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
来源：UC论文网2016-06-25 09:18
摘要：
文章以人类学为视角，对地域武术文化在研究方法与视角、实践操作与运用、文化建构与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与思考。
地域武术是建构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文化图景的重要内容，在武术文化研究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历时三年声势浩大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无疑可以看作是对地域武术的一次历史梳理和文化抢救，对于我国地域武术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和历史贡献。进人21世纪,在地域武术研究若隐若现于人们的视线之时,上海体育学院自2005年起陆续形成了以研究我国多个地域武术文化为专题的系列博士论文，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年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华武术传统名拳纵览”，全方位对我国地域武术拳种及文化进行了介绍，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热点的复苏和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现。相比较于宏大叙事的宏观武术发展研究,近似于微观描述的地域武术关注始终处于武术文化研究热点的学科边缘。然而，在我们穷尽于思考武术的顶层设计与国际化如何定位发展的同时，地域武术这种“地方性知识”（格尔兹)所展示的中国武术文化的神奇与魅力，常常令研究者们为之惊奇和震撼。
近年来，以多学科为视角来关注和研究地域武术的学者和成果开始显现,其中以“田野调査”为经典研究范式的人类学,在文化探索与实地考察方面显示出学科独有的优势与特点，为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借鉴与理论参考。如胡小明研究团队运用体育人类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方面的研究，以及吉灿忠、温搏、王林等人发表有关文化人类学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应用的相关文章等，都显示了人类学科已经悄然走进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视野，而其中也不乏有地域武术文化方面的探索和思考。为此，热衷于中国武术文化的深层次探索与发现，这种细微深入和细腻丰厚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必然值得学理探讨与热点关注。
1.“文化事实”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基本单位
1.1理解“文化”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
长期以来,如何理解“文化”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对文化的认知与理解的差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如何开展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展示形式。“文化”作为舶来词，其对概念的解释已经超越了上百种。在诸多的文化概念经典解释中，泰勒所著《PrimitiveCul?ture)书中的“文化”概念已经得到了广大学者的普遍学界认同。就地域武术文化而言，在习惯于武术“文化三层次说”（技术器物层、制度习俗层和心理价值层）的学术规范与概念界定之后，在其具体实践研究中，常常困惑于文化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即通过文化主体背后的学术意义是什么？其实，这种问题的思考仍然在考究我们研究者是如何看待、理解和运用文化的。
“文化影响技术，技术反映文化”，中国武术的历史与博大并非仅仅是因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时间跨度，地域文化的孕育与滋养对武术拳种理论、技术法则、技击理念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南拳北腿之说,更带有明显的体质人类学的倾向。这种以地理和体质为基础的地域武术研究，在客观上有助于武术文化内容的研究。因此，有学者指出：“我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术的角度看待武术……，要将武术视为一种文化系统。”m正因为武术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决定了地域武术研究必须从“文化”人手。作为以“文化”为主体和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无疑为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学术理论层面的可能和实践操作的借鉴。就人类学而言，如何解释文化也有多种涵义，如上文提到的泰勒的文化概念，除此之外，还有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尔兹等不同学派的文化理论，因此，更加说明文化解释的多元化和人类文化的复杂性。但总体上，在人类学视角下，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关注更倾向于民间底层、大众草根文化，与传统的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研究视角有较大的区别。其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更关注于“人”进行的各类文化活动现象，如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传承法则、习武信仰、生存状态等问题将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与学院派的竞技武术文化研究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作为关注“人们通过创造符号来表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的人类学文化视角，或许,这也就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起点和意义所在。
