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论文网 > 期刊发表百科 > 正文

梁启超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发布时间2024-05-21 23:14:47

梁启超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罗马帝国的分裂

你想写什么主题的论文你就直接去汉斯出版社的官网上检索就行啦,通过关键词检索

论中国少年说梁启超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周围还有好多学生不文明不讲礼仪。在我们的校园内、楼梯上总能见到与我们美丽的校园极不和谐的纸屑,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的同学和清洁工打扫,扔了又何妨;再例如有的同学在教学楼走廊上追逐打闹,走路推推搡搡习以为常;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把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文明习惯的养成,而这并不应该是我们21世纪中学生的作为。事实上,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我们顺利学习的前提,也是树立健康人格的基础。在学校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学就可能目无纪律,不讲卫生,扰乱班级的学习环境。相反,如果我们养成了文明的行为习惯,学习环境就一定是良好的、有序的。我们知道:一个学生具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才能构建出优良的学习环境,创设出优良的学习气氛。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抓好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那我们即使拥有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于人于己于社会又有何用呢?所以,在这里,我倡议大家首先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懂文明、有礼貌的好学生。记得一位名人曾说: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构成的,而不是由文字。无数事例表明,走向事业辉煌、开创成功人生的关键是高尚的情操。代表民族未来的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的东西有很多很多,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什么样的思想品质和什么样的道德水准去接过人类文明的接力棒。作为一个小学生,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仪表起码必须符合学校的气氛和学生的身份,保持大方、得体的仪表,这才是我们最亮的一面!我相信,经过我们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一定会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校园。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臂膀。没有了文明,就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学习应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人,学做社会人,清洁环境,文明校园,从我做起,让文明礼仪之花在我们的校园处处盛开。

做人,肯定要做到善良。有一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父母也从小这样教育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故意向一条小道扔小石头。虽然小道又窄又偏僻,爸爸看见了,急忙上前制止了我,并教育我道:“怎么能这样子呢?”“怎么了……”我感到爸爸在生气,但又委屈地说。“你这样可能会让骑车的人摔倒,这等于是在陷害别人!”爸爸激动地说着,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看到我好像意识到了错误,爸爸的口气缓和下来了,继续说:“儿子,你应该还记得去年摔倒的痛吧?骑车摔倒比那样还痛!”我下意识地捂了捂左手,那道伤,令我难忘。这时,爸爸变得和往日那般慈祥,道:“快把那些小石子捡起来吧。”“好!” 一个教训,让我知道,我应该小心地做每一个细节,我生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伤害到他人。 当人,做人还要守时,虽然妈妈没有给我讲这个道理,但却总是用行动告诉我这个道理。每次,和别人约定出行时间时,妈妈总是要提早几分钟到达。她说,这样,才不会让别人等我们。有一次,我还戏谑道“宁教我等天下人,休教天下人等我”。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耳濡目染,学着妈妈,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父母的一些举动,总能影响孩子。优秀的品质,就是从中培养起来的。 这就是我家的家风,它让我从中养成了许多好品质,这样的家风,值得传扬!

