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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研究

来源:UC论文网2016-06-24 09:12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一系列重要思想之一,该思想的提出经历了阐述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到向国际传播、再到揭示其人类共同价值观基石的三个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治国理政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战略思想,不仅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也是传播中国“和”文化,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武器。只有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过程、深刻蕴含,才能更好地理解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大价值。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探。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第一阶段,阐释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与理念。随后,习近平在谈到两岸关系时,指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而在谈到国际关系时,他认为国与国应当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从而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与理念。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阐述了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即一方面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不是我赢你输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主张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从而将“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
 
  第二个阶段,向世界推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思想。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国际上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向国际社会福广。习近平在演讲中阐述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批判了殖民扩张思维、冷战思维,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享”的共同体,从而回答了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必然性、必要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样的共同体,标志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随后,习近平在诸多国际场合和外交活动中,不断传播、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第三阶段,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共同价值联系起来。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成熟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将“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回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演讲,将“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因此,应当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和具体方案,即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通力合作,通过解决共同面临的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和核不扩散等实际问题,来减少隔阂、培养互信,构建和谐世界。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蕴含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非只是概念或观念,而有丰富的蕴含,包括了为什么当今时代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1.客观上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观上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今时代为什么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认为,首先从时代潮流来看,旧的殖民体系和冷战对抗体系已解体,在和平与战争、发展与落后、合作与对抗、共赢与以强凌弱之间,时代潮流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其次,从国际力量对比来看,“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其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尽管美国仍然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迅速崛起的多强,以及众多地区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共同主宰人类命运的意愿极大增强。
 
  再次,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当代各国之间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社会。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国际社会客观上已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另外,从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和挑战来说,人类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地区热点、恐怖主义活动等让各国很难独善其身;面对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任何一国都很难独立面对;登革热、寨卡、中东呼吸综合症等传染性疾病虽然发源于某一国,但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此外,防止核扩散、打击跨国贩毒、维护世界和平,都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因此,思维不能“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而应当树立全人类是命运攸关的共同体意识。
 
  最后,从人类的共同价值来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的生成亟待我们在当今时代建立人类命运同体意识、观念。
 
  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享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共同体?习近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共享”的共同体,即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共掌世界命运。
 
  “尊严”是指一种令人尊敬、令人敬畏、独立而不可侵犯的身份或地位。而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尊严是与个人建立了社会关系的他人、群体和社会对个人给予的价值承认和尊重,并由此形成的个人在人们心目中那种令人尊敬、敬畏的地位或身份”131;从法律意义上说,尊严是人所享有的主体地位及其相应权利得到尊重。从主体不同来说,可以分为个人的尊严、社会组织的尊严、国家的尊严。而国家的尊严就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在国际法上和国与国的关系中,享有的主权得到承认,不受侵犯,并且主权得以实现的获得感。人类是“共享尊严”的命运共同体,就是所有国家、民族都彼此承认主权,“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彼此不侵犯、不干涉内政,从而产生尊严的获得感。
 
  “发展成果”是各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不断的改进过程中所取得的结果。虽然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共享发展成果”体现为各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结果的分配上,但从时间过程来说,“共享发展成果”就是“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是在发展进程中合理分配利益,从而形成双赢、多方共赢的发展模式。
 
  “共享安全保障”就是各国彼此确保各自不受威胁和面临危险、危害、损失,并不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甚至为维护自身安全而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此,“共享安全保障”是各国同心协力,合作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是“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
 
  “世界命运”是指对于人类从现在向未来发生转化的过程。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命运、人类命运确实被少数列强所左右,而当今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全人类共同掌握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一方面,各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各国的命运就是世界命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共掌世界命运首先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另一方面,世界是各国组成,非一国之事的“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
 
  如果说“共享尊严”主要是互相尊重主权,是主权问题;那么,“共享发展成果”就是相互尊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权,是发展问题;“共享安全保障”就是相互尊重彼此的安全权,是安全问题;“共掌世界命运”就是相互尊重治理权,是全球治理问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相互尊重主权、相互尊重发展权、相互尊重安全权和相互尊重治理权的共同体。
 
