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大理白族地区书院教育的流变及其特点
来源：UC论文网2016-07-01 14:38
摘要：
明清时期是大理白族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中央王朝“兴儒抑佛”到“兴儒传佛”到“先抑儒后兴儒”再到“反儒尚西”的文教政策转变，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教育经历
大理是西南边疆的山水名郡，也是历史悠久的文献名邦。大理白族学校教育始于汉代。据史志记载,汉武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四川成都创办地方官学，很有成绩，一度出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同属于南中地区的大理也深受文翁兴学的影响,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于滇池河中，甘露降，百鸟现，始兴文学,渐迁其俗”历代典籍中(如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刘文征《天启滇志》等)也多以此作为大理地区儒学教育之始。到唐时期，大理地区为南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向来与唐交好，尊中原文化为大统，教育也不曾偏废。宋代放弃了对大渡河以西地区的统治，学乃寖沦。元世祖平大理之后，平章赛典赤大兴儒学教育，大理地区始遍有文庙、学宫。至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廷设置了云南指挥使和云南布政司，云南各州府亦步亦趋，仿中原各项制度，在教育上则建立了书院。
―、明清大理白族地区书院教育的流变
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从产生到消亡多为官办或官员捐办，书院一经产生就成为官方控制教育的工具和读书人学习时文、以应科举的地方。因此，大理白族地区书院的兴衰与中央王朝不同时期的文教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
(一)元初“兴儒运动”推动下大理白族地区书院教育的萌芽
中原书院的私学教育在经历了两宋的繁荣期之后’到元代，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元政府十分重视理学在思想统治中的地位，所以也十分注意对书院的管理。在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大司农张立道等政府官员大力实施教化优先的政策，大理地区始设文庙、学宫。由此大理白族地区佛寺教育逐步被中原正规的世俗教育体系所代替，初步实现了大理白族地区儒学教育的普及。?中庆路重修泮宫记》中记载：“赛典赤分省此方,创学宫，举师儒;北人鳞集，爨焚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规，乘驷内地，请给军籍，虽穷达蛮僚之乡，或建庠序矣……设立学校，以弘既富即教之义。如爨鲠之类，巍巍然有识经者矣”t2)。元代大理白族士人如王升、赵子元、赵傅弼等都是当地的名儒，他们以毕生精力积极投入兴建学宫和传播儒学的实践当中。
元代在大理地区兴建了三所学宫，第一所是大理府学宫，公元1285年由郝天挺分政大理时期建立，地址位于大理府治南,原址不可考，遗址即今大理古城文化馆及图书馆。第二所名为鹤庆府学宫，兴建具体时间不可考，地址在鹤庆府治东南，遗址在今鹤庆一中校内。第三所名为邓川州学宫,兴建具体时间不可考，初建于中所会真寺后，学宫几经搬迁，遗址在今洱源二中校内。《大理路兴举学校记》载:“一旦举中国之治以加之，皆反身革面,其固有之，于以见王者之德大以遐,夫子之道尊而明，而斯民果习难也。他日人才辈出，彬彬然有齐鲁之风,则任斯事者宜无愧于文翁矣。”以上说明自元代以来大理白族地区吸收汉文化的程度已较高,儒学教育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程度，为书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明朝“兴儒传佛”的文教政策以及书院教育的发展
明朝军事统一云南之后对大理地区实行了更加严格的控制，为了对云南实现长期有效统治，实行了一系列彻底性的变革，特别是在段氏统治的大理地区实行了稳固统治的一系列措施。首先是“焚书”。朱元璋深知大理文明与中原文明源远流长，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在《谕云南诏》中说：“盖云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汉通中国，称臣朝贡,至唐、宋皆受王封，其来久矣”。又在《谕大理诏》中说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尽阅群书，方见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为元削去国名，止称土官。”但朱元璋认为，要彻底改变当地民族之夷气，教化当地族民，就需彻底摧毁其文明，故“自傅(傅友德）、蓝(蓝玉）、沐(沐英)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涤荡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w。朱元璋的“焚书”一举将元代以前的大理文化典籍、史书几乎销毁殆尽,对大理白族地区原有的教育形成了沉重的打击。第二个措施是“兴儒”。明朝在云南用兵，留下了大量的屯戍军卒，此后又有不少汉族居民因商业或手工业等原因迁到云南，形成了云南历史上第二次汉族大移民。为了防止这些汉民在“夷多汉少”的边疆地区与当地土著杂居的过程中被“夷化”，朱元障发诏在边地用儒家礼义进行教化“武臣子弟久居边境,鲜闻礼教,恐渐移其性。