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素质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

　　摘要：素质教育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素质教育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吸纳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理论创新。素质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确立并不断完善、深化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推动及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探索。当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需要找准问题，提升对落实素质教育战略主题地位的科学认识和行动自觉。

　　关键词：素质教育；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战略主题；

　　作者：翟振元

　　素质教育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后不断深入、经久不衰、引人注目的教育改革实践。伴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化，素质教育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确立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1]；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当前，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已经成为教育领域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间，全面、准确地把握素质教育这一核心理念，进一步端正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以切实的举措使素质教育思想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实践的全过程，是当前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

　　一、素质与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

　　“素质”这一概念受到教育理论界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关于“素质”虽有多种阐释，但比较认可的解释是：“素质”是指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2]。一般来讲，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以及身体心理素质。科学地理解“素质”的基本内涵，是研究素质教育问题的逻辑起点。

　　素质教育是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每个受教育者素质的基础上提高民族素质的教育。个人素质的提升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个人素质是基础，民族素质是总和。离开个人素质的提升，民族素质的提高就成了无源之水，但民族素质不是社会成员个体素质的简单集合，它需要共同价值观念的引领、道德意识的培育和科学的制度安排，等等。

　　关于素质教育的内涵，国家有关文件曾明确指出：素质教育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3]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二、素质教育的实践缘起

　　任何思想的最根本的来源都是实践。素质教育思想在我国出现并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同样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社会背景。素质教育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尤其是教育改革发展实践的产物。

　　众所周知，十年浩劫，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渴望教育振兴，国家建设呼唤人才，但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不相适应的问题十分突出，而且教育自身各个部分的相互矛盾和掣肘也相当严重。1978年，我国小学升入初中的比例只有60.5%，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占高中阶段的比例不足6%，高校在校生只有85.6万人，研究生只有1万人[4]。当基础教育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长期偏小的高等教育规模以及很不发达的职业教育，必然导致升学的激烈竞争；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事制度则严重限制了人的社会流动。教育的内外部因素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等相当严重的局面。此时基础教育领域的有识之士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采取了应对措施，力图使基础教育回归教育的本意。其中，最早的声音就是以素质教育纠正应试教育。据查，国家教委原副主任柳斌发表在1987年第10期《课程教材教法》的《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一文中首先明确使用了“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并很快得到各方面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初，素质教育作为一个新词汇频频出现在各种报刊杂志。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5]，从而将素质教育的探讨推向高潮，使得素质教育逐步兴起为我国一场引人注目的教育改革运动，促进了教育理念的革新、课程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师生关系的变化以及评价方式的变革，相关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

　　在高等教育领域，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在曲折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在满足国家建设急需人才的培养上功不可没，但是，长期存在的“过窄的专业设置”“过弱的人文教育”和“过强的功利主义”等倾向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妨碍了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互适应。针对这些弊端，高等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和部分高等学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时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的周远清同志在全国高校大力倡导以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拉开了高等学校全面加强素质教育的序幕。

　　周远清同志在高校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不同发展阶段提出的“三注”“三提高”“三结合”(1)的教育理念及一批知名专家学者的理论探讨和教育主管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成立“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建立了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一些高校的积极探索，对丰富、完善素质教育思想，推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思想是应改革而产生、随开放而发展、依实践而完善的中国教育思想的本土创新。

　　三、素质教育的理论渊源

　　素质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是有其理论渊源的。

　　首先，素质教育思想是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血脉流淌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素质教育思想自其发端就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中，儒家学派居主导地位，其创始人孔子曾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把“智、仁、勇”三种品质称为“君子道者三”，认为它们是品行高尚的君子必须具备的三种美德。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同时，主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兼修。儒家三方达德、六艺兼修的教育思想，与今天倡导的素质教育思想血脉相通、有着深厚的思想关联。近代的蔡元培、陶行知等人都提出过与素质教育思想相关的主张。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沟通文理两科，提倡兼容并包，主张思想自由，确立“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6]并举，强调美育对人发展的重要作用。陶行知先生强调生活教育的作用，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旧教育制度，批评“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主张“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做到“教学做合一”。从根本上说，先贤的做法都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

　　其次，素质教育思想也是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互学互鉴的态度，广泛汲取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创新发展而形成的。改革开放，国门敞开，西方各种教育思想、流派涌入中国，广泛的教育交流使国人眼界大开。在经历各种观念相互冲突、相互比较之后，国民心态更加开放和自信。“大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逐渐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如西方教育重视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培养，重视个性发展，这些教育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我国素质教育思想所借鉴吸收。

　　更重要的是，素质教育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适于教育的性质和作用，适于人的全面发展、适于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充分认识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等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观点，都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素质教育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当代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理论产物。从本质上说，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均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在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和目标。而素质教育则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手段。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在本质上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当代中国教育实际问题所形成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同时也是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集中代表和体现。