梁启超对佛学的研究论文

等你也屎了你就知道了

菩提,意思是觉,醒。 佛陀,意思是“已经觉悟了的人”、“觉者”、“悟者”。 关于佛教的倒流,即中国反向印度传法。 最有典型意义的“倒流”现象是宋赞宁的《宋高僧传》二七《含光传》所讲的情况。《传》中说: 这个短短的《传》里讲到湛然见含光,含光谈到一个印度僧人再三叮嘱含光把智的著作翻成梵文,传到印度。看来智对大乘空宗的研究水平超过了印度空宗大师龙树。 赞宁是一位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高僧。他写完了《含光传》以后,心有所感,在《传》后面又写了一个《系》,发挥自己对含光遇到梵僧这一件事情的感想。这一个《系》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篇重要文字,内容丰富,含义深刻。 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篇蕴藏着许多深刻内容又十分有启发性的《系》吗? 《含光传·系》中提出的根干与枝叶问题。《系》中用尼拘律陀树来作譬,说明有时候难以区分的情况。尼拘律陀树,意思是“向下生长”,应该就是榕树。在榕树这里,根干与枝叶互为因果,难解难分。用这样的榕树来比喻作为根干的印度佛法与作为枝叶的东夏佛法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难道不是一个非常聪明、含义又非常深刻的比喻吗? 《含光传·系》中提出来的秦人或东人与西域之人(印度人)的区别问题。 这是一个异常深刻、异常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不是也关心中国人同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的区别究竟何在的问题吗? 《含光传·系》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下面的意见:“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 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敏利,言少而解多,印度人淳朴而好繁。最早的佛经,连篇累牍,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言,同样的话能一字不移地一再重复,因此说“言重”。这个意见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就拿巴利文佛典来说,同样的词句,一字不动,换一个地方又重复一遍,而且重复之中套重复。因此英国刊行巴利文佛典不得不删去重复之处,加以注明,节省了大量的篇幅。我猜想,佛典产生在发明文字之前,师徒口耳相传,为了加强记忆,才采用了重复的办法,否则实在难以理解。 在上引的一段话里,最关键的提法是“念性”与“解性”两个词。 什么叫“念性”呢?“念”的含义是什么呢?在佛典中有不少地方出现“念”或“忆念”这样的字眼,比如“忆念弥陀佛”、“忆念毗尼”、“系念思惟”、“正念”、“惟念”等等。这个“念”字来源于梵文,一般的用法其含义是“念”,“忆念”。但作为宗教哲学术语,指的是“全部的神圣传统”,或者“凡人老师所忆念的”,包括六吠陀分支、传承经和家庭经、《摩奴法论》、两大史诗、往世书、伦理论等等。 常用的译法是“传承”。与之相对的是ruti,指的是仙人们直接听到的,比如《吠陀》等,只能口传耳听,不许写成文字。常用的译法是“天启”。这样一来,所谓“念”就与“传承”联系在一起了,它表示固守传承的东西,有点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意味。 而中国人则是“解性”,所谓“解”就是“理解”、“解释”,有点探索、钻研的意味,不囿于常规,不固守传承的东西。《含光传·系》的作者就是这样来说明中印两方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的不同之处的。 补充几句话,讲一讲“性”这个字。意思是“本体”、“本质”。 陈寅恪先生在《武曌与佛教》这篇论文中,引谢灵运《辨宗论》的一个看法:华人主顿,夷人主渐。谢灵运的解释是:“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 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这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无须赘述。中国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有别于西方人的分析。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像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连极端抽象的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史也表现出来了这个特点。《含光传·系》认为印度人“念性”,而中国人“解性”,实在是深中肯綮。 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那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人的“独悟”问题。梁启超认为“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他由此想到中国人富于研究心,中国人有“创作之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它牵涉到民族心理学与宗教心理学,值得探讨,谨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耶稣教和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各有一部《圣经》宝典。耶稣教的是《旧约》和《新约》,伊斯兰教的是《古兰经》。这两个宗教的信徒们,大概认为天下真理均在其中矣。只要勤学熟读,深入领会,用不着再探讨其他真理了,至少在社会和人生方面,是这个样子。 佛教似乎是一个唯理的宗教,讲求义理的宗教,不要求信徒盲目崇拜的宗教,不禁锢信徒们的思想的宗教。大乘唯理的倾向更加明显。它对宇宙万事万物,对人类社会,对人们的内心活动,都深入钻研,挖掘之深、之广,达到了惊人的水平。 它十分强调智慧,标举“缘起”的理论,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变动的。因此恩格斯认为佛教有辩证的思维。它的理论当然会有矛盾,会有牵强附会之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总起来看,它的教义中颇多哲学因素。 古代印度有一个传统,宗教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乘佛教继承而且发扬了这个传统。大乘还提倡逻辑学,所谓因明学者就是。在这里大乘唯理的色彩也表现得很突出。这样的情况就促使佛教产生了大量的经典。经、律、论,样样齐全。有的部派还有自己的经典。结果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佛教的经典就多到了超过汗牛充栋的程度。 而且佛教同另外两个世界大宗教不同,始终也没有确定哪一部经典是圣经宝典,唯我独尊。所有的经典都并肩存在、庞然杂陈。这些经典通常称为“大藏经”,有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满文、蒙文、傣文等不同的文本,量有多大,谁也说不清。 有的学者说,佛教是无神论。有的人就义形于色地挺身起来反对:哪里会有无神的宗教呢?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我们不妨粗略地把佛教分为两个层次:高和低。低层次的佛教烧香拜佛,修庙塑像,信徒们相信轮回报应,积德修福,只要念几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单纯一声:“阿弥陀佛!”就算完成了任务,不必深通佛教义理,宗教需要也能得到满足。 但是,这并不是佛教的全貌,只是低层次的佛教。高层次的佛教信徒,虽也难免晨钟暮鼓,烧香礼拜,但是他们的重点是钻研佛教义理,就像一个哲学家钻研哲学。钻研的结果,由于理解面不同,理解者的修养水平、气质、爱好也不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宗派。 小乘时期,宗派已经不少。大小乘分裂以后,宗派日益繁多,流传衍变,以至今日。现在世界上已经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佛教宗派了。 总之,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宝库,又允许信徒们在这一座宝库内探讨义理。有探讨义理的自由,才能谈到发展。有了发展,才会有“倒流”现象。这是再明白不过的。 同小乘比较起来,大乘的思想宝库更丰富、更复杂、更富于矛盾。唯其更富于矛盾,给信徒们或非信徒们准备的探讨义理的基础,才更雄厚,对义理发展的可能也就更大。 参考资料: 《花雨满天》之《佛教的倒流》

找到两本。。。。。。。。。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作者:梁启超 著 [同作者作品]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9926681 上架时间:2008-5-14 出版日期:2008 年1月 开本:16开 页码:389 版次:1 所属分类: 哲学/宗教 > 宗教 > 佛教 目录一览: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附录 佛教大事表 佛教之初输入 附录一 汉明求法说辨伪 附录二 《四十二章经》辨伪 附录三 《牟子理惑论》辨伪 印度佛教概观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原题《印度之佛教》) 附录 说无我 佛教与西域 又佛教与西域 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翻译文学与佛典 佛典之翻译 附录 佛教典籍谱录考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说四《阿含》 说《六足》、《发智》 说《大毗婆沙》 二、梁启超思想的佛教精神 作者:刘介民 【摘要】:梁启超于佛教早有因缘,梁氏的思想也深染佛教的精神。作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佛教历史与典籍都有相当的研究。文章从佛教之信仰兼善非独善、广涉佛典愈治佛学史、兼摄佛学与西学互诠三个方面梳理梁启超对佛教的研究。 【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 梁启超 佛教 信仰 思想 【分类号】:K261 【DOI】:CNKI:SUN: 【正文快照】: 近代思想界的精英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都与佛学结下不解之缘,梁启超是在恩师康有为影响之下接触佛教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盛赞“若佛学之博大精深,至于言语道新、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含尤为深远”。

论文研究梁启超的论师范

这是初几的历史啊?