  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途径是合作共赢。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途径是合作共赢。合作共赢首先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坚持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为基本方法,坚持对话、协商合作,从而“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其次,在国际安全格局方面,抛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穷兵黩武的霸道做法,以及冷战思维,以“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为理念;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原则;以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核心作用、和平解决争端、国际合作为基本方法,来“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再次,在经济发展方面,抛弃放任资本逐利、缺乏道德的市场和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以“兼顾效率和公平”为基本价值理念;以“开放精神”为基本原则;以“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为基本方式,从而“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又次,在文明方面,以“人类文明多样性”为理念;以“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为基本原则,以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为基本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最后,在生态方面,以“呵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方式,从而“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大价值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有丰富的内涵,在当代更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增强文化软实力和重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价值。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虽然马克思没有对“共同体”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或者深刻阐释共同体的内涵与意义,但马克思的共同体观念是诸多思想紧密相联,甚至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都没有离开对共同体的探讨”[41。实质上,马克思在梳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基于血缘、地缘、语言、习惯等而形成的群体,表现为家庭、氏族、部落、原始公社等。马克思认为,不是因为所有制产生共同体,而是共同体为前提产生公有制。马克思并没有回答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本身就表达了马克思对这个共同体所持有的中立态度。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关系使得“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这“只不过是错觉”,而是形成了“彼此漠不关心”的货币、资本等“抽象共同体”和国家、阶级等“虚幻共同体”。151(m3)“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概念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对其所持的批判、否定态度,是“真正共同体”的异化。
 
  而“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的自由是以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不受拘束、限制地从低级走向高级,是“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和完善。而“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可以理解为个人间‘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转化。”m(P415)马克思进一步描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美好图景:上午狩猎,下午钓鱼,晚上讨论哲学。而这样的美好图景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看到的,那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文化道德素质极高,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因此,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那时才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可见,马克思所言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人人自主、平等、相互尊重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是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中立,对“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批判而提出的人类理想,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努力去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不同进程中,应当有什么样的共同体呢?或者说“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能否直接进人到“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认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阶段:对人类整体来说,仍然存在国与国、家与家的“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现阶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消除共同体的异化,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播了中国传统“和”文化,增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和”文化,而且“‘和’涵盖着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既是对这一文化基本精神的概括,也对这一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181。尽管人们对中华传统“和”文化的理解有一些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具有基本的共识。首先,“和”表达了一种和谐、平和、和睦之意,是各方面的协调、协同,“概括地讲,中国传统‘和’文化主要表现为和谐的文化精神、和谐的价值理念、和谐的哲学思维。”191其次,“和”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和为贵的处世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再次,“和”文化渗透到各种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有‘和’的观念渗透其中”?。因此,“和”文化是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家与家之间关系的价值观。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和”文化长期以来,主要是运用于调节中华民族内部人与自然、人与人、家与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扩展到当今之国与国的关系。习近平不仅多次在国际社会不同场合,宣传、阐述中国传统的“和”文化,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提出和平发展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和”的文化,主张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共掌世界命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鲜明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和“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和为贵的处世观,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的“和”文化。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中国传统“和”文化为底蕴,是“和”文化在当代外交治理方面体现出的现代价值[,充分扩展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执行力,从而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及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一般认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开端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前后,以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为标志。自那以后的国际关系,始终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西方世界以自身的价值准则,主导了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建构,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政洽、经济、军事、文化、国际规则等各层级。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以强权为国际政治准则,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盛行,以致有人发出“弱国无外交”的感叹。以掠夺为经济准则,列强不仅在早期掠夺落后国家、民族的自然资源,甚至直接将落后国家、民族沦为自己的殖民地。当代发达国家则凭借自身的科技优势,通过不正当的贸易,向发展中国家高价销售工业品,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性产业、落后产业,甚至直接将垃圾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在军事上,主张武力威胁,如冷战时期大搞军事威胁,冷战后则时常以军事热战相威胁;在文化上,提出了普世价值观,实质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全球推广,不承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在国际规则上,长期以来形成了有利于西方的国际法、国际惯例,在现代国际规则的形成中,西方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概而言之,近现代国际关系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价值理念,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大欺小、以强凌强为基本的行为模式。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以及冷战后的当代新兴国家不断地斗争,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但联合国的这一目标却“远未完成”。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改变近现代以来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确立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政治上主张平等、相互尊重,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经济上,反对有违公平正义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m;在文化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在国际规则上,要充分发挥全人类的智慧,共同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共同掌握人类的命运。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是为构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共掌世界命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作者简介:饶世权,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林伯海,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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