1.2学习“地方性知识”是地域武术研究实践的基础“地方性知识”与“文化深描”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开创阐释人类学中重要学术标志。以文化为研究主体的人类学，其“民族志”是最主要学术成果展现形式，更是人类学整体性研究方法的体现。民族志主要从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亲属制度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来全面考察人类的文化活动。我国地域武术拳种多样，为人类学在民族传统体育52学科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领域，应更注重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从地方经济、政治、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信仰、制度等各个方面，以民族志的形式从整体文化脉络中去梳理、分析和抽提地域武术文化，去勾勒和描绘出更加原生态的文化图景。
人类学家的田野民族志既是对人类学方法的严格训练，也是人类学研究成果形成的必然途径和方式。同样,在地域武术的田野实践中，不同拳种的技术、拳理以及门派内部语言（如河南部分地方比试武艺称为“比手”，而四川则为“抢手”等）。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我们也可将之称为地域武术拳种的“地方性知识”。研究者具有“逻辑中的田野”（研究者本身具有的学术理论知识系统）与“田野中的逻辑”（被研究者拥有的知识系统）两种知识体系相互接触碰撞之时，如何了解和学习这种地方性知识则是开展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实践基础，当然也是研究者建立如何与拳种相互理解和沟通的能力。
参与观察是学习“地方性知识”的唯一途径。“尤其是对武术拳种或武术村落文化的研究，如果调查人本身不能参与拳术的身体习练过程,那么这种本体感受以及由身体身心练习所产生的深层认知就无法有所体会，这正是参与观察和深人访谈所要达到的目的。”[5]在地域武术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中，还应有区分社会事实与文化事实的区别。社会事实（涂尔干）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而人类学更加关注文化意义上的。因此，“文化事实”则作为人类学分析研究的基本单位。何谓文化事实？罗红光在所著《人类学》一书中描述到：“文化事实是指内化于身心的，具有特定价值导向、符号体系与实践规则的习性与信念。”文化事实更加强调于文化意义上，而非实体的一种关系。如师徒制度是一种社会事实，而师徒之间的语言交流方式则是一种文化事实。因为有关社会事实与文化事实涉及到人类学中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以及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因此，关于此内容还需另辟专题进行阐释说明。但需要说明的是，类似地域武术拳种技术结构的内在形成机制以及武术拳谚表述的潜在规则以及武术习练群体圈子的观念逻辑和思维方式等，这些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此外，还想要说明的是，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可以突破以技术看技术的单一联系和局限性，把武术与文化紧密相联，更有助于对地域武术文化的深人研究。往往在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中，过于武断主观的将身体活动独立于民族群体文化之外，或者将身体活动的技术分析赋予简单的文化包装，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文化视野问题。因此,如何对地域武术拳种进行民族志研究，也是今后更加完整展现和深人研究地域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如对民俗节庆中地域武术活动的调査中如何构建一个民俗武术活动的民族志，全面展示武术在民俗节庆活动中地位、作用、关系，以及武术与民俗仪式、生活、家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深人的了解武术在社会群体的符号意义，这些都是需要进行民族志研究中给予思考的问题。
2.寻求普遍法则与意义系统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深层目的
2.1实现宏观与微观的自由穿梭
田野调査式的实践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地域武术文化学术研究的日渐增多，村落武术也成为部分研究者关注的学术话语。当然，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我们也发现，研究者在模仿、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常常把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经典学术成果《江村经济》作为乡村地域武术研究的学术指引和范式，以期在经典理论和研究模式中去探寻地域武术文化深度的可能。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是如何深度理解《江村经济》带来的学术启示？《江村经济》并非仅仅强调的是开弦弓村落文化的本身研究，而是作者通过详尽描述江村的经济体系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突破了西方人类学家对“野蛮社会”的传统视野，开创了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范式。正如人类学家格尔兹提醒我们“研究的地点并不是研究的对象”一样，认为“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正如无论是在偏僻的村落中对某个拳种师徒传承的田野调査还是城市里健身武术的群体传播，其实质都可以归属在探讨一个共性的文化现象，即武术对习练人群的凝聚力效应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文化比较法来说明城乡之间武术传承的差异。因此，地域武术研究对于不同拳种技术关注的同时，应文化延伸于技术结构与人类思维方式的关系研究;应拓展发现身体行为与文化传统的关联影响;应深人分析文化事实中观念与意义的逻辑构成。
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是在极力阐释人类行为的基础上去寻求文化事项的普遍法则。然而，当前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困境可能易陷于两个方面的困惑。一方面是武术文化研究者缺乏的必要的开拓精神，以及“小地方大社会”的学理思维启示。在具体文化实践中过度注重对个案的本身研究，很难实现从微观向宏观的自由穿梭、微观描述与宏大叙事的学理沟通，其学术成果无法逾越从“武术人”到“人”的现象与规律的提升与深化。另一方面，在“武术文化”浪潮的影响下，武术文化的地位被学者们推崇至上，一些学术成果更类似于国家政策文件的学者式解读或是动员演讲篇章，在畅谈文化保护和研究重要的同时，对推进地域武术文化的理论演进和实践积累的引导却收效甚微。
2.2探寻人类社会行为到文化的意义