(1)论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对教育作用高度重视。他 认为国家的强弱是以教育为转移的,变法维新靠教育来实现。他认为中国落后 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人才”,是“教之未善”,是“民智未开”。他说:“今 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因此,他把兴 学校,办教育作为关系到国家强弱,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来看,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梁启超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若 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从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 关系看,却未免本末倒置。关于教育目的,梁启超在《学校总论》里做了明确地阐发。他主张教育必 须培养新国民,即教育必须以培养“新民”为目的。他所说的新民与旧时代的 人迥然不同,这种新民的精神是进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立的,团体 生活是有组织的,是重公德的,是爱国家的,是有毅力尽义务的,是勇敢尚武 的。国民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该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 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所以说梁启超所强调的新民,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精神、品格、能力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应有的知识技能的人。� 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论改革科举,兴办教育�梁启超认为兴学校是开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最有效手段,但现行的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兴学校”的一大障碍。他说,八股取士造成官不能治国, 农不会种田,工不知生产,兵不能御敌,妇女不能理家的局面。外强交逼,割 地赔款,“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因此他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 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将下科乡会 试,及此后岁科制,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以御外侮。”在 《论科举》中,梁启超提出了改革科举制的具体方案。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取 代科举制度.梁启超把变科举、兴学校作为开民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提倡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系统,并力图使各级教育符合受教育者的身心 发展规律,使整个教育系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3)论儿童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梁启超在《论幼学》里明确提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主张,他提倡 为孩子创办新式学校,在这新式学校里,教育内容要丰富多采,教育方法要适 合儿童年龄特征,他建议编辑一套蒙学书籍,同时,他亲自为儿童拟订了一个 教学程序表。梁启超从“男女平权”的立场出发,积极提倡兴办女学。1896年他在《时务 报》上发表《论女学》一文,阐发了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国女子教育的落后是导致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以美国、日本为例,说明女子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与男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他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世界公理。因此,他极力主张废缠足,提倡 妇女解放。1898年,梁启超在上海积极参与了中国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的筹办。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提倡女学的教育家,他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 反映了他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设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1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的问题。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发展中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师范教育 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基于此,他力倡师范教育,在设计教育体制的时候,增加了师范教育。梁启超关于师范教育的思想主张是他整个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戊戌变法对中国教育发展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戊戌变法将中国近代对于外国的学习由器物(物质)层面深化到了制度层面,拓宽了国人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民开始重视政治改革。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次,戊戌变法使很多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流传入中国(还翻译了不少的书)而且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1](P150)。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P139)。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他认为以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因为“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因此,他认为:“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6](P157)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以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2](P158)而“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具体建议:“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这样“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1](P28) 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民”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议》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所谓“新民”,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所以,“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7](P4)。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那是因为过去“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所以“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今天则不同,“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所以“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这里的“其长者”就是指“民德、民智、民力”。这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P6)。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二为新民之内容。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公德”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8](P61)。这样的国民才能“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特殊人才”和“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学校余论》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教育政策私议》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126-127)。而“开民智”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131)。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的做法[9](P133)。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人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0](P148)。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P161)。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8](P167)。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8](P1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11](P124)。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并且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144)。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洋教员”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多用“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2)中西教法不同,“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3)“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拔弃本原”,被其同化的后果。(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土卒且罔闻知”,结果战必失败。梁启超认为聘“洋教习”有如上弊病,反而其“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这是不合适的。既然聘用“洋教习”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变法通议?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首先把“女学”与“强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P87)。“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8](P87-88)。因为在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8](P88)。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8](P89)。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拓其心胸”,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梁启超认为“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8](P91)。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人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8](P90)。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梁启超认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8](P91)。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P93)。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8](P93)。梁启超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8](P92-93)。如:“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8](P93)。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P325)。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女学报》,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关于梁启超的论文题目

历史的长空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改变我历史观的话: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言委卸于古人。这句话是我学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成为我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古代史的繁盛与近代史衰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一度那段历史里的人和事迸发强烈的愤慨。但是这句话改变我历史观的话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在学习那段历史时偏激的态度。它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历史,应以一种正确平和的态度学习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这样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这种态度不是不爱国,而是要让这些惨痛屈辱的历史从绊脚石蜕变为我们今后路上的垫脚石。偏激的仇恨态度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只会产生阻碍作用,太多的主观因素干扰,会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用平和的心态看历史对它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对它的评价才会更加客观。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历史,而应该以平视乃至仰视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在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北外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梅任毅曾说: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大国心态”对待历史我们也不应有“大国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这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易中天说历史人物皆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而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会读到各种版本的作品。如:正史、野史、各种各样的文献让历史真相更为难以探求。所以在学习历史时,我们的思想更不能单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品历史、悟历史。例如:李鸿章,他被公认为是卖国贼。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就不免会对那一系列条约签订的前因后果产生自己的主观看法。如果站在他自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为他的无奈发出感叹。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哪些做法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如何做更为妥当。这不仅是学习、回顾历史,也是预习、讲述人生。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会得到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还会得到我们自己感悟出的人生启示。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生活中的困惑,往往可以通过读史来解答。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以让你深入透彻的理解历史,可以让你感悟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思想,它会成为你学习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会成为学习历史的一块基石。树立你自己的历史观,以历史观影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让你受益无穷。对历史,我们应有来自自我的主观看法,也要有对它客观的评价,让我们站在山脚下,平静地仰望那历史的天空。

我心中的中国今天,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们体会了香港、澳门回归带给人民的喜悦;我们目睹了神舟飞船遨游太空的壮观;我们看到了百年奥运带给世人的震撼。“祖国在我心中”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道尽了我的心声。更激励我去了解祖国。我要了解她的过去、现在,但我更要建设她的未来。记得我小的时候,妈妈捧着地球仪告诉我,祖国是一只昂首报晓的雄鸡;稍大点儿爸爸对我说,祖国是养育人民的黄河,是奔腾不息勇往直前的长江。上学后老师教会我的第一个词是祖国。祖国——是对自己国家敬爱的尊称。我开始懂得了“祖国”一词的含义,也认识了祖国版图,更激励我去学习更多关于祖国的知识。我知道了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知道了钱学森为了祖国,冲破层层阻碍,远涉重洋回归故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祖国,我回来了!”的誓言;知道了童第周的“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也能办到。”的坚强爱国信念。同学们,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接班人,该用怎样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祖国的爱呢?有些同学娇生惯养,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样的孩子能成为热爱祖国的栋梁之材吗?有的同学,不好好听课,不按时完成作业,把学校当成玩耍的场所,玩起来就把什么都抛在脑后。同学们,这样做,难道不觉得有愧于老师的培养吗?还有的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白白的馒头不想吃就扔掉,白花花的米饭不想吃就倒掉,把祖国人民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起丢掉,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吗?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同学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是祖国的骄子,是时代的宠儿,是祖国更加富强的生力军。祖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在学习上,要专心刻苦,不放过一个错别字,要弄懂每一道数学题;在生活中,要诚实守信,尊敬师长,助人为乐,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只有我们心中装着祖国,才能使自己成为爱祖国,爱人民

您好!

