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来源：UC论文网2016-05-25 11:28
摘要：
在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之后，2015年7月29日至8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遵义师范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遵义召开。
一、对以往研究偏差的批评与纠正。
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为土司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契机，但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纠正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与偏差，才能把土司研究继续推向深人，这巳成为与会者的共识。李世愉《深化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指出，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与偏差。今后的研究，要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的基本概念，要避免对土司制度的泛化与美化，尊重历史。邹建达《土司研究应避免碎片化》认为目前的研究存在着碎片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过分注重细枝末节，而忽视对整体的把握，建议做好学术的组织和引导，开展学术争鸣，使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李良品《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应注意的八个问题》针对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建议要重视土司制度运行机制的研究，重视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注重对土司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避免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罗维庆《同中存异：元明清土司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论述了元明清三朝土司制度的变化与异同，同时指出，看不到这一点，也是造成目前出现所谓“狭义土司”和“广义土司”不同见解的重要原因。
二、对制度层面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对制度层面的研究。承袭制度是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涉及面很广，绝非简单的父死子继问题。陈季君《〈清实录〉所载土司承袭事例初析》全面梳理了《清实录》所载858个土司承袭事例，指出清代土司承袭制度在一般情况下是依定制办理的，特殊情况可以请旨另行处理。廖佳玲《论播州杨氏土司的承袭制度》及王君义《试析明代土司承袭制度——以播州杨氏土司为例》均以播州土司为例，重点考察了明代土司承袭办法的制定，承袭次序与信物标准的确立，认为明代土司的承袭制度已日臻完备，而其核心内容在于对土司的有效控制。朝贡制度也是土司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中央王朝与土司地区联系及相互认同的重要方式。胡凡《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式》认为，明代土司朝贡体制形成于洪武时期，其理论背景是明统治者的“天下观”，而管理机构为礼部、鸿胪寺、会同馆。
三、对改土归流的研究。
改土归流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次研究会进行了更为深人的探讨，取得了新的进展。陈维新《鄂尔泰改土归流及招抚贵州丹江等地奏折及舆图简介》专门介绍了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近五百件鄂尔泰的奏折，这些档案对于我们研究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张传跃《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地区政治格局之变动》认为，雍正朝对湘西土司的改流是“渐进式”的变动，而对生苗区的开辟则是“激进式”的。从实际效果看，前者要好于后者。这对于今天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郗玉松《改土归流与湖广土家族地区城市的重建》梳理了改流后土家族地区府州县城修筑与新建的具体情况，认为新建之城内象征皇权的物化符号明显增多，展现了中央皇权取代土司王权的历史进程。
四、对土司与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探讨。
这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点。彭福荣《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指出，土司的国家认同，表现在亲附华夏一汉民族，传承实践王朝国家的制度文明，拱卫国家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等几个方面。其实质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使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葛政委《论边缘族群的国家认同模式——兼议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历程》认为，中国自战国时便延续着“边缘一中心”的族群结构，边缘族群对中心的认同表现出离散错位式、矛盾式、依附式、抵制式和主体式五种认同模式，而容美土司所经历的认同发展过程，是沿着一条较为理想的途径前进，“边缘一中心”的误解不断化解，进而促成了一个向心的边缘形成与稳定。滕兰花《浅议明代云南壮族土司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壮族土司为例，论述了土司的国家认同经历了自在到自觉、朦胧到清晰、局部到全局、低级到高级、松散到聚合的发展过程。曾超《李化龙平播纪功铭与国家认同内涵研究》认为李化龙的《平播纪功铭》体现了浓郁的国家认同观念，这种国家认同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强制性、引导性认同，而杨应龙被诛正是违背了国家认同的结果。宋娜《论“家国共构”格局下的土司制度特征——以杨应龙之乱为考察中心》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五、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一直是土司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则主要围绕播州土司展开，如谭其宣《播州治域变迁及其原因》、苏涟《贵州建省与播州杨氏的悲剧》、肖远平及王伟杰《申遗成功后海龙屯的文化符号塑造和价值诉求博弈》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必将对今后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