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筑期刊投稿经验分享

一、南京地区的民国建筑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1864年湘军破城，经历这次战争，南京毁损极大。后由于沪宁、京浦铁路通车，南京作为铁路重枢，才又开始发展。1927年蒋中正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1930年南京成为行政院直辖市，政治、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升，成为国际性都会。据统计，全市目前保存下来的民国建筑共有1000余处，占地900多万平方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民国建筑就有200多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从功能上讲南京的民国建筑主要包括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和工商业建筑三大类，其中公共建筑居多，这是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特色。《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把南京的民国建筑从时代上划为三类： 1.1910—1927年：这一时期的很多建筑几乎都是仿造西方形制，并且以此为荣。典型的例子有1915年建造于下关宝善街的扬子饭店，1917年在江边兴建的下关电灯厂，1918年建造的位于下关大马路的中国银行和江苏邮政管理局。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办公场所就是两江总督张人俊修建于1910年的西式花厅。从建筑艺术上讲这一时期流行西方折衷主义建筑。折衷主义流行于19世纪20年代欧美的一些国家，特点是任意模仿历史上各类建筑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形式，不讲究固定的法式，只讲求比例匀称，注重纯形式的美。这类建筑在清末南京开埠后比较流行，扬子饭店就是就地取材利用城砖修筑折衷主义建筑的典型。 2.1927—1936年：这近十年是南京的建筑高峰期，也是中国建筑史上宝贵的兴盛期。修建于这一时期的建筑有1926—1929年建造的中山陵、铁道部大楼（1928年建造，1945年后改为行政院）、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31年）、小红山主席官邸（1931年）、1931—1933年建造的谭延恺墓、1931—1936年建造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1932~1933年建造的首都饭店和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福昌饭店（1933年）和交通部大楼（1933年）、1933—1934建造的行政院和地质矿产陈列馆、1935~1936年建造的中山陵藏经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新都大剧院、国际联欢社等。 这一时期建筑业不仅发展迅速，而且相当显眼，体现出了南京作为首都的文化特色，政治类、军事类和大型公共建筑广为发展。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和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近代建筑风格并行，同时出现由此二者催生的现代化民族形式建筑。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强调建筑式样与时俱进，主张摆脱历史上过时式样的束缚，积极采用新材料和新结构，创造出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建筑风格，首都饭店、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福昌饭店、行政院、地质矿产陈列馆等皆是此种类型。现代主义传承了一些折衷主义的特点。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传统主义宫殿建筑，这种建筑最早见于一些西人兴办的教会学校，如原金陵女子大学的会议楼、科学馆、文学馆、图书馆、大礼堂等，校方希望用模仿中式的建筑表达教会尊重中国文化的姿态，以使中国的学生在传统建筑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1929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首都计划》，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建设政府建筑，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盛，呼吁对民族建筑文化的回归，于是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又获新生。然而其存在造价昂贵，费时费工，建筑格局呆板的缺憾，设计师们又大胆探索出了新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一般采用现代建筑的平面组合与体形构图，并多用钢筋混凝土平屋顶，或用现代屋架的两坡屋顶，但在檐口、墙面、门窗及入口部分则重点施以中国传统构件装饰，并辅以适当的传统花纹图案。中央体育场建筑群、紫金山天文台、中央医院、中山陵音乐台、外交部大楼、国民大会堂就是此种风格的经典之作。 3.1937—1949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失守，沦陷八年期间，南京建设几乎停滞。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还于旧都，重建首都风貌，宫殿式和新民族形式建筑逐渐淡出，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建筑有1946年建造的北极阁宋子文公馆、1946年建造的美国大使馆、1946—1947年建造的美军顾问团公寓、1947年建造的公路总局、1948年建造的延晖馆等。