梁启超先生的演讲《敬业与乐业》,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们对待职业的态度问题,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梁先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指出“责任心”和“趣味”跟“敬业”与“乐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责任心”就是“敬业”,“趣味”就是“乐业”。他认为做事必须具备责任心和善于“从职业中领略出趣味”。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能够有责任心,有趣味,发扬敬业与乐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做圆满,就是“人类合理的生活”。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是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启超先生不愧贤达,于理于事,对问题分析得事鞭辟入里,很有指导意义。教师于我而言是谋生的职业,因而我切不可因为我自己的随便和不敬而亵渎教师的称号以致于害了自己丢饭碗。

孔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境界。“乐业”的心绪是对待职业的最佳心态,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寻求无限趣味,那工作起来能不负责任吗?工作能做不好吗?我如今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而言,辛苦是毋庸说的,哪个行业不辛苦那?但辛苦之中也有乐趣——与同事交流的乐趣、因学生成长的乐趣、自身发展成功的乐趣……众多的乐趣充溢着我们的工作过程。设若我们把乐趣理解为轻松、理解为毫无约束的自由,恐怕这种乐趣是无法寻找的。

退一步讲,假如我们没有达到乐业这种境界(像我就存在差距),那就把“乐业”当作一种人生理想。可能明天我不做教师这个职业,“乐业”依然是我的职业理想,有这种职业理想,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业责任。

让我们为了明天的乐业,今天开始敬业吧!

选自九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 《敬业与乐业》选自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是一篇宣讲人生与事业关系的演讲词。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着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和“乐业”三个问题,最后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精神旨意。全文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意长。

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看,学习课文,意在引导学生感受先哲的思想风采,品味哲理,深入思考人生问题,丰富个性内涵。 理解“敬业与乐业”的主旨是教读课文的重点。

在反复诵读中,积累经典语句、格言,体会演讲和口语特点。本课的难点是对“敬业与乐业”精神的真切领悟与质疑问难。

教学过程中,既要拓展学生的精神视野,又应尽量和学习生活体验相结合,在研讨探究中,大胆质疑,辩证地理解课文观点。学习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初步理解“举例子”和“讲道理”的论证方法,开拓思路。

拟用两课时完成阅读教学。

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敬业和乐业》后,从文中受益至深,让我清楚地了解到“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

但“敬业与乐业”的前提下必须“有业”,没有它,“敬业与乐业”就无从谈起,没有“有业”,“敬业”哪来的“乐业”之说!特别里面的“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这句话说得多么的精僻! “有业之必要”于我们来说,“业”自是学习、工作。读完“百丈禅师”的故事之后,初始觉得此人太呆板、太死心眼了,而随后经逐一琢磨,却觉得自愧不如,与“百丈禅师”相比,我们缺少的不仅是他的“言必出,行必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缺少老禅师的那种日日坚持、矢志不谕的品质。

现在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法完成自己原先制订的决心和计划!我们的言行和行动都总是没有相顾,并且无法坚持,而且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上,并为今日的失败,自找台阶下,不愿下功夫。这则故事也启发我们一定要好好深思熟虑,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少年,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学习呢?现今的中国,改革开放,生产力得到全面解放,社会一片繁荣,市场化也越来越浓,要想找到一份工作很难,要想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就更难了。

当你选择了这份职业的时候,你想好了要为他而付出吗?我们一直在为生活而劳动,其实也是为了劳动而生活。不管做任何事情,处在某个位置,事和名称都会有大小、高低;但从事的本质来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在事物的运行过程中缺少了任何其中的一个环节都会掉链子的。

不管任何工作,拿到手里,全看自己的才能如何去劳作,使之得到圆满,自我感觉良好,别人看起来也不错。这也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的去劳作。

这便是“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我们虽不是没有职业的懒人,更不是社会的蛀米虫。

可是一次又一次不完成任务的我们,安然地回到家后,享受着父母创造的环境;总想着“下一次”的我们,悠然地面对着心切的父母和社会的期望……甚至跟“掠夺别人勤劳结果”的盗贼等同!真是“懒”字当头,万事不成啊,“懒”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放纵”这个敌人胡作非为的又是我们自己,克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

当我从这些句子中找出一句话来回答“为什么要敬业”这一问题时,我觉得“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特别是最令我深受启发的是《庄子》记佝偻丈人承绸的故事。

“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一个佝偻的老人,几句简单的话语,却道出所有道理的精华!凡做一件事,要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一点不旁骛,便是敬。

这就要求我们有一颗平常的心,一颗勇于探索的心。要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便把这件事情看作自己的眼睛去对待,无论别的什么好处,都不要与之交换,换得一时的轻松、愉快;你敷衍它,结果它也敷衍你,最后,一事无成。

怎样把一件事情做得出色呢?唯一的秘诀便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便是敬。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么好的社会环境下,并拥有着健康的身体,我们起码要把我们身边的小事做好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们应把每一件事通过努力,做到出色,就算与他人之比,相差之,但我们无悔,因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努力了!然这所有的前提见出于“专心致志!”唯有用心,我们才能有成功,若“坐这山,望那山”,则“一事无成”!这便即要“尽职”又要“敬职”了。所以,我们要满怀热枕地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本分以内的事情,脚踏实地,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至于“乐业”,我认为书中的那句话便足以诠释了:“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算对自己的职业如何不满,但我们都必须去做。

我们要从中寻乐趣呢?这使我想到了一句话:“你知道,你爱惜,花儿努力地开;你不知,你厌恶,花儿努力地开。”花儿总是在努力地开,美好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在流逝。

而对于我们,为何不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呢?从职业中体会快乐,从快乐中品味生活!对于有的人总叹息“做工作好苦呀!”对于这种叹息声,无论任何人都曾经说过。反过来讲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喝酒,去游玩等还不是一样淘神费力。

有些人抱怨自己本行,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做。不愿做是逃不了的,哭丧着脸去做和快乐的去做结果是截然不一样的。

我个人认为做一件事情,就要身入其中,从起点、过程、终点中去体会每一个阶段,回想自己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成就,就有一种归属感。要在工作中与同行比较、竞争,要时刻告诉自己是最强的,在不断的工作中战胜自我,领略出趣味,这样,生活才有价值。

愿社会的青年才俊们,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总之,每件事都有其独道的乐趣,我们要明白“敬业与乐业”并非是某种硬性规定的条款,而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一种渠道。

要在生活中真正做到“敬”与“乐”,只有这样,相信信生活才会更多彩!才使我们享受的无限的乐趣。

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敬业与乐业》后,从文中感受至深。今日就与大家共享这篇文章的益处。“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这句话说的多好呀。

