燃机行业优秀代表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其销售规模已过百亿且保持稳步增长，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独辟蹊径，成功研制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欧Ⅲ排放发动机，潍柴的业绩和辉煌足以让山东商界为之骄傲。“中国太阳能产业化第一人”———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在全国率先提出“G(green) 能源替代”战略，10年多来皇明集团创造了世人瞩目的“8422读数”，为经济发展和环保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不难发现，与浙江的块状经济产业链不同，山东经济有自己的模式，部分学者将其比作是“大象经济”，一批在行业里有重要影响的大企业支撑和引领着山东经济的发展。

　　(二) 新浙商文化

　　新浙江商业文化在延续继承传统儒商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将儒家文化的两个价值维度发挥到了极致，一个是“勤”，一个是“和”，“勤”和“和”相结合催生了浙江新商业文化的独特性和生命力。

　　在“勤”这个维度中，浙江人除继承传统商业文化惯于思考、总结和行事灵活的因素外，更将“勤奋”衍化为高昂的创新精神，在变革中不断寻求超越，成为一种敢于打破、创造而后重塑的勤奋精神。不论是70年代的鲁冠球、徐文荣、沈爱琴，80年代的南存辉、胡成中，还是如今新经济网络产业代表马云和孙德良，浙江商人无不秉持自我超越和革新的理念，孜孜以求，以创新作为经商的主要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56个城市商业文化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用创业和创新维度来测量城市的商业文化竞争力，宁波在创业精神方面排名第一，商业文化竞争力排名第二，杭州的指标也都排在前十。浓郁的求新意识、标新立异的创新氛围在浙江大小城市中均有体现，也成为全国城市的典范。此外，2010年浙江累计注册商标41． 64万余件，占全国注册总量十分之一，居全国第一。“十一五”期间浙江有123个科技项目获得国家大奖，新建57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26个重大科技专项、2548个重点科技项目，新增发明专利授权量1． 8万件。

　　在“和”的维度上，除继承传统浙江和文化中的包容性外，最大的特点是衍化为浙江商人强大的“抱团精神”。这种抱团精神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互助，二是互信，三是共赢。浙商之间的产业链配套和相互间的资金拆借，在求利的层面之上体现出了一种团结、合作和信任的精神共鸣。面对困难，浙商选择的是共渡难关; 面对机遇，浙商选择共谋发展。协会和商会是浙商开拓某个行业的先锋组织，2006年米兰国际眼镜展会，温州商会组团一起参展，80多个展位被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一举拿到4000万美元订单。2010年，郭广昌与张国标共同发起创立了浙商建业有限公司，以抱团方式进军中国的商业地产。“浙商建业”体现的是浓厚的“浙商效应”，不仅由复星集团、富春控股集团投资建立，阿里巴巴集团也成为重要股东，上海浙江商会上千家浙商企业也对其鼎力支持。目前备受关注的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由马云牵头，复兴集团、银泰集团等大型浙企在跨领域、深合作与求创新方面的又一杰作。“和”这个维度使浙商面临金融危机时没有元气大伤，面临发展机遇时迅速切入，以高昂的协同力在行业拓展中游刃有余，就像东非草原的斑马，成群奔跑，共同奔向目的地。

　　(三) 当代新鲁浙商业文化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发现，新鲁浙商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勤”和“和”维度上:

　　(1) 实干、坚持、兢兢业业的勤奋态度在鲁浙文化中均有体现，但浙江人的勤奋更多体现在饥渴般地寻求变革和自我超越，具有敢于打碎一切而后重来的大气魄，以及永不满足于现状的尝试精神。他们的勤奋是对创新的渴望，这种不停歇的渴望不仅是一个或者几个浙江商人的特征，而是整个浙江商人的群体表现，自上到下，自下到上，创新与变革已经成为浙江商人的精神依托。“鲁冠球与万向国际化思维”、“马云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理念”、“宋卫平与绿城房产文化细节和气质”，这些优秀的创新典范将浙江商人的创新思维提炼到极致。浙江人已习惯将卓越的思维力和敏锐的视角相结合，用新思路开创商业新模式，形成新的文化力和商业哲学思想。