南京在将近2500年的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个性的三大文化：六朝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从物质层面上来讲，南京历史上的三大文化各有千秋：六朝文化主要以散布在田野里的陵墓石刻称奇，明文化主要以环绕在南京城周围的城墙（包括明孝陵）擅雄，民国文化则主要以集中在城内的各类建筑物（包括中山陵）而享有盛名。”如果在民国文化内部继续划分，南京所代表的民国文化可称为首都文化类型，其特点就是政治色彩浓厚（官邸和中央政府机构多），民族风格和西式风格建筑并举，但一定要凸显前者（如第二期的大量建筑），以示严敬、肃穆、庄重。重庆作为陪都时期的民国文化大致也可划分到首都类型中。 二、上海地区的民国建筑上海地理位置优越，处长江口，毗邻东海，交通便利，开埠之后发展迅速，20世纪初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城市，30年代城市固定人口已超过300万，号称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租界繁多，外国居民数量冠于全国各大城市。在建筑特色上，兼容并蓄，集风格迥异、不同时空的各个流派于一体，故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形成了“海派”建筑风格。上海民国时期的建筑按时间也可分为三类：1. 1910—1927年：上海1843年强制开埠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开始建设租界，建造了大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建筑。这种建筑风格随着租界的扩大，开始在上海特别是外滩星罗棋布的分布。1910~1918年期间上海建造建筑4000余栋，几乎每天都有新建筑落成。这一时期的民国建筑体现出了上海作为开放城市的特色，风格趋于洋化，传统因素很少，主要流行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复古主义风格是将古希腊建筑中象征男性雄健阳刚之气的陶立克式廊柱、明喻女性柔和纤巧之美的爱奥尼亚式立柱；古罗马歌颂胜利、崇拜英雄的半圆形穹顶、拱券，洛可可式门面雕饰融会于一体，传承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特色。代表有1910年建造的外滩英国总会、1911年建造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916年建造的亚细亚大楼、1920年怡和洋行大楼、扬子大楼、1923年的汇丰银行新厦、1925年修建的江海关、大世界游乐场、国际礼拜堂、1926年法国总会。这一时期的建筑外表豪华美观，体现出浓厚的巴洛克式建筑美学色彩。2. 1927—1936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全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上海也进入了建筑高峰期。1927年国民政府将南京和上海定为特别市，刘纪文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政绩斐然，上海由吴铁成主政，亦有不小成绩。1929年和《首都计划》同时出台的有《大上海都市计划》，倡导使用本民族的建筑式样。上海开放性深广，深受欧美文化影响，加上民族传统建筑耗时耗财，于是就萌生了衔接这两类建筑文化的“海派”风格。“海派”的说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本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京派”文化对上海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文化的一种贬称。“海派”风格的建筑具有重商、开放同时又杂糅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杂糅主要为中西之间的杂糅：细部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语汇”的西式建筑和在中国传统建筑上追求、体现“西洋化”的建筑。最富有上海特色的莫过于上海的“里弄”建筑，此种建筑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的门埭改作石库门，石库门本是传统的里弄制建筑，但在结构和内部装修上却采用西制，中西杂糅，形成了独特的“海派”风格。当时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江湾市府大厦等均是这种建筑。“海派”风格也包括西式建筑之间的杂糅。这一时期建筑飞速发展，风姿各异的建筑成片出现。1934年国际饭店建成，为当时远东第一高楼。著名的建筑还有沙逊大厦（1929年）、华懋公寓（1929年）、金城银行（1929年）、慕尔堂（1930年）、东正教堂（1931年）、八仙桥青年会（1931年）、百乐门舞厅（1931年）、国泰大戏院（1932年）、市政府大厦（1933年）、大上海大戏院（1933年）、跑马厅（1933年）、毕卡地公寓（1934年）、百老汇大厦（1934年）、上海体育场（1935年）、大新公司大楼（1936年）等。建筑史学者伍江写的《上海百年建筑史》，后附《本书涉及建筑物一览表》，共涉及1847—1949年百年间上海著名建筑139处，其中70处完成于1927—1937年这10年间，占50%，可见这一时期建筑成就之大。“海派”风格正是这一时期建筑风格的精当概括。 3. 1937—1949年：1937年8月份，凇沪会战打响，11月上海沦陷。此后八年，由于日军占领，汪伪政府统治，战后经历收回租界及经济震荡等，都市的发展因外界干扰而遭到空前的破坏。但即使如此，上海发展水平仍居国内各大城市前列。1945年光复后，建筑建造不多，建筑风格依然承袭第二个时期。因为战争动乱抑制了投入房地产的资本，阻碍了建筑工程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大批建筑师、工程师无以为继，只好投身教育。所以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多少重要的建筑，却给新中国的建筑业留下大量宝贵资料和人才。 上海和南京虽同为特别市，却属于另一种民国文化类型，即工商都会类型。工商文化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古希腊的雅典、克林斯等城市就是这种风格。上海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近代历史上有目共睹，各式各样的势力（国民党、共产党、日本及欧美各国）都曾把上海当作叱咤的舞台，“海派”风格正是上海作为工商都会具有创新性的最好注脚。