今使诵诗书，习礼义，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资用。”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儒学对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在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诏谕礼部边境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能由化？云南、四川边境土官，皆设儒学,选遣子弟孙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其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理争斗之事，亦安边境之道。”(《礼部志稿》卷一)所以，朱元璋下令，在大理地区各府、州、县均建立学校，让大理地区人民习礼乐诗书。第三个措施是“传佛”。朱元璋还利用大区佛化传统，进一步加大对大理地区人民的佛化。他希望通过规范佛教的传播来淳化民风，教化民众。第四个措施是“改土归流”。明王朝在元代的基础上，加强改革力度，采取了逐步废除土官，改设流官的政策，使大理地区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
有史可考的大理地区创建最早的书院为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浪弯知县蔡肖杰在县城北(今洱源县）建立的龙华书院。据《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统计：明代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总数多达18所，尤以大理府为盛，达14所之多，云龙州和定边县未建书院；书院较早创办于弘治年间，并于嘉靖时趋于鼎盛。明代大理府书院之发达，还体现在数量上，与同期云南省内其余各府(共计31所)相比较而言，明代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是占据了绝对的领先地位的,体现了明代兴儒政策下大理白族地区书院之发达状况。明代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教育以讲授经史辞章和应科考试为主。明代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教育办得很好，涌现出了一些全省闻名的书院。最负盛名的是李元阳创办的中溪书院(后改称为桂香书院），同时代的大理名儒李荣升、杨覆宽、刘玉湛等都曾在该院担任山长，成才者众多。其次是剑川知州胥铉创办的金华书院，使得剑川“人文蔚起，科甲接踵，在迆西诸郡中，足称翘楚”。此外还有源泉书院、玉龙书院、凤鸣书院等也在当地较为有名。
(三）清代对儒学“先抑后扬”的文教政策及书院格局的调整和成熟
清代在元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府、州、县儒学教育体制和办学规模。清初，云南书院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康熙年间才开始兴盛。原因是清初，中央王朝认为书院讲学会危及其统治,便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政策。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政府曾下令各地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曰所习经书义理，著意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再加上清初云南局势较为动荡,经历了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在昆明建立起割据政权后，顺治十七年清廷命吴三桂镇守云南，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叛清廷，又在昆明建起地方割据政权等一系列的事件。所以，顺治年间，全国书院一度衰败，大理地区的书院亦进入发展的低谷阶段。
至公元1681年清军讨平吴三桂之孙吴世幡的割据势力，收复昆明及云南全省,康熙意识到书院的重要，遂变“抑制书院”的政策为“兴建书院”政策，从中央政府内直接拨款支持书院的建设。康熙亲自为云南育才书院题写匾额以示关怀，又“御赐图书”供书院学子研读。这样，云南在康熙年间书院有进一步发展，共建了39所，是清朝各年代建书院最多的一个时期。雍正时复兴书院，命各省督抚省会创办书院外，也放手让各地创办书院。《清会典》卷三十三记载：“其余各省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立，或地方官拨公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各地官吏、缙绅便纷纷修复和创建书院。可以说，从康熙时起，云南的书院建设步人了正轨，达到兴旺。清代大理地区建有书院64所,加上未知创办年限的8所,共计72所，占全省书院总数的20%,在雍正年间创办21所，光绪年间创办的书院20所，是继明代嘉靖年间第一个书院发展高峰后的又两个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书院办得最多的是洱源县(28所)和大理市（18所）。清代创办的书院大多为官办书院，共有67所。体现了明清以来书院教育官学化的特点。清代书院教育以科举为核心，管理比起前代更为严格，书院巳经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清代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教育仍在整个云南省领先，除了昆明的五华书院之外，就数大理的西云书院规模最大、成才者最多。