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意思是说整天吃的很饱却不肯动脑去做事,实在是不行呀。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教诲,独独对于这种懒人却摇头叹道:“难,难!”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惟有无业游民,大圣人碰着也没办法。这篇文章征引儒门这句话就是要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的去劳作。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呢?现今的中国,改革开放,一片繁荣,市场化也越来越浓,要想找到一份工作很难,要想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就更难了。当你选择了这份职业的时候,你想好了要为他而付出吗?我们一直在为生活而劳动,其实也是为了劳动而生活。不管做任何事情,处在某个位置,事和名称都会有大小、高低;但从事的本质来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在事物的运行过程中缺少了任何其中的一个环节都会掉链子的。不管任何工作,拿到手里,全看自己的才能如何去劳作,使得圆满,自我感觉良好,别人看起来也不错。

第一要敬业。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一点不旁骛,便是敬。这就要求我们有一颗平常的心,一颗勇于探索的心。要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便把这件事情看作自己的眼睛去对待,无论别的什么好处,都不要与之交换,换得一时的轻松、愉快;你敷衍它,结果它也敷衍你,最后,一事无成。怎样把一件事情做得出色呢?唯一的秘诀便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便是敬。

第二要乐业。“做工作好苦呀!”这种叹息声,无论任何人都曾经说过。反过来讲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喝酒,去游玩等还不是一样淘神费力。有些人抱怨自己本行,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做。不愿做是逃不了的,哭丧着脸去做和快乐的去做结果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做一件事情,就要身入其中,从起点、过程、终点中去体会每一个阶段,回想自己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成就,就有一种归属感。要在工作中与同行比较、竞争,要时刻告诉自己是最强的,在不断的工作中战胜自我,领略出趣味,这样,生活才有价值。

谈了这么些,没想到既无意中与公司“责任、忠诚、执行”主题活动不期而遇。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说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比不上乐意去做的人。愿我们,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此题意在让学生把握作者的主要观点和思路. 作者先后谈论了“有业”“敬业”和“乐业”三个问题.文章最后说“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合理的生活”,首先是有一份正当的职业(或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于所做的事情,要生出敬意,从而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忠实地把它做好;要从专心做事中发现乐趣,不是皱着眉头、满腹牢骚地叫苦,而是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中心论点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着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和“乐业”三个问题,最后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精神旨意.全文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意长.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看,学习课文,意在引导学生感受先哲的思想风采,品味哲理,深入思考人生问题,丰富个性内涵.。

学生应如何敬业乐业 我读书已有十多年之久,对于同学们的学习态度也了如指掌,但他们经常都使我很费解.老师稍迟两分钟下课就怨声载道,一布置家课就七嘴八舌地推卸一番……我想:“来学校当然是为了学习的,而做功课、听课等都是学习的必要手段,为何他们会这样呢?”这很简单,主是他们的学习上不能做的敬业乐业.إ我们学生应如何敬业乐业呢?梁启超先生曾说:“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 怎样才能做到敬业呢?“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我们的职业是学生,首要的任务是学习,所以要做好敬业,就即是要努力学习. 怎样才能学习得好?首先必须专心致志地上课,听好每一节课是学习好的必要条件,这样只会事倍功倍,白驹过隙,无情的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但一点东西都学不到,更谈不上学好.除要专心听课外,还要主动学习,主动发问,化“要我学”为“我要学”.这样才不会虚度年华. 第二,就要认真对待学习的工作——专业、家课,认真做好每天的作业,就是巩固每天的学习,是迈进成功的基石.若一味埋头苦干地抄家课,把别人的东西不求甚解地抄,抄,抄,不单什么也学不到,连学习的趣味和意义也没有了,还能说是敬业吗?除要认真外,还要加上思考,把别人的东西经过思考,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才算真正的学习. 尽管能力把所要学的东西学好、理解透彻,把学习视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必要工作,对学习存有责任心,这才算是对学习做到敬业. 我们学生怎样做到乐业呢?“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第一,深入研究,趣味总是慢慢来的,越引越多,你越在学习上深入研究,学问的趣味就不断被发掘出来,像倒吃甘蔗一样,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只要你不怕困难,越难就越鼓起勇气,你一定会被它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二,要专心自行完成作业.同学们经常对老师所布置的功课都抱有怨言,做功课是很苦的吗?若一味只顾抄家课,这当然是一件苦事,学问都得不到,更谈不上趣味泊存在.“太阳虽好,但总要各位亲自去晒,旁人替你晒不来的.”所以要领略学习的趣味,必须要自行完成学习的工作. 第三,要从奋斗中取得成功.当你苦心孤诣研究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当你收到你经过努力而取得好成绩的测验卷后,当你收到写上品学兼优的成绩后,你的感受如何?那当然是极高的成功感和满足感啊! 第四,要做到与同学观摩交流.趣味如同电一样,互相磨擦产生,与几位同学一样研究,一同交流进步,趣味自然会油然而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苦中作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也.”只要乐于去学习,学习中的趣味就会被一一领略出来,自然对学习做到乐业了. 敬业与乐业都是学生读书的不二法门,希望各位同学今后都能做到敬业乐业,成为优秀的人才.。

中心论点:我确信 敬业于乐业四字是人类生活不二法门论点:第一自然段中【“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第二部分(第2~8段)分三个分论点来论证中心论点,则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总说和分说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归结全文,把“敬业”和“乐业”概括为“责任心”和“趣味”,希望青年人都要“敬业”“乐业”,立足本职多作贡献,这一部分与上两部分的关系就是先分后总的分总关系了.第二部分三个分论点的关系应是并列和层进的关系.本文的中心论点包含“敬业”和“乐业”两个方面内容,文章的标题又是《敬业与乐业》,说明“敬业”与“乐业”两个分论点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并列的.而第二分论点“要敬业”和第三分论点“要乐业”与第一个分论点间的关系应是层进式关系了.第一个分论点提出了“有业”的必要,而有业又是本文立论的基础,这层和第二分论点,第三分论点间前后顺序不得随意改动,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关系,所以说第一分论点和第二、三分论点间的关系是层进式.。

