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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来源:UC论文网2016-06-07 09:23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历史中始终把纪律建 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纪律文化就是在 推进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由党的各级组织和全 体党员创造出的全部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史,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条件下仍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而体现这个本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党对纪律建设一以贯之的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政党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文化(以下称“纪律文化”或“党的纪律文化”)。2013年1月,习近平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纪律建设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迫切需要。当前,融合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政党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为丰富和深化党的建设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总体的研究较多,而对作为政党文化重要方面的纪律文化研究较少。深化政党文化研究,有必要把党的纪律文化纳人研究视野加以考察,努力获得党的纪律建设乃至党的建设的有益历史经验。
  
  一、什么是党的纪律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多个方面。作为一种硬约束,党的纪律体现在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之中。广义的纪律还包括在实践中形成的各种不成文的规矩。根据纪律和文化的一般定义可以认为,广义意义上的党的纪律文化就是在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由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创造出的全部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而狭义意义上的党的纪律文化仅指后者也就是精神成果。广义上的党的纪律文化有着多个层次的内涵。
  
  第一,以纪律意识为代表的精神层面的纪律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任何一种文化必然有来自精神层面的支撑方能形成。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的考验,连宣布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也因为特务的监视而不得不改变。这样一些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较少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由于这种现实的需要,加上作为建党指导思想的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极富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基因”。而在此之后,历经革命的锤炼,党员和党组织强烈的纪律观念、规矩意识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等更成为人们对于党的纪律文化的普遍认知。头脑深处的守纪律、讲规矩的意识,正是纪律文化的内核。没有这种意识,纪律文化就没有物质载体和精神支撑。有了这种意识,纪律文化的“活水”才能从源头开始流淌起来。
  
  第二,以党内法规体系为代表的制度层面的纪律文化。就大多数的形态来说,纪律都是成文的。作为成文纪律的表现形式,党内法规在党的纪律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守纪律、讲规矩的“基因”一旦确立,就会体现在党的建设和党的活动各个方面。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就已经存在着比较广泛的纪律要求,如“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m24“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等。在党的“二大”所制定的第一个《党章》中,更是对党的纪律专列一章予以规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W528随着纪律建设的深入,我们党越来越重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这就是要把党的纪律建设成果及时加以制度化以进一步丰富制度层面的纪律文化。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两部党内法规是在《党章》的基础之上,从引导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与加强纪律处分工作这内外两方面对党的纪律所进行的进一步梳理和规定,是党的纪律文化在制度层面取得的重大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党章》和其它党内法规设立的各级纪检机构、巡视机构等,本身也是制度层面的纪律文化的重要体现。
  
  第三,以监督执纪为代表的行为层面的纪律文化。纪律的生命力在于在于执行,监督执纪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纪律文化,是精神和制度层面纪律文化的延伸。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对纪律的严肃态度是分不开的。相反,如果只有重视纪律的口头声明,而在实际行动上不予执行就不能说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纪律文化。在党内生活中,凡是特别注意监督执纪的时期,政治生态就很良好、纪律文化就很浓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黄克功案件的批示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严明纪律,对于树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锻造党的纪律文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全党讲纪律、守规矩的氛围得到了空前巩固。历史实践充分证明,纪律不被遵守、不被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把党的纪律变成“稻草人”,最终损害党的纪律文化。
  
  此外,党的纪律文化还存在于一些其它的物质形态之中,比如关于党风党纪的出版物、音像制品和图片展览等,这些都是党的纪律文化的重要依托、重要载体和重要成果。以上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文化。
  
  二、为什么要重视党的纪律文化
  
  形式和现象是内容和本质的反映,政党文化反映了一个政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特质。政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政党的行为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纵观世界,虽然一些西方政党也有“党鞭”制度这样的约束机制,但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将党的纪律建设贯彻治党理政始终,贯彻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纪律文化的政党,是很少见的。可以说,纪律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列宁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所在,对于推动党的纪律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纪律文化是列宁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和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第一,纪律文化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是决定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与革命性一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人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而建立具有髙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之点。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二大”上,列宁在与马尔托夫的争论中特别强调了党员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要建设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政党,由此形成了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纪律和纪律文化的重要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文化本身具有先进性。纪律是纪律文化的物质基础和物质载体。在横向的比较来看,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它政党的根本区别。从纵向的发展来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依然是纪在法前、党纪严于国法。对于党的各级组织和成员来说,党的纪律的要求比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要高很多;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是执政党,但是这种执政地位给其党员带来的不是特权更不是“免死金牌”,而是更加众多的义务和更加严格的纪律要求。这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纪律文化与党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的纪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党的集中统一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换句话说,与“王道”相结合的“霸道”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泽东在这里把“有纪律”放在党的特征的首位,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正是在党的奋斗目标的感召下和纪律文化的熏陶下,党内生活充满着讲大局、守纪律的氛围,在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党的纪律文化在塑造了党的先进性的同时,也以自身的先进性成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二)纪律文化对推动党的纪律建设具有多重功能
  
  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这个工程需要党的领导人和全体党员站在已有纪律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党的纪律文化作为纪律建设的成果反映,对党的纪律建设具有多重的能动的反作用。
  
  第一,纪律文化具有对纪律建设成果的总结与传承功能。我们党具有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而纪律文化就是对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制度等各个方面成果的总结,是党的优良传统赖以传承的重要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上,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专门论述了党的纪律。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
 
    中共“七大”是在延安整风后党走向全面成熟的条件下召开的。这些规定鲜明地体现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成果和纪律文化的精髓。如今,党的纪律建设已经取得了比革命时期更为丰富的成果,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为代表的党内法规,对于党的纪律进行了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规定,党的纪律文化得以传承的基础更为牢固,党的纪律文化之水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流淌以滋后人。
  