(四）清末教育改革和书院改制及其书院教育的衰落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打开，伴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大变革，清政府在文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洋务运动期间确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旨也扩及大理白族地区。此时书院当中多聘请社会名流担任山长，课程兼授中西之学。但伴随着科举制的改革乃至最终废除,书院儒学教育的地位在逐步下降。在维新变法期间和清末新政期间，光绪二十九年云南省拟在西云书院设立高等学堂，因多方面原因未果;光绪三十一年在西云书院原址创建大理师范传习所,后改为大理初级师范学堂，此拉开了传统书院教育向新式学堂转变的序幕。此后，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和各府州县学兼改革成为新式小学堂和中等学堂、师范学堂等。如西云书院最终改制成为大理一中、凤鸣书院成为大理三中等。至此，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教育逐渐淡出了世人的视野,被新的教育形式取代。
二、明清大理白族地区书院教育的特色
(一)教化为主的教育目的论
大理白族地区官办书院的兴建多是为了巩固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治,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其教化意图非常明确。大理地区的官员和士子对此都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并且十分自觉地将教化视为书院教育的第一要务，这在大理各地的书院碑记中均有反映。在此，仅举两例:元代《大理路兴举学校记》开篇即道:“夫圣道不传，千载而无真儒,王化不行,百年而无善治,稽之书道唐虞，诗术殷周，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名虽有三，其教一也。圣人设教而不立祖，王化以为远迩；王化所及,教亦随之，中国学校，在在皆有。云南西陲，俗通天竺，徒事释氏之书，虽有设科取士，未得其正……教无类也，孰谓异俗之不可化哉？”；另在清代杨云阶的《西云书院序》中也有类似认识：“窃思滇南为极边之地，迤西又滇之极边也。二十余年来,干戈扰攘虽全滇同然，而盘踞侵削，西陲为甚，衣食未足，礼义孰兴。幸P示承平，欲振民风，先端士习;士习既端，嚣凌自化。”
我们可以借上述论述来分析一下大理白族地区书院的教化思想：首先，书院对中原儒学大统是非常认可和尊崇的。书院举办者普遍认为只有弘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只有学习圣人之道才能产生真儒，只有推行“王化”(这里应该是对理想的统治境界的描述，可理解为儒家的“仁政”)才能使社会获得良好的治理。天子的仁政到达的地方，教学也会随之兴盛。学校就是天子教化的场所，书院“化民成俗”是有非常成功的先例的。“愚观闽、蜀，昔为偏方，民不知学，自文翁化蜀，常衮治闽，其后，学士彬彬，与上国齿。”（明杜瑜《浪穹县儒学碑记》）由此而更加坚定了对中原儒学的“向学”之情。其次，书院士子认为西南边陲之民是“可教化”的，同时也是愿意“被教化”的。历史上，大理白族被视为未开化地的蛮夷，是“化外之民”。白族一直对中原文化有着很深的向往之情，从秦汉时期起就不断地在学习汉文化。但在元代之前，白族地区仍然是中央王朝版图之外的边远地带，白族仍被视为王朝教化之外的野蛮民族。自元代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版图之后，赛典赤在滇地兴儒学，大理白族地区开始进入中央王朝教化的视野。到明代，朝廷对大理白族地区的控制加强，通过焚书切断了大理白族地区原有的教育脉络的同时强行推广儒学教育。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白族士子一方面意识到本族文化的独特性--是不同于中土的异俗,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儒学教育的敬畏，认为“异俗可化”，希望通过接受书院教育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以进人中原文明的领地。鉴于此，笔者认为，白族地区书院中的教化思想有着更耐人寻味的含义:书院教育不仅仅要通过传播“礼义”来“化民成俗”，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书院的“教化”使得有奇风异俗的“化外之民”变为“化内之民”，使得西南边疆的白族及各少数民族通过实现对儒家“礼义”的认同而实现民族身份的转变，经由教化的少数民族不再是蛮夷，而是文明人，是华夏民族的一份子。因此，书院教育对统治者来说是“永安边境之道”，而对于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来说则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阶梯，从历史意义上来看则更是具有促进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大意义。
(二)重修养轻名利的人才培养观