敬业与乐业》选自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是一篇宣讲人生与事业关系的演讲词.我在以前教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时没有太深的思考,只觉文章浅显直白,学生掌握起来是容易的.近来研读了一些关于梁启超的文章,也特意去读了梁启超的一些文章,才明白后人对于他的好奇和敬仰是很有道理的.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启示我们人类心灵深处自我决断、自主坚持的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的实质进步就某种程度上是深深植根于每个人个体的觉悟和决定的.也许受“知人论世”文学理论观的影响,再次面对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时我竟然有了一种神圣而崇高的感觉,我端坐于位子上像是当年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一位学生,细心聆听着先生的演讲.严谨丰满的结构、流畅自如的文脉、雅俗契合的语言真的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学来的.一、严谨丰满的结构梁启超的文章,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以欧西文思入文”、“条理明晰”,很注重系统的说理,对某个问题往往要从不同的角度做周密的阐发,即“大纲小目,条分缕析”.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敬业与乐业》就是这样一篇使读者不由自主跟着他走的结构严谨、内容丰满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一开篇就引用古籍《礼记》和《老子》里的两句话交代了题目的来源,但跟原文语句的本意不同,是“断章取义”造出来的.这样交代既可避免听讲者把题目和《礼记》、《老子》里面语句的愿意混同了,又可显示出论述的科学性、讲演的趣味性;同时,提出题目来由,也便于揭示全篇的论述要点,使听者对讲演的纲目有一个大致的认识.题目中的命题虽然只涉及两个内容:敬业、乐业,但梁启超在文章主体部分的论述中先论述了敬业、乐业的前提:有业.按梁启超自己的话说:“但必先有业,才有可敬、可乐的主体,理至易明.所以在讲演正文以前,先要说说有业之必要.”接着照应题目再分别谈论了 “第一要敬业”和“第二要乐业”两个问题.最后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精神旨意.此段末尾的“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生动有力地总结了全篇论述的中心.文章总体结构采用了论述文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形式,条理清晰,纲举目张.三个分论点平行并列,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同样采用了以上方式,使论述显得清晰而丰厚;同时梁启超在论述每一部分时又注意材料的有序安排和分析的梯度展开.在论述“有业之必要”时分别用了儒家和佛门的两个材料,具体的材料和不失诙谐的语言老老地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在论述“敬业”的重要性时,先阐述了什么叫做“敬”,引用了朱熹的名言“主一无适便是敬”后,紧承上自己通俗化的解释:“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然后用两个设问句来绾结论述中的“为什么”和“怎么样”两个有梯度的问题.“为什么” 论述凡人类的正当的劳动、正经的事情,“其性质都是可敬的”,并举“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两件事例加以说明,侧重点在“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怎么样” 先引用《庄子》中的语句并作阐述,再举木匠做成一张好桌子和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这两组例子,说明无论做什么都要“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即敬业).接着从反面论述“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的害处,指出“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并引用庄子、孔子的名言,进一步强调敬业的重要.举例和引用的自然结合使文章的说理立于不败之地;按说理的逻辑顺序一部部地分而析之,丝丝入扣.在论述了“乐业”的重要性时先剖析了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感叹“做工苦”这个事例,说明要“从劳动中找出快乐来”,很自然地点到了“乐业”的“乐”.尔后更深入一步,分身入其中、亲切有味,奋斗前去、快乐加增,比较骈进、竞胜快乐,专心职业、省却烦闷四点说明“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这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令人信服.紧接着又引用孔子的两句名言进一步证明“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即乐业),“生活才有价值”,“这种生活”才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二、流畅自如的文脉文章运思的贯通性是指不论写什么文章,都要使思维的脉络连贯、畅通.古人论文时就强调 “文气”、“文脉”必须贯通之旨.叶圣陶在《认真学习语文》中说:“思想是有一条路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是有路的,好文章的作者是决不乱走的.”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运思中很重视体现文章内在逻辑力量的思路的贯通,而对内在的逻辑力量的外在表现形式——语气也较为讲究.《敬业与乐业》一开篇便点题,梁启超在说明题目用词来源时语气是和缓的.“断章取义”一词可见梁启超谦虚和低姿态.低一点的调门是并不妨碍呈现高远的姿态.其实梁启超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文字如何流畅又不乏跌宕地呈现.“但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

始皇论 秦始皇,那是一个传奇的人物。秦始皇即嬴政,出生于赵国,秦庄襄王之子,他从1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但是政权却一直在吕不韦手中,但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自己掌握了大权,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宏图霸业。 对于秦始皇,人们对他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暴虐无道,残忍至极,是个暴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他焚书坑儒,只因自己的心情不愉快,便将460名儒士及众多大量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书籍烧毁,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过错。 但对于秦始皇,人们说的更多的是他的丰功伟业,他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的人,在春秋战国时,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秦始皇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都不及他,于是便创造出一个新的头衔给自己——“皇帝”从那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秦始皇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它设置了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 他北击匈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最后赢得了胜利。他开发了北疆,秦始皇让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开发了边疆,他修筑了长城,保护了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他统一了货币,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他统一了文字,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虽然霸道一生,但死后却十分悲惨,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二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将秦始皇的尸体与咸鱼摆在一起然后运回咸阳。 秦始皇虽然有过,但是他为人们留下了长城,灵渠,统一了思想与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秦始皇都是以为伟大的皇帝!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文