  第二,纪律文化对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具有支撑与推动功能。作为一种历史传承,政党文化作为政党的精神力量已经成为支撑政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样,作为政党文化中的重要一部,纪律文化对党的纪律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依靠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党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即使在事业遭受挫折之时,因为有着严明的纪律,党也依然能保持团结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正风肃纪工作,以严明党的各项纪律为抓手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业已成为重要的治党思路。在此条件下,纪律文化的支撑与推动功能更加凸显。在国内外局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欲严明党的纪律,依然要继承和发扬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依然要发挥纪律文化的作用,必须在全党形成纪律文化的“文化自觉”,必须令全体党员充分认识到纪律的重要性以从内心自觉树立起强大的纪律意识。
  
  第三,纪律文化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规范与塑造功能。严明的纪律是党内生活的重要特征和重要保证,现行《党章》中对党的纪律单列一章更是显示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干部要经得起考验,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加强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的树立、塑造过程中,文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先进文化本身就具有感染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作用,除了令行禁止的严格要求、严格执行之外,“润物细无声”的纪律文化在纪律建设中也发挥着巨大的规范、引领、塑造和陶冶的作用,党的纪律文化一旦形成并发展成熟,就会对党员发挥规范和塑造作用,这种规范和塑造作用将如同治本的中药一样,对党员的思想境界进行根本性提升。
  
  三、怎样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建设
  
  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一样,文化建设也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党的纪律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建设,需要从精神、制度、行为等多方面人手,采取多种措施而不能“单打一”,着力培育“不想违反”“不能违反”“不敢违反”的党内纪律文化。
  
  (一)在精神层面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纪律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前已经取得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建设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也都非常强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党的纪律”也是《党章》在90多年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内容。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党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1950年5月,朱德指出:“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的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1996年1月,江泽民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肩负着这样繁重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政治上涣散是十分危险的。”这些领导人的论述既是纪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今天也依然是党的纪律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样的理论财富必须要“盘活”。指导思想只能有一个,在指导思想领域必须坚持“一元化”,老祖宗是不能丢的,否则极易引起混乱,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波匈事件”所留下的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故在精神层面,必须要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扬弃”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建设并引导党的纪律建设,这是在精神层面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建设的根本之策。
  
  (二)在制度层面加强并完善党的各项制度建设
  
  制度和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建立一整套体系完整、切实可行的党内制度体系是进行党内其它各方面建设的根本和基础,没有全党性的制度体系则其它一切方面的建设都是不稳定的。虽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第十二部分中,党的制度建设的排位由第四位降落到了第五位但是其重要性是没有任何削弱或降低的。作为精神层面上党的纪律文化的基础和依托,制度层面上的党的纪律文化建设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意义,故完善党内的选举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等各项制度是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由于纪律建设和纪律文化建设与党内的各项制度都紧密相关,所以制度建设作为一个大的整体不能搞“单兵突进”而必须要总体推进,同步推进党内各项具体制度的建设。
  
  (三)在行为层面严格执纪,用“三严三实”打造良好政治生态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有效运行,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有效贯彻,如果没有了落实与执行那么制度、法律法规就会变成“纸糊的稻草人”和“没电的高压线”,无法起到本应起到的作用,最后形成“破窗效应”而彻底沦为一纸空文。在法律法规、纪律规章的运行过程中,执行是产生实际效果的关键一环。行为层面上的纪律文化主要是体现在严格执纪上,精神层面上的纪律文化和制度层面上的纪律文化也要靠切实的执行来体现其现实价值。目前,从立法立规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已经相对完善,而如果能够将这些党内法规都切实落到实处那将是党的纪律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对党的纪律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了党的领导干部要做到“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切实落实党内各项制度、切实执行党内各项法规需要每一位党的领导干部甚至每一位党员从自身做起,而习近平所提出的“三严三实”正是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做到这一点指明了一条“从我做起”的具体途径,可以说其精神内涵贯穿了党的纪律文化的三个层面。在党的干部群体中,只要人人都多一点严和实,政治清明将变成美好现实,良好的政治生态亦将不是梦想。
  
  2015年6月18日,在香港立法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即“全国人大8.31决定”)进行最后表决时,建制派议员在表决开始前约1分钟集体离场欲造成立法会议事厅内法定人数不足、拖延表决以等待同属建制派的议员刘皇发赶回立法会一同投票;但是由于沟通联络上的技术性失误,8位建制派议员没有跟随大队离场,使出席议员达到37人(包括按照惯例不投票的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超过半数35人,符合法定人数,表决正常进行,导致“全国人决定”以8票赞成、28票反对的大比例被否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香港建制派出现如此重大的技术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系统,没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在短暂的表决倒计时5分钟里临时抱佛脚导致相互之间沟通混乱,一些议员犹犹豫豫甚至欲走又止,建制派中的自由党议员甚至没有接到任何离场的通知。当然,香港建制派是由多个政党和其它一些功能界别议员组成的“派”,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结构完整的“党”,二者本身以及所处环境都有着根本性区别,但是香港建制派的技术性失误确实给中国共产党从反面提了一个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执政党的兴衰关乎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执政党的纪律建设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在外部环境和市场经济等重大考验面前,能否继续保持严明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以进一步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能否经得起考验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忽视纪律建设,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分化面前,香港建制派的今天将很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明天,一盘散沙甚至走向完全分裂的状态也未可知。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文化建设对政治建设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也必然伴随着优秀政党文化的永续传承。在加强纪律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成为全党共识的当下,多层次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建设,发挥党的纪律文化的积极能动作用进而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是不可或缺的一手关键棋。
  
  作者简介:徐冀宁(1987一),男,辽宁鞍山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助教,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和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管玄同(1990一),男,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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