以李元阳等为代表的明代白族士子看到了明后期朝廷的腐败，以及中原书院被朝廷控制、沦为科举附庸的事实，极力地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中提倡重修养轻名利的思想。李元阳在大理白族地区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创办的中溪书院一度成为滇西教育的圣地，“其立书院十余处，以云南五华成材，大理之中溪为著。”（清师范《滇系?学校考》)李元阳活跃在大理白族地区的教育领域，经常到各地讲学,他劝诫士子:“阳闻晦翁朱文公有言，学校之设,所以教人孝悌廉节以施于用也，非教人以时文也;呜呼，斯言也，实先王建学立师之本旨也。若今之科目，以时文取士，士之急功利，慕富贵，而求进取者，岂待建学立师而后能时文哉;故知建学非为时文进取设也，明矣。吾党士子既知建学立师不为时文，不为进取，则时文以上当更有事，功名进取之外当更有安身立命之处，在今日诚不以不讲也。”（《鹤庆府重修儒学文庙记》)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元阳十分明确书院教育的主旨是“教人孝悌廉节”，是要教给士子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个根本应当是立于天地之间的尊严和高尚的精神气质,而不是习“八股”以求富贵名利。
这种重道德修养轻功名利禄的人才培养观在大理白族地区书院教育中普遍被提倡，且一直延续到清代。《论语》中孔子告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一论断被大理白族士子奉为圭臬，大理白族地区书院严格地遵守儒家对理想的人才的培养标准,即以培养君子儒为最终目的。杨士云认为：“大人之学为道也’小人之学为利也。”他立志终身只做“大人之学”，在教育实践中也如此要求学生。清代大理知府桂霖在《新建敷文书院记》中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书院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他说:“倘以读书为梯荣之路，讲论而不期践履，彼制科以来,其掇巍科跻朊仕者,何可胜道，顾往往所为不堪自问，甚后人闻其姓字而唾詈随之，彼何尝不自托于儒,然谓非小人不可……诸生敬其业，乐其群，学于古训躬行,心得而有以应之;则大人学在，是君子儒亦在,是矣。”他的论述中表现出了对“小人儒”的鄙视，表达了培养“君子儒”的迫切愿望。重修养轻名利的人才培养观对大理文人士子的影响也很深，如明代大理太和人杨黼,他博学多闻、励学志道,但绝意功名、隐居不仕;李华赴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考中后授职却不赴任，理由是“住京师十八载，粗得一第，以慰吾亲教子之勤也，始愿已毕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儒学为主、兼容佛道的书院多元文化气质
经过元明清几代的经营，大理地区的儒学勃兴，学风日盛，人才勃起，“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随着科举的推行，士人的数量逐年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士大夫阶层。一方面，大理白族士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不断地践行着“学而优则仕”的积极人世的思想，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投身地方教化，参与地方建设。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遵循着“首孝悌”的原则，努力实践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思想。如王升、李元阳等均是其中的代表。但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大理白族向来崇佛明礼。大理地区的文人，其性格、气质和风范与江南士子迥然不同。刘小兵先生研究明清文人风尚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云南文人勤俭朴素……还有些文人从来就决意功名，隐居不仕……云南文人多以质朴无华见称，而少风采灵秀之气”。造成大理白族文人具有上述气质的原因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外，书院教育对其也有重要的影响。自唐以来，大理白族地区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明清大理白族地区书院中的这种重修养轻名利的思想亦深受佛教文化熏陶。“诸种蛮夷，刚愎嗜杀，骨肉之间一言不和，则白刃相戕，不知事神佛，若袅境然。惟白人事佛甚谨，故杀心差少。”(元李京《云南志略》）同时，据李京《云南志略》的记载：“（元前)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其人深受道家思想影响，颇有隐逸之风。由此推测，自魏晋以来，大理白族地区也颇有隐逸文化特色。因此这一人才培养观既体现了立志求道以修身济民的积极精神,又包含着淡泊质朴不慕名利的隐逸风格。
综上所述,大理白族地区书院教育的发展是中原文化在大理S海地区深人传播的体现。表面上，白族地区的书院是作为安定边疆的统治策略之一而从内地移植的，但通过深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白族地区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秦汉以来不断进行的汉白文化交流为书院的扎根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土壤；自元代以来的新一波民族大融合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更多的是汉白文化交流、融合的产所，其教育思想也非常明显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自元代以来，大理白族地区的书院教育虽历经兴衰，但其“传道育人”的火焰却不曾熄灭，时至今日，历史上的书院已经转变成为大理白族地区现代教育的名校，进一步发挥着“育苍洱灵秀,安祖国边疆”的重要作用。
李秀芳
(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