启超是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晚年他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梁启超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经世致用,其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新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堪当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难得的思想启蒙者,导航人。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依时间先後可分为两大段落,一是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一是1920年代的《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墨子部分等。这两个阶段相隔近二十年,两者对墨学的看法有无不同?如果有的话,其基本差异为何?又受何种因素影响?本文企图对梁启超墨学的内涵与演变作一描写,来回答这些问题,再据以分析与评估他的思想。 作者认为梁启超的论墨之作一方面出於他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时代思潮的影响。在《新民丛报》时期,其墨学研究的主旨是为现代中国国民与国家的建构,提供一个既植根於传统又符合西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至1920年代他的墨学不再具有那麼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倾向於说明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文化上应有的特质,及其传统根源。 任公的墨学研究反映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特点,第一,他强调群己并重,而个人在此关系中有根本的价值;第二,他主张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调和;第三,他肯定宗教的价值。上述的特点显示: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变化多端,也并非毫无缺陷,但却是前後一致地,奠基於一些宗教、道德、政治与知识论的原则之上;他的这些原则,从今天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因此我们不宜将他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湣Ⅰg杂而不够深刻,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一、破天荒第一次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等七个时期,宏观地论述不同时期的内涵、特征和推演变化之因果关系。二,视野开阔,有全新的视角,如,着意探讨学术思想演进与政治条件、社会风尚的关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析不同学派、不同文化系统的优劣利弊;注重地理条件对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三、强调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华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二、以崭新的近代进化史观为指导在我国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退化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有的思想家、史学家,如战国时期的韩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学家,他们能以进化观点看待历史,但在总体上尚处于朴素、粗疏的阶段,远未形成有体系的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学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出于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需要,他们将今文经学派的历史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揉合,既深化了历史变易论,又区别于为西方强权政治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形成了激励弱小民族进取的带有东方特色的全新的历史进化观,作为他们观察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工具。《论大势》即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我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时代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强调指出:“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孽。”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这些内涵与特征既是上时代基因的果,又对下时代产生影响;它既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弊端与局限,新的学术思想必然起而矫之或取而代之。 三、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新视角梁启超研究学术思想史,做到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发扬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相结合,因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首先,他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演进与社会变迁、时势政治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非常密切。”他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深切地体会到:“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并进而论道:“一统独立之国,务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才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这是中国“学界之一缺点”。思想学术完全脱离时势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启超也并不反对学术为政治服务。他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梁氏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派别、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既充分地论证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都有其时代光彩,表明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其存在的历史局限与弊病。在此仅举两例说明:一者,他将我国上古时代的尊天思想与神权政治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比较,着重指出:他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化身。君主一言一动,视之为天帝之自言自动;而中国,“天也者,统君民而并治之也。”君“虽专制而有不能尽专制者存”。天需要有行使自己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国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梁氏以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中国古代宗教神权思想之外衣,挖掘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精华——民本主义(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专集》之五○,第30页。)。他虽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立法权、司法权扯在一起,未免牵强附会,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梁启超为增进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纳,努力寻觅传统文化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结合点。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权学说,民主政治的思想土壤。二者,他通过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比较,论述了先秦学派的短长,其中对其所短的分析尤为切中肯綮。1.论理思想之缺乏,2.物理学之缺乏,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师法家数之界太严。梁氏在这里所论及的先秦学术思想之所短,实际上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痼疾,是造成中国自秦汉以来学术思想界时而奄奄无复生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透视先秦学术思想之短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它表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已由表及里地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学术思想等文化层面,实际上它已首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梁氏还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明确指出:“凡一国思想之发达,恒与其地理之位置,历史之遗传有关系。”他在阐述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首先分析了地理环境对南北两大学派形成、学术差异的影响,他写道: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他后期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篇学术专史正是《论大势》的直接发展和深化。《论大势》亦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开辟了路,它是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对此耿云志先生评论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如胡适即曾经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并由此萌发了“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105~107页。)至1919年胡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可见,梁氏的学术论著确对我国近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1]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 二、清学史渊源 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2]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3]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4]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6]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7]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氏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首揭梨洲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谓致即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8]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移。钱穆所谓,梨洲「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并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钱穆论梨洲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待访录》,所论与任公也少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异者,主要是《待访录》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俟虏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祖望之言,谓成书之时( 1663),「潮息烟沉,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10]然而,事实上梨洲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兴味,似乎仍有所待。据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知乃《待访录》之底本,成于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茍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见梨洲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固非近人之比。 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12]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13]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钱与梁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 王夫之号船山,其书至十九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首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谓「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14]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多了」。[15]钱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17]而钱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以及「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论也未脱任公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废原理。[19]钱穆固标出船山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谓王氏人文进化之说,「闳辟深博」。[20]唯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迹,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21]惜钱氏未及见之。钱穆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绳律之严,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与张载《正蒙》的学风为近,[22]展露钱氏一贯崇宋之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颜元汩于习行,戴震耽于情恕,以钱之见,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钱氏之严夷夏之辨,于论吕晚村一节,多有发挥,竟未就船山贵华贱夷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黄书》于种性夷夏之防尤谨严」,[23]一语带过,未免失之交臂。 钱穆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梁书,但论点颇异。钱穆一则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24]再则曰,经学即理学,「亦非亭林首创」,因钱牧斋已先言之,意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25]钱氏于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26]然而细察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任公总括顾学「博学有文,行己有耻」之精到,而且认为并世学者「皆不足相肩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谓「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27]然则,钱穆虽不云亭林为汉学开山,实已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任公所言,大同之余,小异耳。 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反响。太炎所谓,宋学至清已「竭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于清初三巨子的评价,实与梁启超所见略同。 三、清中叶之考据学 钱穆以传统学案体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学派之演变。乾嘉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钱书实未能尽道其来龙去脉,而于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仍以乾嘉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迹不明。白寿彝曾批评钱穆将顾视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28]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顾氏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窜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确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与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 梁启超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乾嘉考据学的详细总结。[29]由此总结可知,所谓乾嘉考据学,确不免饾饤烦琐;为考据而考据之讥,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谓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当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谓乃自明末清初以来,重视「道问学」的自然结果,[30]能以内缘说补外缘说之不足。惟道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殊不可一分为二。 钱穆论乾嘉巨子,以专章述戴震(东原)与章学诚(实斋),于两氏学术思想之交涉,语焉未详,后由其门人续成之。[31]戴震与章学诚虽为乾嘉之要角,未得谓包揽乾嘉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钱书论及乾嘉时代,也未暇多言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乾嘉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 休宁戴震(东原),可说是乾嘉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通经意,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尤令后世学者敬佩。