人类学作为一种立志于理解人类文化的学科，构建不同文化对话与达到文化间的理解是其目的之一。正如地域或民间武术代表的传统与学院代表的现代，从形式上则表现为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的对立，使我们在怀疑传统技击论与竞技武术文化异化等诸多问题徘徊不前。又如一个单式的武术动作或是一个完整的武术套路,如何判断是竞技武术还是传统武术，仅仅从名称无法进行精确的区分和限定。正如随手一个扬手动作，从身体技术的角度，既可以看作是舞蹈艺术的肢体伸展，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攻防效果的技击发力。任何动作既可以看作是技击性的，也看划分为非技击性，其重要的标志则是由武术的身体技术动作到技击意识与技击意境的出现。以上问题的分析,似乎在向我们说明一个问题，即局限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并不能更好的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只有从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中去探索文化的意义所在才能真正的理解文化本身。在此基础上，通过参与观察所获得不同地域武术拳种门派习练群体的不同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的结果之一，是想了解武术中的意义系统为何的诉求？是让我们更加有效的理解“文化”的人与身体技术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技术的，而这些意义系统的解读和理解是一个更加带有普遍性法则的深度学理思考和文化脉络深人。
论述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到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作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之称博厄斯的学生，文化相对论的理念对米德的人类学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深远影响。米德通过对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姑娘如何度过青春期的研究来反思美国的青少年教育体制。她在书中讲到萨摩亚人的教育方式和我们的方法大相径庭,这种方式将使我们获得一次最为深刻的启迪……,甚至彻底改造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W米德的田野学术成果在于她通过跨文化比较，“发现了人类行为的共性与差异，以实现理论概括或发现某种通则的研究方法。”
运用人类学理论对于研究地域武术之间的普遍法则与文化意义提供了交叉学科“开放性”力量的同时，我们也应避免陷人跨学科封闭式的学术脉络困境，正如《游戏视角：民俗体育文化注疏》一文中描述的那样，“在非体育类的理论视角下，其理论表述往往存在非体育化乃至去体育化的语义偏离，体育文化自身的逻辑与意义--往往在这种演绎过程中被消解了。因此，在运用人类学去指导或阐释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的同时，却可能出现只见“文化”不见“武术”的研究遗憾。地域武术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揭示不同武术拳种门派的技术特点和文化特色。在这一理论引导下，地域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在田野调査中，试图以“民族学”的范式来要求研究者的对比研究，将拳种之间的联系如同民族从客观上隔离起来;试图以通过文字游戏方式的驾驭,在如何彰显特色的文本释义上大费周章；试图以文化掩盖技术,将武术归人浩瀚星辰的传统文化体系。
3.文化重构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取向
3.1从史料梳理到文化重构
“早期人类学家田野工作就是在试图解决本文化与他文化接触时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评价问题，而晚近以来的人类学家则是在运用他文化和对他文化的研究成果--他者性来反观、诠释和重构本文化”[11]强调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与意义是近几年有关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和主题。如果地域武术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历史层面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学理梳理,那么武术从传统到现代历史传承的价值与意义就无法释怀。人类学的实践理论从根本意义上强调了文化实践的重要性，即人对文化的创造性。实践理论认为要从更深层意义上的去解释和说明文化实践主体的动力和原因以及如何变化的，只有找到了文化变动的动力、原因及其变化规律，才知晓如何实现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长期以来,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影响、限定，然而，这种研究范式的缺陷在于忽略了“文化是谁来创造的?”这一基本事实。地域文化或传统文化为拳种技术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作为参与武术文化活动的主体--人，始终是被文化影响，但又通过人的主动文化实践来创造文化的一个双向文化实践过程，其实质最终是人在参与其中的结果。因此，实践理论在强调人的主动性,始终强调和凸显人在创造文化和重构文化这一社会事实。同时实践理论也更强调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因为文化是流动的。相对于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并非一味固守传统的文化对拳种形成与发展的决定论,而是更多学术意义上的文化观察，即我们如何看待文化发生变迁的。尽管地域武术文化始终在强调其存在的传统性，但就武术发展历史而言，“变革与转型也是一种必然，传统的延续和现代的发展需要在一种良性的张力空间得以生存，而武术的发展也必须在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中寻求新生。”因此，作为一直在发生变化的文化，地域武术研究不仅仅要看传统的文化,更要涉及武术在当地社会变迁中文化的变化，因为只有真正意义上厘清了地域武术文化脉络中的“变”与“不变”，才能提出如何更好去保护文化。因为文化保护并不仅仅在讲传统，地域武术的保护也不是“博物馆”意义上物品封存和文化固守。也因为没有人能拒绝现代,更不可能操控文化的静止与流动。因此，从人类学的实践理论、现代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成果中，反观、诠释和重构本文化的研究相对匮乏，在大量地域武术文化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对于武术活动的主体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创造关注度较少，对于武术存在于当前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或者理解为人的生存意义与未来发展有何启示等相关问题，都显示出武术学科研究力量的无力与不足。