　　山东商人已在创新的道路上起步，正如海信的“信芯”、潍柴的自主发动机以及层出不穷、功能迥异的海尔白色家电，但这种创新精神并没有在山东商人整体中形成普遍趋势，很少有企业家能将创新力提升到商业模式和商业哲学的层次，而更多的是在技术、质量和服务等方面的提升、改进和优化。

　　(2) 在“和”的维度上，鲁商文化缺少了浙商文化中的抱团精神，山东企业更善于凭借一己之力闯天下，广而不聚，企业与企业之间没有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文化氛围。山东企业间的合作多是在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运作下形成的，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间的强强联合，多出于行政安排，而非企业间的自发合作。

　　山东是资源大省，大企业掌握多数资源，但多数企业不善于借助外力，各种资源间的有效配置能力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山东经济的发展。浙江企业家更懂得集腋成裘，分工合作，将几百亿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在一起，迅速把握各种商机，正如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簇群经济以及以商会为引领与全国各地签订的广泛战略联盟等。“质胜于文”是山东人的主导色调，这种性格造就了齐鲁人的质朴气质，但缺乏灵活性与强烈的合作意识。

　　基于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新鲁浙商业文化特质比较见表2。

　　六、结 语

　　(一) 对于鲁商文化

　　自古至今，仁义诚信已成为鲁商文化的标签，未来企业的发展仍需将儒家价值观发扬光大。更为重要的是，鲁商文化要想焕发出勃勃生命力，应更加兼容并包，克服本土性，在稳健经营中大胆创新，敢于尝试。

　　这种创新要不仅停留于完善产品、提升服务，而是敢于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走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加强商业经营的创新力。

　　同时，山东企业要提高自身借助外力、依群利己的能力，加强企业间的合纵联合和资源共享。山东位于环渤海经济带，深处蓝色经济区和黄三角经济区的交汇点，未来发展机遇广阔。山东企业有优秀的经验和传统，不缺资金、不缺规模、不缺资源、不缺吃苦和奋斗精神，但是缺少整合资源的灵活头脑，缺少发现商机迅速切入的敏锐视角，缺少与其他兄弟企业实现共赢共利的大气魄。山东企业要充分借鉴浙江企业优秀的发展经验，将儒家文化“有容乃大”和和合奋进的精神充分发扬。山东商业文化中需多些务实开拓，多些冒险进取，多些个性自由，多些迂阔空疏。山东企业家更要秉持创新开拓的精神，积极践行创业理想，在山东开辟一条“温州路”。

　　(二) 对于浙商文化

　　传统文化中蕴含深厚的儒家文化理念，重忠、重仁、重义、重信，这些优秀的礼义观念被山东企业成功地导入企业，使一批批优秀的管理团队勤勤恳恳为企业工作，与企业共生共荣。山东企业也多宣扬儒家文化，善于放权，敢于信任，管理团队的稳定性较好。然而，浙商面临的普遍问题不是资金，而是人才在企业中的凝聚力。浙江商业文化中有一种“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态，“人人做老板”的商业理念较为盛行，只要手中有一点资金，就会去积极开创事业，争当老板，不习惯为别人工作。浙江企业的中层管理团队多以外聘职业经理人为主，多年来职业经理人在浙企中发展得并不顺畅，离职、不作为现象频繁发生，这对浙江企业的长足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在管理上要注意经理人和企业掌舵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对职业经理人要抱有合理的期望和充分的信任，以包容性的心态给予其施展才华的时间和空间，抛弃传统用人唯亲的桎梏。

　　建议浙江企业在人才管理上吸纳儒家文化的精髓，仁者爱人，以人为本，逐利抓机遇的同时注意企业的中流砥柱———管理团队的培养，在给予合理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同时，规范自身企业的制度管理，树立企业家的良好心态，加强文化融合，形成互信的文化氛围。

　　儒家文化本质是为人处世之道，它对传统和新鲁浙商业文化的影响都是根深蒂固的。在潜移默化之间，鲁商和浙商将儒家价值理念与商业实践充分结合，又经历多年沉淀，衍生出各具有特色的商业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但又同根的文化体系孕育出了繁荣的地方经济，培养出了优秀的企业家。新一代的鲁商和浙商应积极发挥自身优秀的商业精神，将儒家精神的内涵和现代商业精神进一步结合，以商业价值的创造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将山东商业文化和浙江商业文化打造成与时俱进、创新坚韧、和谐合作的新时代商业文化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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