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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与素质希望间应对方式的作用

来源:UC论文网2015-12-13 21:43

摘要:

1 引言 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希望作为一种积极体验其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字典上将希望这一词语解释为对某些渴望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知觉;百度百科则认为希望是形容某

  1 引言

  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希望作为一种积极体验其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字典上将"希望"这一词语解释为对某些渴望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知觉;百度百科则认为希望是形容某种情绪的词语,这种情绪是个体对与其生活相关的事件和环境等因素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情感产物。上述两种解释分别从认知领域和情感领域对希望做了概念界定。心理学界有关希望的定义更是多达几十种,但这些众多定义间的分歧大都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即希望到底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认知?当代心理学认为希望是一个既包括情感成分,也包括认知成分的概念。希望的研究鼻祖 Snyder 认为希望是一种以目标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包括途径思维(认为个人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和能动性思维(个人对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具有主动性和坚持性动机)两个维度。[1]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目标对个体能否产生希望起着重要作用,希望的两个维度也是围绕目标为中心继而对个人生活产生实际影响和价值。目标对个体而言是否有价值、目标设置的是否清晰合理、个体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希望的产生。

  希望与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多数研究表明,希望是维持个体积极情绪和心理健康的主要动力,[2]国外研究均发现希望与心理健康存在密切关系。

  Korner 指出希望的本质即一种健康应对的积极现象,它不仅能够避免失败,还能让个体更好地应对压力情境和压力事件。希望水平较低的个体其心理和生理更易出现问题,绝望(Hopeless)和抑郁间存在相关。Feldman 的研究表明,希望能正向预测生活意义,负向预测焦虑与抑郁。Cheavens 等的研究表明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寻找到更多的方法去克服困难,[1]而这一发现也恰好表明了希望是一个包含途径思维和能动性思维的二维结构,验证了希望概念中划分出途径思维这一维度的有效性。希望的培养对个体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高希望的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较低。[3]

  因此从实践着手提高个体的希望水平的团体或个体干预研究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另一热点。但这些希望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和干预研究仅考察了希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忽略了希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因此有必要了解这一影响的内部过程。

  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应激和压力情境、事件中采用的用来保持心理平衡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是心理应激路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能有效保护身心健康。[4]

  应激理论也指出,应激是一个包括应激源、中介因素和应激反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有研究表明压力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应对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应对方式能有效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傅俏俏等人的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能提高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消级的应对方式则会降低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5]

  基于前人研究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研究拟考察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以期为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洛阳市三所高校随机发放 900 份问卷,现场填写并回收,录入有效问卷 866 份,问卷有效率为96.2%.

  2.2 研究工具

  2.2.1 成人素质希望量表

  采用任俊等人翻译的成人素质希望量表,共12 题, 适用于 15 岁以上成人。[1]陈灿锐等人进一步在中国成人身上检验了该量表的信效度,结果较好。[6]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 0.69.

  2.2.2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 Diener 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 5个题目,7 点计分。[1]量表总分为各题分数的平均分。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 0.72.

  2.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汪向东等修订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共 20 题。[1]

  本研究中量表总的α系数为 0.75.

  3 研究结果

  3.1 素质希望、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以素质希望两个维度均分、素质希望的总均分与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希望总均分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6、与积极应对存在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44;与消极应对存在显着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1(见表 1)。

  

  3.2 素质希望、应对方式对生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将素质希望的两个因子和应对方式的两个因子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如上表所示,最后进入方程的是素质希望的能动性维度和应对方式的两个维度,其决定系数为R2=0.167.三者对积极应对方式均有正向预测作用,能动性、消极应对方式和积极应对方式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0.293、-0.187 和 0.134,这三者对积极应对方式得分的解释率为 16.7%.

  3.3 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回归分析考察中介效应需满足以下条件:

  (1)自变量与假设的中介变量、因变量三者之间两两相关显着;(2)当中介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或者回归系数显着降低。[7]在上表的回归分析中,途径思维没有进回归方程,而能动性与消极应对方式相关不显着,能动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均显着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满足中介变量的前提条件。

  

  由表 3 结果可见,三次回归分析 t 检验结果均显着,能动性思维能显着预测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的积极应对维度也能显着预测生活满意度,当积极应对维度进入方程后,t 检验结果仍显着,同时由于 c'这一回归系数也显着,所以积极应对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0.326× 0.159/0.277=18.7%.

  4 讨论

  4.1 大学生素质希望与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的相关

  从素质希望与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看,素质希望的总均分与生活满意度、积极应对存在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存在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一般都会结合自身实际,设置较为清晰合理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个体有较为强烈的实现目标的意愿和动机(高能动性思维),并可能会较多地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寻找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高途径思维)去克服困难,因而其生活满意度体验也较高,心理发展较好。而希望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在设置目标时就存在目标不清晰不明确,或者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较小等问题,实现目标的意愿动机也不强(低能动性思维),遇到困难和障碍更愿意选择逃避或否定等消极应对方式,不能灵活变通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低途经思维),因而其生活满意度体验较低。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素质希望的两个维度中只有能动性维度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而途经思维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这可能与两个维度的含义有关,能动性思维指的是个体找寻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的主观意愿和动机,体现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意图(例如,我要追求或实现某一目标),因此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途径思维"则表明个体能找到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但仅停留在"知道"这一认知层面,缺乏实现目标的动力,没有实际的意志行为发生,即不能很好的坚持实现目标,那么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会受影响,因此有学者指出,能动性思维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更加重要。[8]

  4.2 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仅发现了应付方式中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显着,积极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过程中起中介效应,所占效应为 18.7%.

  素质希望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影响生活满意度,说明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一般都能根据个体实际情况,设置清晰明确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仅能找到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而且主观动能性较强,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因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个体能较好地调整自己的行为,用灵活的方式来摆脱困境,更有可能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要求自己并处理困难,当问题解决后,个体就向目标更靠近,因而具有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这与前人研究的解决问题能正向预测幸福感的结论基本一致。

 Snyder也指出,积极情感和成功的应对经验能进一步激发个体克服困难的意志力和实现目标的动机水平。因此,希望、积极应对和幸福感之间是一种高希望→积极应对→高幸福感→更高希望的良性循环。[10]但本研究中并未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与孔德生等人[9]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素质希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多以积极应对方式为中介。而这恰恰也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题相切合,它倡导人类更多关注自身的积极品质和力量并以此获得更多的幸福。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健康不仅意味着消极情绪的减少,更重要的是个体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积极和消极的形成是两个独立的特定机制并有不同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间的绝对独立,从哲学意义上讲,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性,是同一矛盾两个方面的不同体现,因此,积极心理学并非让个体全部逃避或忽略自身的消极情绪和体验,而是引导人们在积极心理学的视野下学会转化,创造更多的条件让消极体验转化成积极体验,从消极中寻找到更多的积极意义,因此培养个体的积极体验、积极应对等对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5 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素质希望和积极应对两因素对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作用,这也提示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培养个体的希望水平和积极应对的认知行为模式。

  具体而言,我们应结合个体自身实际情况,帮助个体设定阶段性的、清晰而又明确的目标,以目标为核心,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实现目标。遇到困难和障碍停滞不前时,教育者要引导个体在阻碍面前学会变通,寻找并创造更多的条件去消除壁垒、化解矛盾,最终实现目标并产生一定的积极体验,实现积极心理学的终极目标--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参考文献:
  [1]张曼。行政人员角色压力、素质希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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