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官家黑市

　　一直以来，中国通过“收割”死刑犯人的躯体完成器官移植手术。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09年时透露，中国的器官捐献者里65%为死囚。然而近十年来，处决人数下降了四分之三，医疗系统如何继续保证充足的器官来源，便成了问题。

　　2010年，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启动，截至今年八月，共实现捐献1006例，捐献大器官2742个。较之庞大的需求，这显然远远不够。据卫计委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面临器官衰竭，其中30万人等待着器官移植，而最终仅有1万人能够获得合适的供体，接受手术。于是，数目不详的患者选择了黑市。

　　自愿捐赠的步伐应该加快，不是吗？然而，很难说这样做导致的后果与黑市相比，何者更残忍一些。《华商报》今年八月曾报道，陕西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林娟曾威胁要撤走一位危重病人的呼吸机，以迫使他的家人同意在其心脏死亡后捐出器官。“如果你和你母亲同意患者捐献器官，则可以一直使用呼吸机到你爸爸心脏停止跳动。但是我们只能给你们10万元，再多不可能，这是国家规定。”

　　密歇根州立大学生命医学伦理和人文研究中心副教授莫尼如加曼撰文指出，器官卖出者大多并非出自自愿，而是被愚弄和强迫的，他们在卖出器官后往往得不到当初承诺的金额……这是他对孟加拉国器官黑市的描述。

　　在新浪微博上，一位网友曾表示想成为器官捐赠者。但当她发现自己必须在红十字会处登记时评论道：“通过红十字会？唉……实在不敢信赖。”她的担心并非无中生有，据报道，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时常以“救助器官捐献者身后的贫困家庭”为由要求移植医院捐款。如果医院拒绝，随后的潜在供体信息便无从得知。而相关捐款的账目明细，地方红会并没有公开。

　　根据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1012位广州市民中，79%的人认为“死后捐赠器官是高尚的”，但也有高达81%的人担心“器官捐赠会导致器官交易”。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率每百万人中只有0.03例，不及西班牙的千分之一。每一个中国人的态度，无疑都反映着这个国家器官移植系统的状态。

　　死囚的处境就不值得怜悯了吗？器官移植手术往往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尤其是那些没有家庭成员认领的犯人。中国政府誓言要在2015年八月前淘汰这种不体面的行为，黄洁夫转引一位医生的话语说道：“我们要带着崇高的敬意，堂堂正正地站在手术台上给捐献者取器官，而不是在刑场的灰色地带——跪在囚车里偷偷摸摸取器官。”

　　新近获准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必须承诺绝不使用死囚器官，然而此前已得到授权的医院不受此约束，只要“坚持道德标准”。道德标准，这实在是个模糊的要求，毕竟，贩卖死囚器官的金钱激励仍然很高。只要供需之间的极端差距还存在，将死刑犯处决就比留着他们有价值。

　　吴桐根据《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新京报》等综合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