胡适之就把戴东原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32]梁启超也说,东原所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33]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鄙宋之意溢于言表。然此恰非钱穆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谓东原学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风尚笃实,原亦尊朱;所谓戴学原出朱学,章实斋已先言之,惟钱穆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惠栋的影响,始尊汉诋宋,亦因而使钱诋戴,若谓「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34]则又效实斋之叱戴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治《水经注》,不亦为戴氏辩诬乎? 学者间相互激荡,事属平常,然东原是否闻苏州惠氏之风而变,并无确据,一如胡适疑心《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35]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与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惠栋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深,已远远超过惠栋。戴学既不能归功于惠栋,亦不能将戴之抑宋攻朱,怪罪于惠栋,更不能说,戴助惠夺宋儒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余英时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发现「东原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36]然则,戴氏思想有变有常,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原晚年从辨性欲到辨理气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 钱穆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卓,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炎尝言,戴之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出,学者自是薄程朱」,[37]而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38]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于东原颇致憾焉,亦因而下视东原曰:「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其识超于东原矣」,[39]因亦颇为借重章实斋批戴之言,若谓「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以夺戴学之长,并断言东原慧有余而识不足。[40]钱穆恨与朱夫子为难之人,颇似方东树。 钱氏矛头既指向东原,于章实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时代实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斋,以与东原相抗衡,已张大其事,所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41]亦如任公谓章学诚为乾嘉全盛期与蜕分期间一重要人物,[42]不免夸张。实斋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斋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43]实斋针砭汉学家之言,既非乾嘉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 一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44]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增事踵华之迹,厘然可寻。钱穆则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继戴之后。三人固极重东原,亦皆受东原的影响,然未尽受戴氏藩篱。即依钱穆之见,焦循虽学宗东原,不免「溺于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甚至「较东原为圆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综戴章两家之长,自树一帜。[45]所可议者,里堂既未得读实斋之书,又何从综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义与异端执一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里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46]惜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已发清季变通思想之先声?异端执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须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也。 阮元之学,固亦植根于东原,主古训明而后义理明。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陆王。由焦阮性情之异,以明学途之异辙,再因阮氏出处较显,助成汉宋兼采之风。[47]钱氏此见,可称明通。至于凌廷堪,钱穆认为亦承东原之风,虽以礼易戴之理,然论经实与戴同尊荀卿,曰「东原言性善,专就食色之性言之,与次仲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失也」,[48]而凌分树礼与理的旗帜,更严汉宋门户,则扬戴之风而益甚矣!唯凌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为然,也不以「许慎掩周孔」为然。[49]类此皆颇合钱穆之意,钱梁标举东原后学之异,可以略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异趣。 钱穆述论焦循、阮元、凌廷堪之余,附录方东树(植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挟怨攻伐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余遗力」。惟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迂旧」,然仍谓「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50]钱穆则谓,方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针砭」,尤乐见其「尊护朱子」,虽云方氏「肆口无忌」,其书之水平也不及实斋之《通义》与陈澧之《学思录》,但风格差近,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绝其病痛者。[51]但是梁钱两氏,均未对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讨,亦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钱氏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戴震治学深遽,令诸儒震悚,愿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遭轻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方东树写《汉学商兑》,虽不完全是诬谰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微识,反增纠纷。[52]近人朱维铮于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略谓姚鼐死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撰《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诸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即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列,尤集矢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朱子与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桐城、阳湖两派之声援。更有进者,方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辈以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兑》亦随世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实两败而俱伤,双双凋零。[53]朱氏所论,颇能补梁钱两公之阙。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须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须顾及学者间之隐情私衷,亦须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钱穆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史藩篱,殊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 四、晚清学术史 晚清学术,肇自乾嘉朴学式微之后,讲求复古。乾嘉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游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烦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拘迂,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与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思以经世济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乾嘉清学的衰微。[54]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原以来,朴学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救学与兴学的良方。不过,倡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以降的世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 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今文的复兴而趋分裂。今文之复起,自与乾嘉笺注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今文之阐抉奥旨,往往牵缀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好诞之风,较其弊视惠栋尤有过之,若谓「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治道同趋凘灭,无救厄运」。[55]钱穆此语,总结经今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凘灭,甚至将清代之覆亡,归罪于经今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 梁启超将经今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56]钱穆也认为常州今文学,虽然起于庄存舆,立于刘逢禄、宋凤翔,然变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始将今文学派之轻古经,推展到注重时政。[57]龚氏确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狱阴影之余,首开发舒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乾嘉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声,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士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细究。然钱穆或因其鄙视今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一谓其承袭章实斋之说,再惜其屡试不售而消极,以致于「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慨」,[58]又说「定盦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59]虽可说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钱氏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论显然与乾嘉汉学家异,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氏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士风为己任。曾氏礼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时为大,遂达经世济时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钱氏不仅以专章述曾,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钮,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又说「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誉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致于「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于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固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也。 曾国藩之外,另一获钱穆青眼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澧,号东塾。东塾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塾身值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钱氏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与章实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义,更何况钱穆又说,东塾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欲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塾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塾的学术实未予多许,若谓: 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谓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唯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61]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澧?原来钱穆拳拳致其向往之意于东塾者,因东塾力斥士情既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颇中钱氏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朱子郑君云云,立见钱氏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与夫论学好恶之所本。 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与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回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62]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径称廖门?至于礼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63]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仁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遂有极为消极的结论: 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销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以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 出自 我在这节选了一些 喜欢能帮到你~求采纳

梁启超一生著作宏定,总序达一千四百万字之多,而最为著名的有《少年中国说》

在《饮冰室合集》中,收集了梁启超几乎完备的著作,主要分为《文集》、《专集》两部分。而《文集》中就包括700余篇文章诗词300余首。《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新民说》等104种其关于政治思想观的文章。

梁启超生平简介: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大约将近30多篇呢,给你几篇著名的吧。《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还有当时清朝大臣的传记《李鸿章传》、《梁启超选集》。

1、《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很多地方直接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思路,但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形成了比较成功的融合。在这种碰撞与融合中,往往能够形成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思想。实际上,很多我现在看到的史学研究著作从大的思路上说都不能逃脱本书的范围。

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书详细研究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阐释了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分析清代的学派、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是公认的空前佳作。

3、《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是梁启超创作的散文随笔类书籍。

4、《新民说》是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锲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

5、《李鸿章传》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6、《梁启超选集》这部选集,选辑了梁启超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文,冀望以较短的篇幅,浓缩梁启超心声的精华,让读者走进梁启超的人生,认识其全人

  • 索引序列
  • 梁启超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 梁启超对佛学的研究论文
  • 论文研究梁启超的论师范
  • 关于梁启超的论文题目
  •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文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