上海的民国文化特色在中国绝无仅有，给我们研究民国社会百态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三、镇江地区的民国建筑 镇江明、清两朝称镇江府，1912年改为丹徒县，1929年江苏省政府迁于此，易名镇江县。镇江地处长江京杭大运河汇合处，为沟通苏南、苏北水路交通枢纽之一，商业、贸易、金融业发达。1908年津浦、沪宁铁路通车，南北贸易由水路转入铁路，镇江的贸易地位开始被南京取代，金融业日渐凋零。镇江本是依托运河的港口型城市，商业发达，现代工业基础薄弱，其工业发展规模在江苏省也排不上前列。1927年4月，蒋中正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任命钮永建等十六人组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省政府组织法颁布后，改称省政府，钮永建为第一任江苏省主席。1929年春，江苏省省会由南京迁至镇江。迁入的江苏省政府和民政厅均设在镇江仁章路的清代将军署内（今公安局所在地），省财政厅设在省府东南的清代都统署（原海龄副都统衙门，今军分区优士园所在地），北门内的镇江府学学宫改作省教育厅办公之地（今359医院所在地），建设厅和农矿厅则安排在八叉巷西段原镇江第九师范及附属小学内（今为省军区后勤部中山东路和八叉巷的宿舍）。 江苏省省会甫设镇江，省政府就提出“建设省会、改造镇江”的口号，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文件，有《设计镇江新省会建设》、《江苏省会分区计划》、《江苏省会新沟渠计划》等。从1929年到抗战爆发前，镇江的市政面貌得到了较大的改观。城区原来街道狭窄，最宽的路面堰头街、西门大街也不过五米左右，仅能供轿舆和人力车交会。主要街坊道路多以长条石板铺设，下为下水道，承载力不高，石板因时久长，人行其上，往往咯咯作响。为此，省政府兴建了省府路、中正路、中山路等主要干道，并且在筑路同时就铺好地下水管道，改善了城区的饮水条件。即便如此，1936年自来水用户也只达到1460户，占城乡居民户的3.6%。经济不景气和消费的萎缩造成市政建设的萧条，省政府财政窘迫，市政工程建设的资金难以保证，有时甚至维持城市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营也捉襟见肘。 镇江此间落成的建筑有：江苏省立镇江医院（1929年）、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1930年）、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1931年）、江苏省立镇江公共体育场（1933年）、江苏省会测候所（1934年）、江苏省立医学院（1934年）。这些建筑多采用西式风格，建造随意，没有太多文化内涵。值得一提的是公共体育场，其占地5万平米，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等，还有健身房，是当时闻名全国的设施齐备的体育场。抗战爆发后，这些建设都被迫停止。 在作为江苏省省会期间，镇江的文化建设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本来可以依靠优越的政治条件获得发展，但由于商业路线由水路向陆路的转移，其近代工业基础的薄弱，再加上南京上海两巨头对投资基金和消费资金的吸引，以及抗战时期的战乱，直接造成镇江民国文化的稀薄。这样的例子在长三角地区数不胜数。民国文化中心在长三角，固然不假，但也不能忽略民国文化在长三角地区不均匀分布的事实。把长三角置于全国视野考察，我们也可得到这样的认识，即民国文化遗产在分布上：城市丰富于乡村；大城市丰富于小城市，很多小城市甚至找不到民国文化的任何遗迹；呈现出相当明显的不均衡化甚至两极化，这和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省会和下属市镇之间的关系，即民国政治体系结构有很大的联系。镇江作为江苏省会，民国文化遗产稀少的可怜，这是长三角地区民国文化遗产的又一类型，即小城类型，特点是文化遗产少、没有凸显出民国历史特色。这种类型的民国文化多保留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不发达的小城当中，安徽、苏北、苏南、浙北等地此种类型随处可例。 民国文化本质还是历史文化，孙静宣先生曾讲“保护历史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也只有合理的利用，才能充分展示其固有的价值，并使它们与现代化生活相结合，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的目的”。民国文化的特色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中西合璧的创新性，科学唯理的现代性，这三个特点在民国建筑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南京和上海不仅在长三角，在全国也是民国文化的重镇，以镇江为代表的众多小城在这两大中心的辐射下，或多或少也具有些民国文化的积淀。正如孙先生所言，保护历史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我们对民国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也是为探索如何保护民国文化遗产提供一种思路。民国的建筑文化遗产不单具有历史文化遗产的属性和价值，还被赋予不可取代的政治意义，它可以黏合两岸对历史的认同，在感情上拉近两岸距离，为对话创造良好条件，给民族团结提供了向心力的作用，今年连、宋相继拜谒中山陵就反映了这种情况。长三角作为民国文化遗产的重心，城市现代化进程也走在全国前列，如何将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谐调发展，可以直接作为全国城市建设中处理文化遗产时的宝贵经验。我们也要看到，历史既是凝固的，也是流动的，我们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在丰富着我们时代的文化。

民国建筑群同德里、同益里。苏州的古建筑除了粉墙黛瓦、飞檐翘角，还有保存相对完好的纯居住民国建筑群同德里、同益里，电视剧《都挺好》中的“苏家老宅”取景于此。 苏州的古建筑除了粉墙黛瓦飞檐翘角，其实还有民国建筑。同德里、同益里是苏州古城内较为少见、保存相对完好的纯居住民国建筑群，清水砖墙，雕花券门高高拱起，艾欧尼柱子雄伟壮观，朱红色石库门上挂着铜制门环，一派西式建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