3.2文化重构与文化保护发展
文化研究始终是地域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民族体育的传统性、民族性，使其文化属性的研究更为明显。从人类学视角研究地域武术的文化问题，和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有较大的区别，人类学更加关注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意义系统。本身就文化而言，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我们在探讨其本质问题时，常常令我们感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宏大和人类自身的伟大。因为我们在如何解释一种文化时，也常常在考虑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意义以及何为人类的文化，这种思考看来，既是一种对社会事实或者文化事实的微观思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类发展的宏观研究，如何在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实现宏观与微观之间进行自由的穿梭，才是研究地域武术文化需要学习和驾驭的能力。正如人类学家高丙中在《人类学视野译丛》总序中写到：“因为人类学才在成为一个被思考的整体的同时成为个案调査研究的总体。”
同时，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理论薄弱始终是制约学术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学术成果同时，如郭志禹在其专著《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现代阐释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一书中，对巴蜀、吴越、齐鲁、陇右、荆楚、岭南、关东、秦晋、闵台九个地域武术进行了归纳综合研究，确立了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六项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本体文化、相关武术文化），地域武术文化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和不足。正因为如此,随着人类学逐渐成为广大学者专家关注的话题之后，武术与人类学交叉学科的理论研究尤为重要。
人类学理论的丰富性为地域武术文化发展提供多种理论借鉴的同时，也给予地域武术文化的理论形成与构建带来了挑战。无论是从人类学早期的进化论、传播论’以及功能论、结构主义和实践理论,以及法国的社会人类学派和英国的文化人类学派，在这种理论体系庞大的知识结构中，如何找寻社会文化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建构人类学与武术文化之间的理论支撑与知识共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与人类学交叉融合的理论知识体系，这种研究与探索将是一个长期深人的过程。正如对一种地域武术活动的文化分析,在探寻其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时，究竟是马林诺斯基的功能需要说，还是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地域武术文化描述时，如何将格尔兹的“深描”与武术文化现象在“解释”中得到体现和使用；而在地域武术的文化问题上，实践理论对于指导武术文化发展的真正意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人类学学术视野中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就总体而言，人类学与武术的学科关系、武术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运用问题等等，都是应该重点关注和实现理论进展的研究领域。
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其实质是在研究民族文化如何通过武术形式的载体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文化的流动”始终是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给予关注的学术思维脉络。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大背景，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在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问题领域上，已经逐渐成为热点和焦点。无论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还是当前国家发展的文化软权利，一切都已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发展的时代，相信在地域武术今后的发展中，对此领域的研究会显得更加如火如荼，因为武术需要文化，因为民族需要文化。
最后想说的是，人类学既是一种文化图景的原始复原，也是一种文化力量的变迁重构，但最重要的是,人类学为武术的传统与现代，观察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文化理解的沟通与共享。无论是“他者”的视角，还是“地方性知识”的学习与理解,直至文化意义上探寻，这种务实的田野式作业方式和“实践性”理性似乎值得当代武术学者的认真反思,而这种反思的结果会引发几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中国武术保护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武术理论工作者可以脱离技术的规训而独立进行文化研究吗？如何理解传统武术的多样性与竞技武术的统一性？
4.结语
2015年10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会上设立了中国体育人类学专题会场，并且通过了成立“中国体育人类学二级分会”的倡议。从某种程度上，人类学与体育学科的跨学科融合也必然加速对武术文化研究的学理指引。在中国武术宏观层面研究的同时，微观式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则提供了坚实的田野实证素材和学术理论支撑，促使武术文化的整体研究更加丰富和完善。美国著名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讲到好的定义应有结果是把对术语的争论转变为对事实的不同看法，从而掀起进一步研究所需的争论。”那么，新学科的理论借鉴与实践运用，或许能为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更多学术帮助的可能。
陈振勇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