　　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与教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这三方面的思想渊源交流融合，塑造了中国素质教育思想的独特品格，建构了中国素质教育思想的话语体系，绘制了世界教育理论的“中国版本”。素质教育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是吸纳西方先进教育思想，体现教育一般规律的结晶，更是来源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

　　四、素质教育中党和政府的推动

　　当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法宝之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为政府。教育改革发展亦是如此。素质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确立并不断完善、深化，一个基本的原因也在于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推动。

　　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为时13分钟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8]。这里，邓小平站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劳动者素质是构成国力的基础。1986年，他又提出，“法治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年轻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9]，强调了文化素质的重要。他要求全党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起来。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引领了“素质教育”思想的形成，确立了素质教育在我国教育领域的主导思想与主流实践地位。之后的历任中央领导都高度重视素质教育。江泽民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任务。他认为，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10]。他要求加强对学生历史知识的教育和人格的培养，并强调文化素质很重要，应当好好抓。理科的学生要加强人文方面的知识，文科的学生要加强学习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他要求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10]。胡锦涛同志在2010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明确要求，不仅详细阐述了实施这一“战略主题”的丰富内涵，而且对全社会协同推进素质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涉及教育各个阶段和领域，更涉及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用人制度等方方面面，必须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切实把实施素质教育这件大事抓紧抓好”[11]。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问题，“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习近平关于教育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他明确要求“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2]。他把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各级各类劳动者素质，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根本大计”。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在政策文件中得到确认，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教育决策，成为推动教育工作的战略部署。1985年国务院做出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宗明义，“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3]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要求“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1]。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提高学生四方面素质的要求，从政策层面肯定和反映了素质教育理念，是素质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14]。这是首次在中央文件中使用“素质教育”一词。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做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中”[15]。可见，“素质教育”的份量之重，实施的决心之强!2010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则专列一条，明确“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1]，素质教育成为统领未来一个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工作主题。

　　因此，在中国实施素质教育不仅仅是学校行为，而且是国家行为、政府行为。正是党和政府的鲜明观点、有效举措和强力推动，使素质教育成为引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和实实在在的实践探索；素质教育思想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又推动着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砥砺前行。

　　五、素质教育与自由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的关系

　　厘清素质教育与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的关系，对于丰富、发展和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和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国际影响力颇为重要。

　　2014年12月，笔者作为“美国通识教育和核心能力培养调研团”的团长率团赴美就通识教育相关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期间，广泛接触了各类高校教育人士，感到美国的自由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和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两个概念具有紧密联系和相似性，但又有一些差异。实际上，这是两个来源不同而又有着共通性的概念。

　　自由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香港和内地也译为博雅教育，起源于古希腊。对此，《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曾做过经典性的说明：“在奴隶社会里，人被分成两种：自由人和奴隶，或者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奴隶承担仆佣性质的专门化职业，自由人主要关注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对于前者的训练完全是职业性的，但是自由人不仅是统治阶级，而且是有闲阶层，他们的教育仅限于自由的技艺(LiberalArts)，没有任何实用的色彩。自由人被培养成为思索与追求美好人生的人，他们的教育既是非专门化的(unspecialized)，也是非职业化的(unvocational)，其目的是培养出一个对于自身、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的理解的完整的人”[16]。也正因为这一概念的“历史因素”，“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一些美国人对自由教育颇有异见，更多的人则主张将本质的因素与非本质的因素相区分，将合理的精神应用于对所有人的教育。

　　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则缘于“专业主义”的过分盛行。为了谋生，其中也不乏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几乎所有的学生，成功之路往往在于选择一个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职业。“专业教育”(SpecializedEducation)作为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能力的教育，既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吸引了学生的兴趣。但是，专业教育的过分专门化和实用化，极易忽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也失去了对科学的总体关系的理解。因此，“通识教育”作为完整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的“另一部分”而受到重视。它“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与专业教育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应当接受的教育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共同达成高等教育的目的。通识教育在拓展学生知识覆盖面、培养学生写作与阅读能力、提高价值判断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专业教育是教学生能够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话，那么通识教育则是在教育学生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的问题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显然，自由教育早于通识教育；本义的自由教育是对“自由人”(一部分人)的全部教育，通识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中对学生(所有的人)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但二者有着共通的旨趣，就是培养学生成为“完整的人”(wholeman)。

　　比较而言，中国本土的素质教育思想，与“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既有相通之处，更有超越之优。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建构来讲，文化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人文养成，重视知识的综合性，其内涵与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基本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笔者在美国访问期间，美国有的同行也认同“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并且直接用汉语拼音“wenhuasuzhijiaoyu”与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相等同使用。

　　而且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素质教育思想较之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具有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因此，也有建议直接用汉语拼音“SUZHIEducation”在英语中表达这个中国概念。

　　作为包含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专业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的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相比较，素质教育是一种面向每个学生的教育，是贯穿于教育全过程的教育，它弥漫性地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内。如果我们认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所接受的两个方面的教育的观点，那么，素质教育则是贯穿于这两个方面教育的主线和灵魂。当下，一些人否认高等教育的专业性，概之为“通识教育”，这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实际，也模糊了高等教育的性质，同时，也否定了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还有一些人以“通识教育”取代、甚至否定素质教育，反映出对素质教育思想的认知缺乏和对本土化教育思想的自信缺失。

　　这里需要进一步明晰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专业教育是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能力的教育，它带有较强的工具价值。在“劳动还是谋生手段”的现实社会里，专业教育仍然是基本的和必要的，超越现实生产力的水平而空谈人的发展和自由教育等等，既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也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但如果让学生过早地、过多地专业化，专业教育就会远离教育的本质，学生就可能成为“单向度的人”。今天，我们不会赞成古希腊时代的一部分人接受自由教育，另一部分人接受职业训练的做法。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生成长需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等视域分析，开展专业教育的同时必须进行人文知识教育和人文精神培育，必须关照学生自身内在秉性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且贯穿于教育全过程的教育，它自然要高于并统领专业教育，同时素质教育又渗透并通过专业教育来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获取，因此，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在专业教育中培养、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也是专业教育的责任。当前，我们要更加注意开发专业课程中的素质教育功能。

　　六、切实落实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地位

　　素质教育思想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素质教育思想的贯彻落实，极大地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人才培养规模的改革、专业设置的拓展、教学内容的革新，等等。其中，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切入点和突破口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推进与普及，在“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等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虽大有其“名”，但其“实”还不尽如人意。一是认识还没有完全到位。对“战略主题”的理解领悟不到位、不深透，尚有少数同志仍在照抄照搬西方的教育话语，甚至用西方话语体系剪裁我们的教育实践。二是实践还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在一些地方，素质教育口号振聋发聩，但没有进入操作层面；一些高校还只是停留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的范围，尚没有进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一些高校在教学过程中还只是停留在开设讲座、选修课的初级阶段，而没有进入教学的核心过程；一些高校把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当成百科知识式的“万金油”。种种现象表明，要使素质教育这一战略主题地位落到实处，使素质教育思想变成生动活泼的具体的教育实践，还要花很大的气力、做更多的工作。

　　落实素质教育战略主题地位，要有充分的教育理论自信。要按照中国的文化和实践轨迹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科学阐释中国教育实践。这不是固步自封，恰恰相反，我们一贯注重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借鉴有益的教育思想与经验，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学习西方中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欢迎异质文化进入，但又不被同化，我们就是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教育理念，学习其治学办教育的先进经验，同时，我们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融会贯通，逐步产生了符合我们自身教育实践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这些宝贵财富弥足珍贵，应当倍加爱护。素质教育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加以坚持、完善和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努力提高教育的国际话语权，通过多种途径介绍传播素质教育思想，解读好中国教育实践。

　　落实素质教育战略主题地位，必须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系统设计、整体规划各级各类教育中素质教育的重点任务。教育部提出要加快研制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把素质教育的内容细化、实化，使大、中、小学的素质教育有机衔接、分层递进，更加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符合青少年成长成才规律。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是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的一种活动，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内部，除此之外，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以及社会教育都会对一个人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形成素质教育的合力。素质教育要落地，土壤很重要，因此，还要有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来支持、保障、激励素质教育的实质性推进。

　　落实素质教育战略主题地位，必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要按照实施素质教育总体要求，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对课程体系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设计、整体优化，同时辅之于缜密的策划和精细的落实举措。一直以来，我国高校课程体系受前苏联教育传统的影响，高度重视知识性的学科构成，很容易导致伦理教育、历史文化教育等被忽视而引致课程体系的缺陷和高度专业化，人才培养没有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有机的课程体系设计，导致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顾此失彼，实施素质教育除做些简单的补充加法外，没有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来保障一以贯之的实施。前些年，一些高校的一些专业也发生了把教材和教学过程全欧美化的现象。当下，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对高等教育课程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进行整体设计和实施。要系统研究、有步骤地开发开设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文化自信、责任意识的专门课程，开发开设提升阅读、写作、交流等基本能力的专门课程，开发开设培养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的专门课程；按照素质教育的理念，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规划设计好既能体现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特征、又一以贯之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建成一批不同教育阶段的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核心教材，使得素质教育思想真正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关照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成才，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